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知识分子转型与新文学两种思潮

　　鲁迅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斯巴达之魂》来表达他的愿望?这也是鲁迅的第一　部小说，他是用文言文写的，写得是激情昂扬，完全不像后来冷峻的鲁迅。斯巴达是古　希腊一个城邦，这个城邦的公民讲究尚武精神，非常狂热，他们为了一个信念，一种国　家主义的道德观，常常表现出热血沸腾、甘愿牺牲。当时强大的波斯国来侵犯，斯巴达　300壮士随国王出去打仗，结果都战死了。其中有2个人，因为患眼病去治疗，得以免死　。他们两人意见分歧，一个带着奴隶重返战场，结果也战死了。另一个不愿意去死，就　回到家里，可是自己的妻子正在与情人约会，——据说斯巴达城邦法律规定女性可以自　己找情人，也可以与情人生孩子，都是允许的。这大约是斯巴达的男人比较容易牺牲的　缘故，但后来欧洲的女权主义者把斯巴达的女性理想化了——这时，那位女权主义先驱　者堵在家门口，不让丈夫进去，她说：人家都死了，你回家来干嘛?这个人嗫嚅地回答　：我爱你呀。妻子听了就更加生气了，说：你如果真的爱我，就赶快去死吧，否则我去　死。于是那女人就用刀自己抹脖子自杀了。这个逃回来的丈夫羞愧之下又重返希腊军队　，终于在一场击退波斯国的大战役中也牺牲了。但是，当希腊人正议论要给他立烈士碑　的时候，他妻子原先的那个情人出现了，说出了自己的情人以死激励丈夫的情景，于是　希腊人为那位逃兵的妻子立了碑，这个叫作阿里司托戴莫斯(Aristotle，鲁迅译作阿里　士多德摩)的人还是白死了。不过他也没有白死，许多历史著作都记载了这件事，他仍　然名垂不朽。后来有个电影《斯巴达三百壮士》，内容有点不一样。但斯巴达精神一直　流传，形成西方古希腊的一个传统。虽然斯巴达是个小国，但斯巴达精神到今天为止还　在被人传说，被人们记着。这种精神就是一种狂热的、偏执的、爱国的、自我牺牲的精　神。

　　一

　　“五四”这个概念是非常含糊的，准确的说，应该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　次学生爱国运动。但是，我们今天在讲“五四”的精神，不仅仅局限在这个爱国运动上　，我们往往把它衍生到从1915年开始的整个知识界的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它是以　文学领域的语言革命和形式革命为契机而深入展开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大的新文学思　潮。

　　现代知识分子是由原来的士大夫阶级转化而来的，士大夫阶级的基本价值是在庙堂上　，那个时代的读书人通过对朝廷效忠来发挥他的能力。所以，传统士大夫阶级价值取向　非常狭小，官做得越大，就越可能为国家做出大的贡献。所谓“学而优则仕”就体现了　这种传统。

　　到了20世纪，通过科举进入庙堂的传统仕途被中断，取而代之的是学校，是现代大学　。科举制度跟我们今天的高考制度有本质上的不同，它是为朝廷培养人才的，它通过科　举制度一级级地考，最后由皇帝来钦定你做什么官。古代读书人如果一辈子做不了官，　就什么都没有了。到了现代社会，这样一个机制就中断了，并转化为今天的现代教育。　现代教育中没有一个制度是可以推荐博士生毕业去当局长、硕士生毕业去当处长，因为　国家干部培养是通过另外的渠道。现代学校的功能是为社会培养人才。所以，一个合理　的教育制度，跟社会人才机制是吻合的。过去为什么师范那么发达?就是因为国家需要　普及教育，需要大量的师范生;现在为什么金融、计算机专业比较热门?是因为社会需　要这方面的人才。现代教育机制是根据社会需要的变化来设置教育规模和结构。这样一　种现代教育机制，导致人才为社会服务。这就是我经常强调的“知识分子的民间岗位”　。我们今天的读书是为了在社会上求职，为了在社会上求得一个岗位。在这个前提下，　比如，学生毕业以后进入到某国家机关里去当公务员，那也是作为一个岗位，而不是一　个官的概念。而社会有无数的工作岗位，并根据各种专门技术分出范围，如医生的岗位　，教师的岗位，传媒的岗位，技术人员的岗位，做生意的也有商业的岗位等等，学校需　要根据不同的专业设置来与社会人才需求发生直接的供求关系。

