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屠格涅夫及其创作
内容摘要：19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在社会历史条件与文化传统的共同催化下，以众多拥有世界性影响力的经典作家和永恒作品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蔚然大观。本文以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及其作品为例，通过观察艺术性与思想导向性、作者立场与舆论期待等方面的矛盾现象，解读屠格涅夫与其作品人物的困境，也为立体观照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一个有益视角。
关键词：屠格涅夫 矛盾 困境
19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不仅以众多拥有世界性影响力的作家作品雄踞世界文学史册，而且在流派权威地位上，也为俄罗斯文学打开了新局面。世界范围内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最早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文坛，但后来居上的发展速度与规模、多样化的创作方法使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家与不朽作品喷薄而出，形成世界文学史层面的蔚然大观。与俄国文学中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相比，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表现出更深层次上的独立性、可塑性和超越性，影响源的光芒已经被遮蔽或者说相形失色，因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远不再被首先认为是追随者身份，而是接近世界范围内现实主义文学的主导地位。
在社会历史背景与文化传统的共同催化下，19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成为世界文学百花园中的璀璨明珠，也成为研究俄国思想的宝藏。在多样化的创作流派与方法背后，思想性成为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灵魂标签，常出现作家、思想家、批评家的身份重合于一人的情况。俄国作家与大众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作家所负使命感的外在催化剂，大众对作家越来越强烈的期待加速驱动着作家对现实的观照与思考。这一方面反映出俄国民族意识的高涨，大众渴望与民族未来走向、个人生活去从、乃至行为道德评判有关的指导，而另一方面，思想性经时代之火点燃往往容易演变成为战斗性，这也构成了对作家的外在舆论压力。即便俄国作家已经先天性地带有公民使命感，但并非每一位作家都愿意把思想战斗作为自己在创作中的主导动机，而且并非每一位作家都能够或者愿意成为一个提供理想答案的人，成为所谓的民族生活的拯救者、道德与人生的判官和引路人，这与作家的思想立场、创作理念、对待艺术的态度都有关联。
屠格涅夫是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流派中一位突出的西方派作家。贵族出身的屠格涅夫自小接受优质教育，并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德国的留学经历使他确定自己会成为西欧主义者：“我纵身一跳，钻进‘德意志海’里，它一定能给我涤尘荡垢，使我新生，当我最后从海浪中游出来的时候，我毕竟变成了一个‘西欧主义者’，并且永远是‘西欧主义者’了。”（屠格涅夫1962:3）对俄国农奴制现实的不满，是屠格涅夫终生不变的态度，但对俄罗斯的故土深情仍是任何异域生活、任何西欧主义思想所不能涤失的。他一生中数次往来俄国与西欧，且长时间生活在西欧，但他的作品几乎从未离开俄国的社会背景，反而比很多常年定居国内的作家做到了更为客观的观察，并且持有更为冷静的态度。他曾这样提及自己出国的原因：“不能同我憎恨的对象并存，呼吸着同一种空气……我必须离开我的敌人，以便从我所处的远方更有力地向它进攻，”“假若我留在俄国，我就肯定写不出《猎人笔记》”。（纳乌莫娃1982:72）这一方面可视为屠格涅夫西欧派立场得以形成的原因，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屠格涅夫与对象保持一定距离的观察方式，换言之，屠格涅夫的西欧派立场是为了更好地观察斯拉夫民族。与此同时，他对西欧主义的态度有相当大的温和性，这也和他的贵族出身以及改良主义立场有关，如此也可以解释他在主持《现代人》杂志这样的西欧派阵营刊物期间，密切关注着斯拉夫派倾向的作家，且生性温和的屠格涅夫与多位有西方派倾向的俄国作家产生分歧甚至导致决裂的原因。贵族出身的屠格涅夫在西欧派与斯拉夫派之间表现出摇摆与中立的矛盾倾向，这在潜移默化中也难免会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
