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现代女性文学中女性自我蜕变方向的差异

　　【摘要】 受时代、国情、价值观、民俗、民族意识等方面的影响，中日现代女性文学对女性形象、情感、价值观等方面的描述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文中从中日现代女性文学作品中女性自我蜕变的方向及分析方式的差异着眼，尝试分析中日现代女性文学中处于凝固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轨迹及表现，归结出影响中日女性自我蜕变的因素。

　　【关键词】 中日现代女性文学,女性自我蜕变,差异

　　时至今日，现代女性文学中的女权运动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无论是身体写作、抹杀父权、叛出家庭还是回归到“生育的性”，女性作家对自身精神完满、自由的追求，对身体自由及主权的重视，都使得其在现代女性文学中不断以各种鲜活的形象进行自我蜕变和“他我”蜕变。自我蜕变主要指女性作家笔下对女性的思考，而“他我”脱变主要指男性笔下对现代女性自我蜕变的研读及分析。受到国情和文化等差异的影响，中日现代女性文学中女性自我蜕变的方式及发展取向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在谋求女性精神与肉体解放方面，以及重塑女性地位与精神记忆方面的某些行为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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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日现代女性文学中女性蜕变分析的趋同性

　　对中日现代女性文学进行研究，离不开男性、女性作家在文中对女性自身精神与记忆的刻画、描写、分析，尤其是对其动态发展情况的研读。常态下，描写者一般使用第一人称或者第三人称进行描述，而内容也大多是女性的思维主体、经验主体、言说主体以及审美主体等。在中日现代女性文学中，作者对女性自我蜕变的阐述，或基于女性情感、生命，或基于超性别的女性意识、女性生存视角，来展示女性独特的理念、魅力、生存内在等，呈现不同发展阶段女性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挖掘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隐藏在灵魂最深处的寂寞、彷徨、坚强、轻浮，清晰的展现其呐喊或者独白，解读女性在不同发展阶段特有的信仰与理念等。

　　中日现代女性文学中对女性成长尤其是内心变化状态的分析，基本以传统理念及社会生态环境中对女性地位、存在价值的界定为抨击、评述、对比对象。也正因如此，即便中日传统观念对女性身份、地位、存在价值等的界定不同，但是均以男权社会的观点为基础，揭示的方式也是通过描述家庭、情感、性、妊娠、生育等对女性的伤害，以及女性对这些方面的要求来表达的。

　　二、中日现代女性文学中女性蜕变表现的差异

　　与中国相比，日本传统观念更是歧视女性角色，认为女性的肉体就是用来传宗接代、生儿育女的工具。此理念具有鲜明的男权主义色彩，能清晰地体现出男性对女性角色自我欲望发挥的压迫。但是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男性对女性附属作用这唯一的界定相比，日本现代女性文学中对女性精神与肉体等形象的界定，更趋向于人性化。在日本现代女性文学中，女性自我蜕变的形成和表现，正是如何摆脱“生育的唯一性”的过程，即打破所谓的“结婚——妊娠——生育”的命运，从肉体解放入手，逐渐尝试体验“女性的性”。但此种解放具有相对性、片面性、局限性，比如过于赞美女性的肢体，如裸足、子宫、乳房、臀部等的优美，而忽略了此种解放是对男权灌输给女性肉体记忆的反叛，忽视女性的独立主体作用及内心的解放中的主观意识挥发要求等。

　　相较之下，中国现代女性创作的历程已有三十多年，其作品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以及对女性自我蜕变的剖析，确实是从“叛逆女性”形象的塑造方面着眼的。“五四”运动阶段无疑是女性觉醒的起点，此时期的女性形象以及女性作家均从不同层面展示出了对传统的反叛。女性现代意识流露，大胆追求恋爱自由及个性解放，以爱情方面的自我知觉为叛逆意识觉醒的体现，因此作为新女性也被称为“争自由恋爱者”。在“五四”之后，现代女性文学中的女性蜕变逐渐体现出了“作”的意识和趋向，同样是以叛逆和抗争作为分析切入点。“作”这种叛逆呈现出了极端化，比如重视极致的“自我”，极致的“欲望”，其反叛的对象与重点不再仅仅是父权和夫权，还包括女性群体对“作女”们的束缚与桎梏。与日本现代女性文学中，以反叛男权和社会传统观念对女性形象的定位相比，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女性形象的蜕变过程中，抨击和对抗的对象还增加了女性本身以及女性群体。因此，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蜕变更具有多重性、复杂性和极端性，其体现出的女性蜕变方式存在“超越性”以及“拟成熟性”。

　　三、中日女性文学中女性自我蜕变方向的差异

　　1.基于对欲望及“真我”追求的差异

　　在现代日本女性文学作品中，生儿育女是女性身体记忆及职业要求，精神记忆则是以贤妻良母为标准的。在近现代女性作家们的作品中，女性开始反叛传统的精神记忆和肉体记忆，即否定传统思想对贤妻良母形象及生儿育女功能的定位，从根本上颠覆和重新解构两性关系，尝试彻底否定“生育的性”。1947年日本《民法和刑法》废除通奸罪和家族制度，女性群体的婚姻观、价值观出现新的变化，如岩桥邦枝提出的爱情与婚姻不能混为一谈，家庭生活如果只有责任没有爱情，婚姻就只能成为男女追求安定生活的一种手段。其作品中的女性与命运抗争，否认既成伦理与道德，倡导恢复女性对身体与情感的把控，而不是被“生育”、被“把控”。其坚持婚姻自由、生育自主的态度，在20 世纪70 年代到80 年代成为女性作家笔下嫌弃甚至厌恶的“母性”。此种依赖于女性本能觉醒所产生的女性反叛意识，在女作家的小说中大多成为追求身体、心灵极致的原因。

