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政策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

　　摘要：扶贫政策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是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基于２０１２年发布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市名单，将是否进入该名单作为获得倾斜性扶持政策的识别变量，采用甘肃省８６个县市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的数据以及双重差分法，分析扶贫政策是否促进了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结果表明：扶贫政策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扶贫政策对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技术效率并未产生显著影响；扶贫政策在干旱地区、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的政策绩效要好于湿润区和非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同时，随着倾斜性扶持政策的持续实施，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总体而言，扶贫政策未有效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在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需要对政策进行适当调整。

　　关键词：高质量增长；相对贫困；农业产业结构；农业技术效率；双重差分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减贫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帮助７亿多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联合国２０１５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７０％，提前１０年实现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随着２０２０年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我国进入以治理相对贫困为主的后扶贫时代。全面消除绝对贫困阶段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我国长期坚持的农村扶贫政策密不可分［１］。我国的农村扶贫政策，主要以开发式扶贫为主，重点以提高贫困人口生产能力、市场参与并缓解脆弱性为目标［２］，对涉农产业以及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进行投资［３］。研究发现，扶贫政策显著促进了农民贫困户收入的提高［４－５］，对于地区经济增长也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６］。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增长成为高质量发展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有效治理长期贫困的重要举措之一。习总书记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要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稳定，做到“摘帽不摘政策”。这明确了在后扶贫时代，我国仍然会坚持既有的扶贫政策，而相对贫困人口仍然主要集中在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收入主要依赖农业经营，扶贫政策在相对贫困治理中仍将继续发挥功效。在此背景下，研究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及其质量的影响，评价扶贫政策的减贫成效，对于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１．文献回顾

　　关于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的文献大致可以归为三类，第一类文献主要研究扶贫政策对贫困人口收入增长的影响。Ｐａｒｋ等利用对照试验方法以及重点贫困县和非重点贫困县的分组数据，分析发现扶贫政策促进重点贫困县农村居民收入实现了增长［１２］。汪三贵通过比较贫困县与全国农村的主要经济增长指标，发现扶贫开发政策使得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３］。

　　２．理论分析

　　在国家扶贫战略中，扶贫开发和发展现代农业是互为条件的辩证关系，其中发展现代农业是推进扶贫开发的现实要求［２３］。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农业是我国特困地区贫困人口最基本的生计方式，扶贫脱贫必须紧密结合现实需求，通过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帮助贫困人口增收。特困地区的脱贫攻坚不仅要求农业经济在数量上实现增长，还要求在质量方面得到提升，即实现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增长。而农业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依赖于农业现代化，在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来改造传统农业，促进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二、实证研究设计

　　１．数据说明

　　本研究使用的是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甘肃省统计年鉴》数据，具体包含８６个县市区的样本数据。甘肃省有六盘山区和秦巴山区两个特困区，深度贫困县数量较多，是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地区之一，也是国家扶贫政策重点关注的地区。根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２０１２年３月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关于公布全国连片特困地区分县名单的说明》，甘肃省有５８个县市区进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名单，其中有２３个县被确定为深度贫困县①。为分析方便，本文将四种气候区划简化为干旱区和湿润区两种气候类型，其中通用的干湿区划分依据是４００毫米等降水量线，具体的划分依据参考了李栋梁等［２４］关于甘肃省气候干湿区划分和甘肃年降雨量分布图示。此外，根据甘肃省少数民族的分布特征，将各县市区样本区分为少数民族聚居县和非少数民族聚居县。其中少数民族聚居县名单根据２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和７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确定，共２１个少数民族聚居县。

　　２．模型设定

　　本文将２０１２年发布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名单作为扶贫政策的处理时点，用准自然实验法来识别扶贫政策是否促进了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具体利用双重差分法来进行实证分析。其中，进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名单的县份被归入实验组，未进入该名单的县份则被归入控制组。本文关于双重差分法的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式（１）：Ｙｉｔ＝β０＋β１Ｔ＋β２Ｔｒｅａｔ＋β３ＤＩＤ＋∑γｊ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ｕｉ＋ｖｔ＋ε（１）其中，Ｙｉｔ表示被解释变量；Ｔ表示区分政策时点前后的虚拟变量；Ｔｒｅａｔ表示是否进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名单，作为表征是否获得扶贫政策倾斜性扶持的政策处理变量；ＤＩＤ表示交互变量Ｔｒｅａｔ×Ｔ，亦即倍差项。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ｔ表示控制变量；考虑到不同县份在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引入县市地区固定效应来控制样本选择偏差，βｉ（ｉ＝０，１，２，３）和γｊ表示回归系数；ｕｉ表示地区哑变量，ｖｔ表示年份哑变量；ε表示扰动项。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１．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及其质量的政策效应

