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职称论文发表当代的写实文学主潮与集体经验

　　摘要：“文革”后中国的写实文学创作主潮，经历了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的递嬗与变异。在不断变化的时代文化语境中，三股写实文学潮流承载了当代中国的集体经验与社会记忆，既表现出与现实生活同步、结盟的审美趋向，也呈现出各自的思想观念与艺术表现的局限。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观念和审美理想，在与现实和历史的多重纠结联系中，于写实文学中得到了集中而鲜明的体现。

　　关键词：写实文学;集体经验;社会记忆;审美选择　文学核心期刊发表

　　在“文革”后中国文坛上，写实文学创作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在新潮文学风起云涌的日子里，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似乎受到了以求新求变为特征的现代主义文学的严重挑战，但写实文学的根基始终没有被撼动，甚至在普通读者那里受到了比现代主义文学更多的关注。某些在评论家那里受到冷遇的写实文学作品(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在普通读者那里却拥有广泛的市场。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成功，与其说得益于一批作家的创作才能，不如说直接得益于文学之外的现实。“文革”结束以后，一场国家和民族的大灾难使中华大地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人们的内心积蓄了由精神和肉体的创伤所带来的一触即发的悲愤情感，而主流媒体对于新时期的设计又让人们产生了对于未来的美好希望。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这时只要有谁出来一声呐喊，将自己内心的情绪情感和对社会历史的认识释放出来，便仿佛开启了众人的情绪的闸门，刹那间可以在读者那里得到认同和共鸣。冯骥才在回顾1977-1979年间的文学创作时说：“刚刚从‘四人帮’禁锢下解放出来的人们，个个都憋着一肚子话要说。作家只要敢于讲出多年来不曾公开的实话，哪怕作品粗糙、简单、不成熟，也能引起非同寻常的社会反响。这是文学真实的力量，也是实话的力量。这一阶段的文学，姑且可称‘实话文学’。文学主要靠勇气而不是靠艺术力量打动读者。”在这样的特殊时期里，一个作家和一个作品能否成功，比的不是作家的艺术才能和作品的艺术质量，而是作家的胆量和勇气，取决于一个作家和一个作品是否敢将人们所看到的真相和所感到的真情写出来，有时还要加上一点点偶然和运气的成份(如《伤痕》)。这既可以解释《班主任》、《伤痕》这样今天看来艺术上极不成熟、相当粗糙的作品为什么会获得那么大的轰动效应，也可以解释“文革”后中国文学的正本清源为何要从呼唤回归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轨道开始。刘心武在回顾《班主任》这篇自认为缺点很多的小说为什么仍受到读者的热烈赞扬时说：“我从来信中归纳出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他们觉得作品写得真实，‘象那么回事儿’，或者也用一句北京土话来说，叫做‘来真格儿的。”“来真格儿的”，无非是说真话，吐真情，写真相。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大不容易，对于当时那些已经饱受当代历次政治运动之苦、惧怕稍一不慎便踩上政治地雷的作家来说尤为不易。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坛，一方面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展开了重新思考，用更为宽松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论教条，一方面则将“文革”时期的文艺命名为“瞒”和“骗”的文艺，重申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原则，探讨了文学创作中的“本质真实”问题，打破了长期统治中国文艺界的本质即光明、本质即主流的观点，在文学的“歌颂”与“暴露”问题上取得了理论上的突破。创作实践上，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重新被定为一尊，文学的反映功能和真实性品格成了众多作家追求的首要目标。

　　当然，“无论是‘逼真’的还是别的传统现实主义(包括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始终未能确立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界限。逼真到什么程度才算现实主义?到什么程度又不成其为现实主义?进而问之，什么是现实?什么是非现实?这些都是至今恐怕永远没有结论的问题”。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真实，都不是自明的概念。说一个作品写得真实不真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时代的大多数读者对一个时代的总体判断和这一作品与这一时代之现实的重合程度的认知，这正如刘心武说《班主任》之所以受到赞扬是因为读者“觉得作品写得真实”一样。“文革”后第一波写实文学的真实性品格，既表现为对主观情感的真挚性追求，也表现为对历史的客观实在性追求。对于主观情感的真挚性追求，表现为无论是对伤痕的描绘，还是对历史的反思，都带有一种缺乏控制的情感抒发和情绪宣泄倾向。其时无论归来者一代作家的创作，还是知青一代作家的创作，其实大多是带有点“自叙传”特征的，讲述的基本是他们自己那一代人的生活，对伤痕的描绘接近撕心裂肺、涕泗横流，对历史丑类的控诉和愤恨情绪不仅主宰了作者笔下的人物，而且主宰了创作者本人，对历史的反思虽则增加了点冷静和理性的成份，但面对历史的悲剧和青春不再的现实仍少不了长吁短叹、潸然泪下。对于历史的客观实在性的追求，则表现为作家力图揭示历史和现实的本来面目，对当代中国的历史悲剧和现实的困境不规避、不隐讳。什么是历史和现实的本来面目?在当时就是当代历次政治运动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和肉体上的伤痕，导致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人民生活的贫困，理想和信仰的动摇，以及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从文学与现实的关联来看，《班主任》、《伤痕》、《最宝贵的》、《天云山传奇》、《人啊，人》、《乔厂长上任记》等作品的出现是不足为奇的。并且，在当时的中国作家和文艺理论家那里，对历史的客观实在性的追求与主观情感的真挚性的追求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冲突。因为在他们看来，作家在创作中所传达的情绪情感，虽说是一种出自个人内心的情绪情感，但本质上却是一种社会性的情绪情感，作家只不过充当了这种情绪情感的代言人，他所传达出的情绪情感同样是一种客观实在。

　　广义上说，这时作家所创作的写实文学，绝大多数是“问题文学”。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一时期的主流作家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文化人格使然(他们总觉得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创作应干预现实，回归现实主义在他们首先是回归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方面也由于客观情势使然。“那时，并非我们硬要写‘社会问题’，而是十年动乱里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迫使任何一个有良心、有责任感、有激情的作家不能不写……”冯骥才并且这样来描述他们那一辈作家的创作状态：“我们一边写，一边潸潸泪下，义愤昂昂，热血在全身奔流，勇气填满胸膛。”这种创作状态势必使这批作家倾向于“席勒化”而不是“莎士比亚化”，恩格斯所要求的现实主义文学所应达到的作家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也不可能在他们那里实现。歌德曾说席勒的作品特别是早期创作有一个缺点：“当时他正年轻力壮，写起来总是没完没了，他心里要说的话太多，超出了他的控制力。”《班主任》等创作所犯的正是这种心里要说的话太多，超出了作者自己控制力的毛病。只不过造成这种弊端的原因不是创作者身强力壮，而是现实生活中问题成堆，而作者又急于借文学创作的手段将这些问题揭露出来，并寻求问题的解决。结果一方面是作家说出了大部分读者心中所要说的话，可以在特定的时空中引起读者的共鸣;但另一方面，作者确实也沦为了一个有点多嘴多舌、没完没了的“班主任”，一旦时过境迁，读者得到了成长，作品中讨论的社会问题不再成其为社会问题，作品的魅力便会大打折扣，甚至在短时间里便沦为一种新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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