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贴政策是否阻碍了粮食种植规模的扩大

　　摘要:本文基于2013—2017年13889个的农户微观调研数据，实证研究了粮食直接补贴对农户粮食种植规模的影响弹性，并从土地租金的视角分析并验证了粮食直接补贴对粮食种植规模的影响渠道。研究结果表明，现行粮食直接补贴不利于种植规模的扩大，原因是粮食直接补贴由土地承包者而非土地经营者获得，粮食直接补贴也导致土地租金上涨。但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粮食种植规模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为激励粮食种植规模的适度扩大，本文建议省级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推出以降低土地经营者的生产经营成本为目标且与耕地面积脱钩的政策工具。

　　关键词:粮食;补贴;种植规模

　　一、引言

　　2004年以来，全面实施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等直接补贴政策。15年来，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了粮食安全，增加了农民收入(刘克春，2010;Huang等，2013;Yi等，2018;黄少安等，2019)。与此同时，过去15年间政府通过各种形式鼓励适度规模经营，户均粮食种植规模持续扩大(Huang等，2016;张晓恒等，2019)。那么，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是否能够促进粮食种植规模的扩大，补贴政策对粮食种植规模的影响渠道是什么?

　　二、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现有粮食直接补贴发放规定，补贴资金与土地承包面积挂钩，并直接转入土地承包者的“一卡通”中，以达到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目标。现有研究已经发现，土地经营者对于土地流转的集中连片程度高，容易在流转交易中处于被动地位(尚旭东等，2017)。因此，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承包者缺少无偿转移补贴资金的动机。土地经营者面临通过支付高租金以获得补贴，或放弃补贴支付低租金两个选择。

　　(二)理论模型

　　本文以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反映农户的粮食种植规模，采用Nerlove(1956)提出的动态供给反应模型作为理论模型。该模型(或其衍生形式)被广泛应用于农产品种植面积的实证研究(陈飞等，2010;Haile等，2016;Iqbal等，2018;王晨等，2018)。动态供给反应模型同时考虑了适应性预期与局部调整两方面的特征。根据Haile等(2016)和Iqbal等(2018)，包含其他外生变量的Nerlove动态供给反应模型可以写为:

　　三、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自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2013—2017年“农村微观经济数据”。该数据包含河北、吉林、福建、山东、河南、云南、陕西和新疆等8省份30个县94个镇295个村的43689个农户样本，已被应用于耕地流转等领域的研究(谢玲红等，2016)。

　　四、估计结果

　　(一)二步系统GMM估计结果

　　本文采用二步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动态供给反应模型，结果整理在表2的“GMM2”列。首先，Arellano－Bond自相关检验［AＲ(1)和AＲ(2)］结果表明，二步系统GMM估计结果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其次，Sargan检验结果表明，二步系统GMM估计中的工具变量具有较好的外生性。第三，滞后一期的粮食播种面积与粮食播种面积显著正相关;每亩粮食直接补贴和每亩土地租金对粮食播种面积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在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以及玉米的临时收储政策影响下，粮食价格基本保持稳定，滞后一期的粮食价格对粮食播种面积没有显著影响。第四，粮食直接补贴负向影响粮食播种面积，假设1得到验证;经过计算，每亩粮食直接补贴对粮食播种面积的弹性为－0.001，相对较小。这意味着，每亩粮食直接补贴每增加1%，粮食播种面积会减少0.001%。第五，每亩土地租金对粮食播种面积的弹性为－0.292。其经济意义在于，每亩土地租金每增加1%，会导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0.292%。可见，与粮食直接补贴相比，土地租金对粮食种植规模的抑制作用更大。

　　(二)稳健性检验为检验

　　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首先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固定效应模型(FE)和一步系统GMM(表2的“GMM1”列)对动态供给反应模型进行估计(见表2)。除OLS估计结果中的滞后一期粮食价格和FE估计结果中的滞后一期粮食播种面积，其他变量的符号与二步系统GMM估计结果(表2的“GMM2”列)相同，数值较为接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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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昕儒张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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