　　（１）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表２报告了扶贫政策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双重差分回归结果。表２中（１）是以农业资本投入、耕地面积和农业劳动力人数的自然对数为控制变量得到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ＤＩＤ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５５（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我国对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倾斜性扶持政策，有效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表２中（２）～（６）分别表示依次引入可能对被解释变量存在影响的其他控制变量得到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基本保持在７％左右。由控制变量的系数估计结果可知，耕地面积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则相对较小，而劳动力人数对农业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耕地有效灌溉率、化肥７１第２期姜安印等：扶贫政策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生产率和农用电力生产率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和农业机械动力生产率对农业经济增长存在负向作用。

　　（２）扶贫政策对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表３中（１）～（６）报告了分别以农业服务业总产值比重以及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业服务业总产值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由表３中（１）的ＤＩＤ回归系数可知，扶贫政策对农业服务业占比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是（６）的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业服务业生产总值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扶贫政策对特困地区的农业服务业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对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没有显著促进作用。此外，除了种植业和畜牧业之外，林业和渔业领域的扶贫政策效应也不显著。因此，扶贫政策对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没有显著促进作用。表３中（２）回归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种植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ＤＩＤ回归系数为０．０６２（５％的水平上显著）。由于特困地区农民一般以种植业作为主要生计方式，从扶贫政策对种植业增长的正向影响可以得出，扶贫政策在促进贫困人口依靠传统农业实现增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扶贫政策对林业和渔业这两类产业的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可能是因为，甘肃省林业和渔业资源相对匮乏，大部分地区缺少相应的产业发展基础，林业、渔业发展存在自然条件限制。８１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１５２期）

　　２．异质性分析

　　（１）基于气候干湿区划的异质性。农业作为一种对自然环境存在强依赖性的产业，受到气候因素的显著影响。尤其是种植业，更容易受到气候环境的约束。因此，考察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应该将气候地理因素纳入分析当中。本文基于样本县所处的干旱区和湿润区气候区划差异，将样本分为干旱区和湿润区两部分，分别进行双重差分回归。

　　（２）基于少数民族文化特性的异质性。从全国来说，少数民族聚居区往往是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地区，也是国家扶贫政策重点瞄准的地区。甘肃省少数民族众多，少数民族聚居的县份也较多，国家级贫困县与少数民族聚居县存在明显的重叠。为了识别扶贫政策效应的少数民族文化异质性，本文根据样本县是否为少数民族聚居县，将样本数据区分为少数民族聚居县和非少数民族聚居县两部分，然后分别进行双重差分回归。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实施持续性的扶贫政策是后扶贫时代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相对贫困地区农业发展进行倾斜性扶持，促进相对贫困地区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能够提升相对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增收能力，从而使“造血式”扶贫开发达到发展增收的效果。

　　本文根据２０１２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名单的发布，设计了一个识别扶贫政策对农业经济增长及其质量的政策效应的准自然实验情境，并采用双重差分法以及甘肃省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８６个县市区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扶贫政策是否对农业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研究得出，扶贫政策有效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但是对于农业经济增长的质量并未产生显著推动作用。具体研究结论如下：（１）扶贫政策对特困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２）扶贫政策对农业产业结构未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在传统种植业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政策效果；（３）扶贫政策对农业技术效率并未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传统农业未得到有效改造；（４）扶贫政策在干旱地区和湿润地区、非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和少数民族聚居贫困县的政策绩效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５）扶贫政策对特困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随着倾斜性扶持政策的持续实施呈现先强后弱的趋势。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就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政策实践提出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加快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相对贫困地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将相对贫困地区的农业现代化与乡村产业振兴有机衔接起来，有效利用乡村特色资源，大力发展观光农业、农事体验等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第二，将改造传统农业作为相对贫困治理政策的重点关注内容，加大扶持资金对相对贫困地区农业机械化、化学化、信息化的投资力度，重点支持相对贫困地区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同时，为相对贫困群体提供技术培训和服务，提升其现代农业生产要素使用能力；第三，在特殊地区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提高扶贫政策对于气候地理条件、少数民族文化差异的敏感性，继续加大针对干旱区等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的扶持力度，同时利用湿润区的气候和资源优势，发展林业、休闲农业、生态农业。针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特性和所处区位，提高扶持政策在少数民族相对贫困地区的“亲民族”性和精准性，实施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相对贫困特质的倾斜性扶持政策和共享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１］苗齐，钟甫宁．农村贫困的变化与扶贫政策取向［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０６（１２）：５５－６１．

　　［２］张伟宾，汪三贵．扶贫政策、收入分配与农村减贫［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３，３４（２）：６６－７５．

　　［３］汪三贵，李文，李芸．我国扶贫资金投向及效果分析［Ｊ］．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０４（５）：４５－４９．

　　［４］胡晗，司亚飞，王立剑．产业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生计策略和收入的影响———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Ｊ］．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８（１）：７８－８９．

　　姜安印，杨志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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