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公共卫生工作及其启示
［摘要］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央苏区先后遭遇五次较大疫情，防疫形势极为严峻。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及全体苏区军民，克服战争环境恶劣、医疗条件简陋等重重困难，积极探索构筑疫情防控体系，深入开展群众卫生运动，做好新闻舆论宣传，大力开展公共卫生工作，切实阻击了传染性疾病的肆虐，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中央苏区的公共卫生工作为我们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动员各方力量开展大规模抗疫斗争开创了先河，积累了宝贵经验，对当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中央苏区；毛泽东；公共卫生工作；疫情防控
习近平同志指出：“只有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健全预警响应机制，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力，织密防护网、筑牢筑实隔离墙，才能切实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1]公共卫生体系，是指由政府主导并全力支持的、集疾病监测、预防、控制和治疗于一体的公共卫生工作系统。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及时稳妥处置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既是维护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保障，又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央苏区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治国理政试验田”[2]，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中央苏区全体军民，在防疫形势极其严峻、防疫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对开展公共卫生工作进行了有益尝试，积极探索构筑疫情防控体系，深入开展群众卫生运动，做好新闻舆论宣传，以扎实的工作凝聚起全社会抗疫的强大合力，最终打赢了防疫阻击战，对今天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一、 中央苏区抗疫形势严峻
(一)中央苏区遭遇五次较大疫情
据《红色中华》报等资料记载，从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到1934年10月开始长征的短短三年时间里，中央苏区先后发生了五次较大的疫情，呈现出次数多、病种多、死亡人数多的特点。第一次是1932年1月在富田一带发生可怕的瘟疫，“一天死六十人左右”[3]。第二次是1932年六七月在中央苏区各县发生的天花、痢疾等传染病，造成数千人死亡，其中，公略县、宁都县死亡均在千人以上。[4]第三次是1933年春季在瑞金的红军部队和城乡百姓中发生的疟疾、赤痢疫情，据调查，瑞金壬田区凤岗乡、城市区黄冈市区、红第四预备医院因赤痢死亡在数十人至200余人不等。[5]P1172第四次是1933年10月在各省各县流行的赤痢，这次疫情对红军造成重大影响，据中革军委总卫生部统计，“病员死亡数中，赤痢竟占全病人数百分之六十五，就是说一百牺牲的人，有六十五个是因赤痢死的”[6]。第五次是1934年春季红军部队中发生的鼠疫和脑膜炎、肺炎、痘疮等疫情，“根据各种报告证明，春季时疫——如脑膜炎、肺炎、痘疮——已普遍流行中，特别是可怕的鼠疫病正在黄坭铺发生着”[7]P3198。除了这五次较大的疫情之外，中央苏区平时还流行疟疾、疥疮等传染病，毛泽东曾经两次被传染疟疾，一次是在1929年7月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时身患疟疾，被迫前往闽西养病；另一次是1934年9月在于都突患恶性疟疾，高烧数日不退，被傅连暲医生抢救过来。[8]P281、433同时，国民党军在“围剿”中央苏区过程中，反人道地投掷毒瓦斯弹、硫磺弹，对苏区军民身体造成伤害。
(二)中央苏区疫情多发的原因
中央苏区疫情多发，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地理气候影响。中央苏区地处赣南闽西，这里万山叠嶂，交通闭塞，温暖潮湿，蚊蝇肆虐，容易滋生和传播病菌，自古就被称为“瘴疠之地”。二是战争影响。赣南闽西经过五次反“围剿”战争，国民党军大肆烧杀，投掷毒气弹，败退时故意将许多死尸抛掷在百姓宅中，不及时掩埋，生蛆发臭，污染水源，企图制造瘟疫。中央苏区卫生部门为此专门提醒广大军民：“凡属白军走过的地方都要注意防疫，中央苏区三次战争中富田、东固、龙冈、城冈、良村、君埠、黄陂一带，因疫而死的几千人之多。”[9]P660三是封建迷信影响。有的百姓生病不求医问药，反而去求神拜佛，有的地方迷信说小孩子死了埋不得，埋了鬼魂会寻父母，就把死孩丢在河里。[9]P660四是饮食卫生习惯影响。相当一部分农民没有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把污秽肮脏的东西，随便堆积在窗前屋后，经过腐烂发酵，易发瘟疫。
二、中央苏区公共卫生工作的探索
古代的一般规律是大战之后必有大疫。但在中央苏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初生的苏维埃政权，克服战争环境恶劣、医疗条件简陋等重重困难，不畏艰险，勇于尝试，积极探索开展公共卫生工作，不仅创造了“大战之后无大疫”的奇迹，保障了苏区军民的身体健康，而且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身体素质，公共卫生等各项事业建设蒸蒸日上，成为“一个自由的光明新天地”[13]。“苏区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有些地区甚至减少了百分之九十；红军部队中的痢疾、疟疾、下腿溃疡等发病率也大幅下降，疥疮基本消灭，其他各种疾病也随之减少。”[14]“赣东北苏区推行卫生运动建设仅一年，1932年的疾病即比1931年减少了百分之九十。”[15]具体来说，中央苏区在公共卫生工作方面做了以下工作。
(一)构筑疫情防控体系
