新时代农业教育发展的对策
摘要:农业教育是强农兴农之基,当前中国农业教育面临着高等农业教育“新农科”改革方兴未艾、农业技术推广效果差强人意、高素质农民培训供不应求等问题,难以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发挥应有作用。基于此,本文建议,应以粮食安全和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为主要线索,积极推进新农科建设,鼓励涉农人才扎根“三农”;从运行制度、激励机制等方面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队伍建设,畅通粮食绿色低碳生产技术推广路径;通过创新培训模式和培训方法、择优培训对象、丰富培训内容,完善高素质农民培育体系。
关键词:粮食安全;农业教育;新农科建设;农业技术推广;低碳农业
1引言
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是经济社会稳定繁荣的根基。无论是古代的“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还是如今的“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均体现出几千年来对粮食安全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粮食产业发展迈入了新阶段。一方面,中国既是世界第一粮食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又是世界第一粮食进口大国,提升高开放水平下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非常关键[1]。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世界粮食发展与安全格局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利用效率和风险防范亟待加强[2-3]。另一方面,在中国粮食生产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日渐凸显,粮食产业绿色低碳发展面临重大挑战[4-5]。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必然需要与时俱进,方能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
2农业教育与粮食安全关系演进
作为世界农业的起源地之一,中国农业源远流长,而农业教育则是伴随农业发展而出现的[16]。总体而言,农业教育与粮食安全具有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演进关系(表1)。追溯近代以来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大致经历了肇始时期(1897—1911年)、体系创立时期(1912—1949年)、曲折前进时期(1950—1978年)、探索改革时期(1979—1998年)、快速腾飞时期(1999—2012年)和革新发展时期(2013年至今)。
19世纪末,自然灾害频发,粮食安全危机日渐严重。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杭州太守林迪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创办杭州蚕学馆和湖北农务学堂,开创了近现代农业教育之先河。“凡民俊秀皆入学,天下大利必归农”。这一时期的农业教育理念主要受到了日本“劝农政策”、美国《莫里尔法案》的影响,旨在通过农业教育增强农民的知识素质、培养农业技术人才、缓解粮食安全危机①。1912年,封建帝制覆灭后,高等农业教育从学习日本转变为效仿英国和美国,其间涌现出一批农业教育家。抗日战争期间,许多农业院校西迁,乃至关停,农业教育在艰难探索中曲折发展。同时,由于战乱频繁加之灾患不断,中国粮食安全危机空前深重[17]。例如,1934年全国水稻种植面积较上一年减少0.87%,但单产却减少20.2%。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粮食生产的恢复和“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中国高等农业教育也经历了大规模院系调整,把中华民国时期效仿英国和美国构建的高等农业教育体系转变成效仿前苏联的体系。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给农业教育再次带来严重冲击。1950—1978年,中国粮食安全问题频发,尤其是“大跃进”时期粮食安全失去保障,粮食供给极为短缺。同时,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在探索中进行,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设置也几经调整。国家对农业技术推广定位逐渐明确,强调“农业科学技术工作革命化”“领导干部、科学技术人员、农民群众”三结合。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备受破坏的高等农业教育迎来恢复重建期。与此相伴的“承包责任田”“包产到户”等改革,激励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国家粮食持续增产、实现高度自给,粮食安全保障处于良好状态。20世纪末,我国农业教育开始关注人的能力发展,注重组织农民培训,通过完善农民技术职称评定制度和资格技术证书制度帮助农民获得真正的发展技能。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后,高等农业教育有了跨越式发展,农林院校的办学条件有了较大改善,招生规模、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调整稳步推进。与此同时,也逐步构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国家进一步调整了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定位,逐步推动了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和经营性推广的分离,粮食安全愈发得到保障。
3现阶段农业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3.1农业院校“新农科”改革方兴未艾,粮食安全亟须“高校智慧”