屠格涅夫对自己的贵族身份本身也持有一种相对矛盾的态度，他常说：“厌恶我自己，厌恶所有那些安闲、富足的人。”（屠格涅夫1986：160）1762年贵族解放以后，国家对贵族实行了大松绑，但随之而来的则相应是贵族与社会联系的增强。贵族解放卸下了贵族作为即召即到的“宫廷高级储备军”的身份，贵族的义务由全民共同分担，导致与贵族兵役制相连的农奴制亦面临挑战，因为牵制农家、贵族、农奴之间的义务关系线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参阅金雁2012：414）“当贵族争取解除其对国家的强制服务时，农民也希望国家解除其对贵族的强制服务”。（普列汉诺夫1996：87）当解放农奴成为一种道德呼吁、合理诉求时，贵族所接受的来自农奴的单方面供给相应地越来越失去社会和心理基础。当真正面临解散农奴的决定，即便是贵族中接受过先进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无法或不忍与这样单方面的服役关系决裂。他们为自己置身其中的不道德的供需关系、为自己丑恶的农奴主身份感到愧疚和罪恶，但又无法下决心解放农奴，因为此时的贵族仍处于长期由农奴打理庄园、并靠庄园寄生养老的循环中，且刚刚得到解放的贵族多半对庄园事务尚处在一无所知的状态。在不承担庄园事务的时候，贵族知识分子表现出反对农奴制的激进态度，流露出较强的自由主义倾向，而当贵族真正要面临失去农奴制特权的时候，又意识到若要将自己与其剥离，其实还需要一定的转化能力，所以转而以人道、忏悔之名来疏解这种愧疚感和罪恶感。如此造成的是，贵族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严重的怀疑与矛盾。（参阅金雁2012：415-417）屠格涅夫后期在自己的庄园里终于解放农奴，但此时，正如他在《猎人笔记》中反映的那样，一些勤劳智慧的农奴反而并不想脱离农奴主及其庄园，他们并没有为长远地承担兵役和租税并独立生活做好打算。一些农奴甚至由于酗酒而很快卖掉了自己所得的土地。解放农奴的理想与实际效果的落差，成为屠格涅夫所思考的又一矛盾性问题。
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屠格涅夫首先是以艺术家的视角来确定自我立场的，他坚持以遵循生活真实和艺术逻辑的良心和勇气超越狭隘的政治标准和小团体观念。“现实主义要求冷静、精确地剖析现实，但并不排斥主观倾向和理想，只是要求这些主观倾向和理想在艺术形象的客观描写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无须直白。”（卢铁澎2015：160）。而屠格涅夫在创作中对主观倾向和理想的态度似乎更为淡化。他不是那个要确定是非的判官和引路人，而是更多地只想按照艺术真实的态度去反映生活。他在谈《父与子》的创作时说：“我看到许多接近和同情我的人对我表示一种近乎愤怒的冷漠，而从我所憎恶的一帮人、从敌人那里，我却受到了祝贺，他们差不多要来吻我了。这叫我感到窘促……痛苦；但是我没有受良心的责备；我知道得很清楚，对于我所描写的典型，我的态度是诚实的，我不但没有抱有成见，而且还很同情他；我非常尊重艺术家、作家的使命，我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昧着良心。”（屠格涅夫1962：89）出于同样的原因，《贵族之家》中的拉夫列茨基在争论中压倒潘辛，也就是作品中的斯拉夫主义者打败了西欧主义者，这是令屠格涅夫感到完全合乎情理的结果，他说：“因为，在这个场合，照我的理解，生活正是这个样子。”（屠格涅夫1962：89）出于这样的艺术立场，屠格涅夫避开了民众期待赋予作家的判官和导向者的使命所带来的困境，但却又被动陷入了另一种矛盾境地。《前夜》发表后，支持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的文艺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写下《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作为回应，将屠格涅夫的这部小说视为对新时代的呼唤与启示，对作品的革命性大加赞赏。屠格涅夫对这种忽视作者艺术立场的、片面的“革命性”解读难以接受，后来就此展开的屠格涅夫与革命民主派的激烈争论，成为对这一矛盾的重要阐释。
整体来看，从屠格涅夫的具体作品里一定程度上可以见出现实所处困境的折射，但其中的思想导向性几乎是以最小化的程度体现在作品中，至多不过是细微的环境衬托。因为屠格涅夫并未打算通过创作而成为评定生活与道德的圣人，这也是他坚持的创作立场。他笔下的人物困境来自于先进的社会思想与所在阶层固守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来自于拥有行动的决心与实际力量尚为弱小之间的矛盾。但在他的笔下，主人公思考与抉择的共同结局都有一定的相似性：《贵族》中的罗亭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牺牲在巴黎街垒之上；《前夜》中的英沙罗夫在赴保加利亚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途中病逝；《父与子》中巴扎罗夫在解剖尸体时死于病菌感染。这些作品人物没有迎来最终的胜利，最终没有走出各自所面临的来自个人与时代的困境。
解读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及其作品中的人物，尤其要建立在对作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由于艺术性与思想导向性、作者立场与舆论期待等多方面的矛盾关系，作家本人可能与其作品中的人物陷入各自所属的困境之中。解读这样的困境有助于进一步梳理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为立体观照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一个有益视角。
参考文献
[1]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2]卢铁澎：《文学思潮论》[M]，人民出版社，2015年。
[3]纳乌莫娃：《屠格涅夫传》[M]，刘石丘、史忠宪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4]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M]，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
作者：张芳丽
《略谈屠格涅夫及其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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