　　那么，当职业精神非常清楚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力量、知识分子的精神体现在哪里?　古代读书人有一个基本的发展思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由下而上的理想　。意思是说，读书人首先把自己管好，修身养性;把自己的家治理好，过去的家一般是　指大家族;再上去就是要把国家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了以后，我们就能平天下。这个“　天下”有点像今天常说的“当今世界”的概念。所以当时知识分子的理想和他的活动空　间是非常清楚的。比如曾国藩，他先是修身养性;然后进一步是治家，他练的湘兵都是　当地的家乡子弟兵;后来太平天国起义势如破竹，他就带领子弟兵为国家打仗，那就是　民间起兵治国。到晚年了，曾国藩掌握了清政府的重要权力的时候，他却更加关注文化　，中兴儒学。明代徐光启翻译《几何原理》并没有译完，他就组织人重新引进西方的《　几何原理》，企图重新推动中西文化交流，那就是我们说的“平天下”。曾国藩是中国　封建士大夫理想的最后集大成者。他以后整个世界的局势都变了。现在的知识分子，不　可能再做这样整体性的工作。于是就转换为直接为社会服务，拿自己的知识、文化、道　德修养来为社会服务，做任何一个工作，都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都有荣誉感与价值体　现。原来知识分子是人上人，现在就变成一个很平凡的社会成员。但是，在这个转换过　程中，治国平天下作为一个读书人的愿望，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没有消失，也不会消失　。这是一个潜意识的积淀。中国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就是在这样的传统中发展过来的，到　今天，这样一种精神还是存在的。

　　另外，就是近代西方社会传过来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现代知识分子首先要　有一个社会的民间岗位，这是一个前提，知识分子首先是有他自己的专门知识或者技术　。有些人也关心国家大事，像出租车司机，他也会骂街，骂领导，骂警察，但是这不叫　知识分子，只是一般老百姓发发牢骚。其次，光有这个岗位还不够，他还具有一种超越　了职业岗位的情怀，对社会、对人类发展的未来有所关怀。这是比较抽象的，但又是一　种很本质的东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看到社会上很多现象，不会就事论事地来讨论　，而是上升到一个很高的角度：我们中国的前途怎么样，中国的未来会怎么样，中国和　世界的潮流怎么样，等等。他要透视日常生活的问题来考虑我们国家的未来，考虑世界　的未来。这样一种关怀在过去是通过很壮烈的行为来体现的，比如像俄罗斯的民粹派、　法国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通过宣传、坐牢、革命甚至恐怖行为来达到他对社会的关怀　。这样一个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但这样一种精神还体现在我们现代知识分子身上。

　　这样一种俄罗斯式的、对人类社会有终极关怀的精神，加上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治国平　天下的理想，两者结合起来，就构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状态。这两种传统是　有矛盾的。知识分子有一种独立的精神，他通过自己的职业尊严和知识尊严，可以不依　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像陈寅恪先生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而士大夫的治国平天下是通过最高政权，通过皇权、忠于朝廷而达到权力，达到治理　国家。两者之间相互有矛盾，但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却是紧密结合的。中国知识分子　总是很自觉地把自己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政治力量结合起来。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摆脱不了参与新的国家建设的热情，现代中国的几次政权变　更新旧交替，都不缺乏大量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与参与。

　　因此，我们所说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实际上已经不是通常说的学生爱国运动，而　是整个知识分子在转型过程当中，必须要寻找到一个代表他形象、表达他声音的这么一　种方式、一种渠道。这个方式和渠道恰好被陈独秀、胡适之、蔡元培他们找到，他们利　用、创造了一个有学校、有杂志(我们今天说就是媒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他们自身拥　有的来自西方的思想学术，通过这三个东西结合，构成了一个新的现代的知识分子的岗　位。这个岗位里面透彻了职业和精神两个方面。首先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职业，他们写　书要换稿费，教书要拿薪水，杂志要投入市场运作，赚钱赢利。但是，除了职业以外，　它还有高于职业的这么一种精神能量。而这两者的结合就构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民间岗　位。