3.1.1耕读教育有待加强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就有了关于“天子籍田”的记载,即在春耕之前,天子示范种田,既是表达对农业的重视,也是对粮食丰收的祈福。“耕读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是人将粮食生产与文化教育相结合理念的体现。然而,在当前的农业类高校的教学培养模式中,存在“耕”与“读”分离明显的现象。一是对粮食安全的理论宣传教育重视不足。从笔者针对农业类高校大学生的调研数据来看,尽管92.53%的大学生认为粮食安全对未来的发展较为重要,88.18%的大学生认为开展农业教育有助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但仅15.27%的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主动关心粮食安全问题,14.09%的大学生较为了解粮食安全现状①。同时,农业类高校大学生的农业基础知识掌握得也不牢固。仅21.31%的大学生知道“世界粮食日”的具体日期,33.43%的大学生能正确说出“五谷杂粮”,43.35%的大学生知道“二十四节气”的具体名称。二是对粮食安全的实践教育有待进一步强化。作为农耕教育的组成部分,种粮实践是向大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和爱农奉农精神的重要措施。调查发现,63.18%的农业类高校大学生亲身参与过种粮,分专业排序是农学类(70.89%)>其他类(70.13%)>理工类(64.98%)>文史哲类(58.88%)>经管法类(52.33%)。农业研学是粮食产业的新业态,体现了粮食生产的多功能性。但调查发现,仅38.15%的大学生曾在校期间参观过涉农企业、农业庄园、农业创业园或农业实践基地,其中,理工类、农学类较高,但也只占45.03%、43.60%,经管法类则是39.49%,文史哲类和其他类较低,分别为17.86%和18.79%。
3.1.2涉农人才奉农意识不强
涉农人才培养是实现国家粮食长久安全的基础工程。粮食安全的实现需要一批文化知识和技术水平高、经营管理观念新的农业从业者加入。因此,引导具有较高职业素养和科学文化水平的大学生投身粮食产业相关的生产经营、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行政管理等事业,不仅能够将大学生所学知识运用到粮食生产相关活动中,也符合倡导多元化实现个体自身价值的时代精神,对提升务农人员整体素质乃至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惜的是,现阶段农业类高校大学生的奉农意识尚存提升空间。一是服务粮食产业的意愿不强。尽管77.1%的受访者认为农业类高校大学生对未来保障粮食安全的作用较大,但仅有32.65%的大学生明确表示希望自己未来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作(图1),其期望职业主要是涉农科学研究人员(49.26%)、农业技术人员(38.15%)、涉农企业负责人(36.67%)。另有8.43%的大学生明确表示不愿意,其原因主要是农业收入偏低(55.91%),就业机会少、不好找相关工作(51.97%),农业工作太辛苦(25.09%),农村环境不好(如生活不便等)(23.30%),社会对农业依然存在歧视(20.79%)以及没有发展前途(20.43%)(图2)。二是服务农村的意愿不强。粮食安全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无论是粮食生产还是乡村振兴都存在人才短缺问题。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不仅需要农民作为主力军,还需发挥大学生的作用,让其成为生力军。但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医疗教育卫生条件较差,难以对大学生形成吸引力,仅2.57%的农业类大学生的理想单位性质为建制村。
3.2农业技术推广亟待突破“最后一公里”,粮食生产绿色低碳转型不尽人意
3.2.1粮食绿色低碳生产技术推广门槛高
当前粮食产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与环境污染问题日渐突出,特别是在一些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地区,农业废弃物难以得到科学处置,给粮食产地生态安全、人体健康均造成了威胁[18]。在此背景下,于粮食生产过程中实现保供给与保生态的协调统一成为时代任务。这就需要加大粮食绿色低碳生产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力度,引导并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粮食生产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粮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助力国家“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然而,当前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对新技术的接受、领悟及应用能力不足[19]。加之近年来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外流,乡土社会地方性共识逐渐式微,进一步提升了粮食绿色低碳生产技术的推广难度[20]。
3.2.2农业技术推广效果提升空间大
作为农业教育的重要内容,农业技术推广有助于快速推进农业知识化、提高农业生产率,在推进粮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1]。然而,资金不足依旧是中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面临的主要困境。农业技术推广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属性,这决定了其主要经费来源是政府的投资,但市、县、乡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的实际情况使得农业技术推广经费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上述问题严重影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导致很多农业技术综合配套技术和农业技术示范工作无法开展,严重阻碍了农业技术推广进程。同时,乡镇农业技术推广人才队伍匮乏、青黄不接,人员结构不合理也严重阻碍了技术推广的脚步[22]。近年来,中国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单位缺乏对推广人员知识更新的培训,加之新进的专业人员较少,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综合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且在实际的农业技术推广中,推广人员往往视推广工作为一项普通工作,再加上他们对于农业技术的了解和认识比较有限,服务意识不到位,大大降低了农业技术推广效率。
4关于夯实农业教育基础,保障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
4.1推进农业类高校“新农科”改革
4.1.1以粮食安全为线索开展“新农科”建设