作为中央苏区主要领导人之一，毛泽东深刻认识到“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16]P310。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巩固军事根据地的三大方法，其中之一是“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10]P53-54，并恳祈中央和湖南、江西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10]P65。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关于优待伤病兵问题”[16]P110中要求，军政机关必须注意卫生问题，各种会议必须充分讨论卫生问题；卫生机关必须健全，办事人员必须要有能力；要尽可能解决医生少和药少的问题；必须督促医生详细看病，不能马虎。毛泽东还专门对官长看视伤病兵、照护行军沿途落伍的伤病兵、伤病兵零用钱和被窝、改进蛟洋后方医院等问题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毛泽东十分注重保护和建设医院。在转战赣南闽西途中，1931年6月红一方面军四师发生了没收建宁“绥安中西医院”的过激行动，毛泽东予以严厉批评，要求追究责任，给以警告处罚，并要求红军以后对于西药房、医院等不得没收，需要西药时可出钱买。[8]P3451933年2月中旬，毛泽东向同情革命、追求进步的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提议，将医院改编为中央红色医院，并把它搬到瑞金。傅连暲欣然同意。毛泽东即派人到长汀将医院及傅连暲全家迁移到瑞金。毛泽东看望傅连暲时说：“这个医院，是我们的第一个医院，由你当院长。医院的任务很重，你要当好这个院长，首先得有一个观点，为伤病员服务。这个医院除了给红军看病外，也要给老百姓看病。”“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要结合进行，要教育大家讲卫生。”[8]P394
1932年初富田发现瘟疫，毛泽东、项英等中央苏区领导人高度重视，迅速在1月12日召开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专门讨论防疫问题，决定“举行全区防疫卫生运动，由军委会的军医处拟定办法，和条例提交下次会议通过”[17]。项英在次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发表社论《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要求苏区军民对卫生防疫问题要高度警觉，指出如若瘟疫发生或发展，“不仅危害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活，而且要影响到阶级战争的力量损丧”，特别是“在目前缺乏药的时候，解救是非常困难的”[18]。他号召全苏区各级政府、群众团体、红军、医务人员一起领导工农群众起来做预防瘟疫的卫生运动。在主要领导人高位推动下，党和苏维埃政府、红军多管齐下，多措并举，积极构建疫情防控体系。
一是成立卫生防疫机构，做到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办事。中央苏区逐步建立和健全卫生管理机构，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央防疫委员会”[19]，由人民委员会通令中央一级机关各派代表一员组成，分设宣传、设计、疗养、总务各科及隔离所等组织，统一管理和协调公共卫生工作。在红军系统，中革军委下设总军医处(后改总卫生部)，方面军、军团、师设立卫生部，团设卫生队，连设卫生员，师以上单位设立卫生巡视员制度，自上而下形成统一的医疗卫生管理机构。在政府系统，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设卫生管理局，其主要职责是管理地方医院，预防瘟疫与传染病的流行，检查公共卫生等。省、县、区三级苏维埃政府设立卫生部(后改为卫生科)。各个城市、乡村、机关、部队分别组织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小组，负责本地区、本单位的公共卫生工作。
二是制定卫生防疫法规条例，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布第2号训令《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 实行防疫的卫生运动》及《苏维埃区暂行防疫条例》，从法律上切实预防和解决人民群众一切疫病问题，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1933年1月，为主动预防春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人民委员会第31次常会决定举行大规模的防疫运动。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于3月制定发布了《卫生运动纲要》，明确了苏维埃政权下如何开展卫生运动。红军系统下达了《关于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的训令》《师以上卫生勤务纲要》等一系列训令、规定。这些法规条例的颁布，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最初实践，把人民群众对于公共卫生的需求用法律形式明确下来，让党政军群有了法律依据和操作指南，确保了卫生防疫运动的顺利开展。
(二)深入开展群众卫生运动
毛泽东针对公共卫生工作的群众性特点，多次深入基层调研和指导群众卫生运动。1933年12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专门强调了卫生运动，他指出，“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16]P310。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上将传染病防治提升到关系到党群关系的新高度，他指出，“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13]。毛泽东、项英等中央苏区党政领导虽然没有学医，也没有系统专业的公共卫生知识，但他们注重从苏维埃政权安全的高度来把握和驾驭公共卫生工作，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公共卫生工作，引导群众参与到卫生运动中来，调动全社会力量打响开展公共卫生工作的人民战争。
一是阐释群众卫生运动的重要意义。通过阐释“卫生运动是广大群众的”[9]P660，增强群众开展卫生运动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卫生运动纲要》中指出，国民党统治的白色区域内的医院是不给工人农民开门的，国民党政府榨取了工农群众大量的血汗，却不把一文钱用在工农群众身上。而苏维埃政府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府，要注意解决工农群众一切切身的痛苦问题，包括污秽和疾病。苏区的卫生运动，是为了解除群众的切身痛苦，为了增加革命的战斗力，是苏维埃战斗任务的一部分。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群众一齐行动起来，向污秽和疾病、顽固守旧迷信邋遢的思想习惯做顽强坚决的斗争，普遍发起卫生运动。这个卫生运动不花钱而能医病，要天天做，月月做，年年做，家家做，村村做，乡乡做，各个圩场和城市都要做，这个卫生运动是群众生活与生命的保障。