　　二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新文学思潮。我想以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的作品为代表，来　讨论这个文学思潮的某些特征。为什么我们不讨论像陈独秀、胡适这样一些更有名、更　具有原创动力的知识分子作为了解这个运动思潮的代表?一个原因是我们讲的是新文学　思潮而不是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我们要限制在文学上讨论这个问题。当然陈独秀、胡　适在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上也都有他们的贡献，但从文学创作来说，周氏兄弟更有代表　性。我一向以为，要研究一种创作思潮，不能只看他们的理论宣言，更重要的是读他们　的创作，从这一思潮的最有代表性的审美倾向中来把握思潮的文学意义。周氏兄弟的文　学创作及其审美倾向，反映了“五四”新文学思潮的一个基本倾向和两种发展趋向。

　　周氏兄弟在“五四”前后新文学开创时期的文学活动有许多相近的地方。他们都是从　章太炎那一路学术转向新文学，对旧的传统文化充满了批判的热情。他们对新文学又都　是后起者，原先也不属于《新青年》文人集团的主角，但是一旦登上了文坛，立刻在创　作上显示出新文学运动的真正实绩。鲁迅的小说和杂感，周作人的散文、新诗和文学理　论，都是胡适、陈独秀所不及的。胡适曾经说他们这一般人在新文学初期“提倡有心，　创作无力”(注：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参见胡适纪念馆编印《胡适讲演集》(　中册)，1978年修订版，第385页。)，但对周氏兄弟的创作成绩却是承认的。但周氏兄　弟的创作成就虽然很大，他们各自所走的道路却很不一样。不仅是创作的艺术风格不一　样，而且在风格背后体现出两种完全不同，但又是同根同源、相辅相成的精神传统。这　两种精神传统与“五四”新文学思潮中知识分子的两种价值取向又是联系在一起的。所　以，我们通过阅读和研究周氏兄弟的作品可以大致了解新文学思潮的趋向。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佩服周氏兄弟。当他们在接受西方的时候，都关注了非常深　远的东西。从表面上看，鲁迅与周作人的个人风格完全不一样，这些比较的话很多人都　说过了。鲁迅好像也没有专门谈论过古希腊的传统，但是，在追寻西方文化源头的意向　上，研究者们似乎很少注意到鲁迅最早的一篇小说作品，在1903年的时候，鲁迅发表了　一篇小说《斯巴达之魂》。这篇作品有点像编译的，过去一般学者把它当作翻译作品，　很少当作鲁迅的创作来研究。但是，至今为止，好像也没有人指出这部翻译作品所依据　的原本(注：《鲁迅全集》第7卷收入了《斯巴达之魂》，但没有注明本文是根据何种原　本翻译的。日本学者山田敬三的《鲁迅世界》一书中讲到《斯巴达之魂》，指出该书“　出典不明，但文中的‘愿汝持盾而归来，不然则乘盾而归来’的句子，与《新民丛报》　第13号第5页的‘愿汝携dùn@①而归来不然则乘dùn@①而归来’(斯巴达小志)极　其酷似，照例应出一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但真正的出处仍然没有揭　示。而这文中所引的这句话，出自普鲁塔克《斯巴达妇女的言论》，收其《道德论集》　)。见裔昭印《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转注。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　79页。)。鲁迅后来对自己的这部早期作品也抱以少见的羞涩态度(注：鲁迅在《集外集　·序言》里承认这篇小说是他在编杂文集《坟》时自己故意删除的。因为：“我记得自　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　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欲　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　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鲁迅全集》　第7卷，第4页。))。在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常常把翻译也当自己创作，那个时候是　不算剽窃的，因为它表现了作者自己的一种选择和一种提倡。当鲁迅在日本的时候，很　多文章都是把人家东西编译过来的，如《摩罗诗力说》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可是为什　么对这篇小说却一定要强调它是翻译作品呢?至少，小说中所出现的神采飞扬、慷慨激　昂的文言语言和民族主义的煽情，应该是鲁迅创作中非常独特的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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