近百年来的三次农业技术革命对粮食产业的影响深远。第一次农业技术革命以矮化育种、杂种优势、化肥农药的应用为标志,大大增加了粮食产量,保障了粮食数量安全;第二次农业技术革命以生物技术应用为标志,既进一步增加了粮食产量,又提升了粮食的质量安全水平和结构安全水平;当前正在经历的第三次农业技术革命则以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为特点,强调粮食生态安全。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农科已难以满足粮食安全的新要求。基于“安吉共识”,全方位建设“新农科”已然势在必行[26-27]。一是面向粮食生产新形势,需加强科学技术攻关。资源硬约束的日益加剧、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峻使得确保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结构安全和生态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这就要求农业院校破解传统学科间的藩篱,提出农学、生态学、营养学、经济学、管理学及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复合解决方案,在粮食生产原始创新和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突破。二是面向粮食生产新业态,需调整学科和专业设置。除了经济产出之外,粮食生产还具有减碳、康养、文化等多功能性。农业教育也应主动布局新兴农科专业,积极服务绿色低碳农业、康养农业、休闲旅游农业、智慧农业等新业态的发展,解决涉农人才培养与粮食绿色低碳生产的适应性问题。
4.1.2鼓励涉农人才助力
粮食安全粮食产业能够为涉农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其发展同样需要高素质人才的加入。引导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质的涉农大学生投身粮食产业,有利于人才资源的合理分布,更能为国家粮食安全带来持久动力。一是完善粮食安全理论课,强化大学生粮食安全危机意识。一方面,将粮食安全作为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帮助大学生从消费需求、资源环境约束、供需区域性矛盾、品种结构性矛盾、种粮比较收益、全球粮食供需、突发事件等角度了解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提高居安思危意识,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另一方面,粮食节约减损既是绿色增产、确保粮食安全的另一重要途径,又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弘扬。需引导科学节约用粮,形成爱惜粮食、反对浪费的良好风尚,杜绝“舌尖上的浪费”现象。二是开设耕读教育实践课,增强大学生爱粮节粮意识。在通识教育方面,积极落实国家“一村一名大学生”培育计划,将耕读实践相关课程作为农业类高校大学生必修课,通过农业研学、农村调研、田间实践、虚拟仿真等方式,帮助大学生知农事、善农活,建立大学生与农业农村的情感纽带。在专业教育方面,可基于“科技小院”模式贯通人才培养,通过涉农专业师生共驻科技小院,协同开展粮食产业有关的实践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工作。
4.2改革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4.2.1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队伍建设
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具有公共性和公益性的特征。因此,履行好农业技术推广、粮食质量安全监管、粮食生产低碳环保等职能,需要从运行制度、激励机制等方面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队伍建设。一是进一步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选聘管理制度、考核评价和晋升机制。通过“优者升、庸者下”的制度保证农业技术推广队伍的合理性和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同时,可依据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岗位职责差异,细化、量化考核内容和方式,创新开展技术能力鉴定、技能考核等模式。鉴于农民是接受农业技术推广的主体,应把服务质量、农业技术推广受益度和群众满意度作为重要考核指标,从而规范推广过程、确保推广效果。二是提升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发展能力。加强跟踪指导服务,建立健全农业技术推广跟踪服务长效机制。可考虑将农业类高校定向服务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纳入考核内容,不以单次推广的受众范围等论成绩,而应强调跟踪指导服务的长期绩效。此外,在未来还可考虑全面推行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包村联户制,要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在技术指导完成后,定期进行上户指导、田间察看等。在“科技人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人”的基础上,做到粮食产前、产中、产后全程化技术指导,让农业技术推广打通“最后一公里”。
4.2.2畅通粮食绿色低碳生产技术的推广路径
新时代粮食安全要求在粮食生产过程中实现保供给与保生态的协调统一,而这就对粮食绿色低碳生产技术的推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绿色低碳生产技术采纳门槛高、技术推广效果欠佳等困境,需要构建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的推广机制。一是建立粮食绿色低碳生产技术任务清单制度。可由政府面向全社会发榜、实行招投标制,鼓励效率高、水平高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农业类院校以及涉农企业揭榜、投标,负责推广清单中相应技术推广任务,最终由政府部门给予专项补助。同时,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类非政府机构和个人参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充分发挥村干部、龙头企业以及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作用。在粮食绿色低碳生产技术推广领域,逐步形成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与非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并存的竞争局面,进而提高粮食绿色低碳生产技术推广服务质量与效率。二是建立和完善粮食绿色低碳生产技术用户奖励、补偿制度。粮食绿色低碳生产具有正外部效应,有助于农业碳减排,这就决定了有必要引入市场机制推动正外部效性内部化。对农民而言,粮食绿色低碳生产技术的采用可能会带来更高的成本,从而导致其种粮收益进一步受到压缩,这就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程度补偿。因此,除政府给予相应的减碳补偿以外,可借由全国碳市场快速发展之际,通过碳交易机制,实现对粮食绿色低碳生产技术采用者的市场补偿,从而提升农民对于粮食绿色低碳生产技术的采用意愿与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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