二是进行全面消毒，消灭传染源。在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具体办法中，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规定，每地每月举行一次卫生运动，发动男女老少，有计划的分组，清洗打扫房前屋后；必须焚烧干净一切肮脏东西，必须清洗干净一切臭水沟；在污秽的地方要洒石灰水；一切腐烂的东西不要吃；将战争区域掩埋死尸的地方，用土加盖厚些，未埋的腐尸立刻掩埋，放过死尸的地方，必须用石灰水清洗；发现瘟疫的区域，病人吃过的东西和用过的物件，不能同吃同用，必须立即将病人送到医院去。[18]
三、中央苏区公共卫生工作的现实启示
中央苏区公共卫生工作是在一穷二白、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下，从无到有、逐步开展起来的，虽然囿于当时苏区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技术手段等限制，卫生防疫工作的科学化、正规化水平不是很高，一些手段比较原始，一些政策和方法在执行过程中不尽如人意。但在当时没有任何可借鉴参照的历史条件下，苏区军民上下齐心，共抗疫情，切实阻击了传染性疾病的肆虐，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为红军取得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并积极准备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提供了重要保障，为我们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动员党政军群各方力量开展大规模卫生防疫斗争开创了先河、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值得思考借鉴。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习近平同志指出：“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42]中国共产党是构建公共卫生体系、打赢抗疫阻击战的坚强领导核心。构建公共卫生体系是一场阻击战、持久战，也是一项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明确构建公共卫生体系的目标、重点、次序、路径、方法，确保卫生防疫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有效防止和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实现科学决策、广泛动员和有效执行的有机统一。
中央苏区发生疫情后，中国共产党发挥强大的组织网络优势和组织动员能力，总揽全局，主动担当，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上下联动、协调各方。在抗疫阻击战的最前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广大医护工作者、苏维埃干部、红军指战员等一线人员坚决服从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奋不顾身、迎难而上，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宗旨，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雄辩的证明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战胜艰难险阻、不断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
(二)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党的工作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攻坚克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首次提出了“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10]P137的执政理念，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底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是构建公共卫生体系的主体力量。在疫情面前，所有人都是命运共同体，也是责任共同体，构建公共卫生体系首先要集中群众的力量，只有切实了解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赢得群众广泛的支持与合作，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才能形成构建公共卫生体系的磅礴力量。
中央苏区公共卫生工作就是坚持人民立场、践行群众路线的生动写照。疫情发生后，党和苏维埃政府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物质极度匮乏、人员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调集苏区最好的医务人员、最急需的资源，全力投入救治工作，不放弃每一位患者，救治费用全部由苏维埃政府承担。这一方面充分说明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为了人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另一方面，得到了群众的积极拥护和强力支持，激发了群众参与卫生运动的热情。广大苏区军民主动参与，群防群控，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构筑起公共卫生的铜墙铁壁，凝聚起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J］.求是，2020(18).
［2］李炳军.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央苏区红色政权的探索实践［J］.求是，2019(23).
［3］佚名.富田一带可怕的传染病发生［N］.红色中华，1932-01-13.
［4］佚名.江西省苏报告［N］.红色中华，1932-11-21.
［5］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8［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6］陈义厚.夏天来了紧急动员预防赤痢向疟疾做无情斗争［N］.红色中华，1934-06-12.
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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