　　相对而言，中国近现代女性作家笔下描写女性对欲望的追求，却是为了体现出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或者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中国女性文学作者大多以女性为主，更侧重描述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男性形象，以及女性的自我挣扎，对自我人格理想载体实现的希求等。但是此阶段的女性并没有完全脱离男性而独立存在，大多挣扎和彷徨于是否放出内心的欲望及渴望，承认性与男人的关系，或者过度夸张性与欲望，妄图以此获取新生活，就如《北极光》中的岑岑。或者以此来拷问灵魂，进行严厉的自审，向自己坦白，分析并展示自己在当前社会体制与环境中的“本我”需求。在此方面，《隐形伴侣》中张抗抗所展示的女性对历史发展轨迹及对女性定位的反思则对女性蜕变的剖析更为直接和深刻。从《隐形伴侣》到风靡一时的《欢乐颂》，无一不体现出近现代女性对“我”和“非我”的抗争。压制甚至压迫女性的本我，使女性在欲望与非欲望中徘徊，窒息、被扼杀或者抗争、潜意识的挣扎，成就难以摆脱的“我”等，均属于女性在历史形成观念下具有遗传基因特质的自我压抑。

　　2.基于女性自我实现价值及能力获取的表现差异

　　是否接受他人及时代所给与的“真实”，臣服?抗争?是近现代中日女性文学中女性形象蜕变、意识觉醒的主因之一。大庭美奈子笔下的女性，从开始梦想与男人之间关系对等，到发现绝对的自由仅仅是幻想，都是以承认男权为前提的。女性挣扎于性交是否与生育相关，挣扎于是否以怀孕和生育的方式顺应世俗，实际也是在追求性自由的过程，是从彻底否认“生育的性”、“嫌弃母性”逐渐向追求“近代的自我”的一个过程。

　　在尝试否定男权的过程中，三枝和子提出女性可以自我管理身体，可以抵御男性单方面的要求，可以摆脱家庭对女性职业定位的束缚，甚至可将不生育视为一种实现自我的仪式。此种观点所暴露出的日本女性自我蜕变源自于对固有女性角色的抗争，而并非真正地了解和辨识自我，并非从身体与精神两个层面着眼。简而言之，日本现代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蜕变是摆脱“生育的性”，其认为这是女性可以在性爱中获得快感并在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真正地、完全地解放女性身体、意识并获得力量的一种途径。只有男人与女人的关系解体，并重新构建出新的关系，甚至将男性固有形象颠覆，成为可以“被观察的客体”，才能对抗一直掌握话语权的男性群体。在这一方面，以富冈多恵子、仓桥由美子对女性母性角色的彻底否定为典型代表。

　　同样，从对女性肉体记忆的颠覆方式入手，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对女性蜕变的着眼点也没有彻底否定男女关系，女性作家们尝试在两性关系中找到平衡点，比如渴望拥有自由意志及强大生命力的男性引导自己肉体与精神成长等。此阶段女性的抗争大多停留在思考层面，有信念却无实践的支撑，有实践却无自我肯定的思想支持。女性渴望自主独立的个体人格，但是也承认自己与男人一样具有与生俱来的弱点，承认并尊重弱点，并对此始终保持警醒。在女性自我蜕变的过程中，存在放纵弱点和束缚弱点两种倾向，这是女性在心理习惯和传统文化价值规范的双重束缚下，关于情感审美表现的变更，比如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中出现的“情爱女性”。

　　近几年中，女性作品里女性的自我审视已经逐步脱离对父权与男权的叛逆和抨击。当经济的独立成为思维、精神独立的重要支撑后，《结婚十年》、《蜗居》、《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以及《中国式关系》等文学作品中更多地显示出独立后女性对回归家庭，获取与男性之间相对平稳的两性关系的渴望，这也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独立女性在是否回归家庭方面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迈入和迈出家门已经不再是激发或者促使女性抗争、反叛的导火索。随着主体意识进一步增强，中国女性在文学作品中显示出对生活和爱情世俗化的适应性，使得其尽管历经各种挫折和变故，依然可以顽强地生活，可以随时回归家庭或者步入职场。此种不乏智慧又具有世俗化倾向的思维实际也是现代中国女性对传统实用主义精神的传承或者承继，是“五四”时期女性觉醒与当前时代女性自我回归意识的融合。

　　结　　语

　　综上所述，中日现代女性文学中以女性的成长经历，以及女性自身心灵发展状况、生命历程等的变化为分析对象时，创作者自身对女性蜕变的感官意识也会渗透在作品中。基于国别和文化等差异，中日现代女性文学对女性自我蜕变的研究切入点有所差别。但是两者的分析和呈现方式，都是契合时代的发展要求及主流价值观要求的，都属于文学艺术领域对女性从肉体和精神双方面动态变化的思考与研读。尽管存在着一定的狭窄性或者偏颇性，然其中所体现出的女性自我蜕变过程及走向却是客观的，也是值得思考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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