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政策对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

　　摘要农户不规范的施药行为是引发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最直接的原因，为规范农户的施药行为，政府颁布并实施了多种政策，但大多收效甚微。农户不规范的施药行为主要表现在过量使用高毒农药、施用过程中不按规定操作以及农药残留物的处理问题上，如何针对农户不同的施药行为制定相应的政策，以达到有效规范农户施药行为的效果，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文章基于全国986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stic模型，分别回归了不同政策对农户过量施用农药的行为、不遵守施药间隔期的行为以及在施药过程中不阅读标签说明的行为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强令禁止高毒农药、对违反农产品安全生产进行处罚以及对收购的农产品进行检测等命令控制政策对农户是否过量施用农药的行为具有较强的规范效应，但对农户在施药过程中是否阅读标签说明的规范效果不佳;农药施用技术培训、农产品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等宣传培训的政策能有效规范农户在施药前阅读标签说明，但对农户是否过量施用农药的影响不大;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政策对农户过量施用农药、阅读标签说明以及遵守间隔期均有显著的规范效果。由此提出，政府在实施命令控制政策的同时，应加强农产品安全知识的宣传力度，定期为农户提供农药施用技术培训;由于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政策能有效弥补命令控制政策的监管漏洞，从而更有效的规范农户的施药行为，因此要建立激励惩罚机制，对使用生物农药、施用有机肥等具有正外部性的投入行为进行补贴，对使用高污染、高毒农药的行为进行征税，充分发挥市场为基础的监管政策的有效性。

　　关键词农药施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政府政策;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的供应能力大幅度提高，与以往相比，目前我国农产品供需矛盾面临着最为深刻的变化:一方面，随着人口持续增长，对农产品数量的需求日益旺盛与耕地不足之间存在矛盾;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逐渐提高与农产品安全堪忧的现实之间也存在矛盾。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耕地紧张的，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始终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目标，而使用农药控制病虫草害从而保证粮食产量是必要的技术措施。因此，在现实条件下，保障农产品数量供应仍然是我国农业生产最主要的目标之一，依赖农药仍然是农产品增产增收的重要路径。然而大量农药流失进入大气、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之中，难降解的农药在土壤中的残留逐年增加，造成的污染日益加剧，对农产品安全造成了极大的隐患。可以预计的是，虽然目前我国农产品的供需矛盾主要体现在量和质两个方面，但在将来农产品品质的供应不足的问题将更为突出并逐渐成为主要矛盾。农产品的生产过程相当复杂，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因素贯穿于“从农田到餐桌”整个产业链之中，其中，“农田”环节，即生产环节是控制农产品质量的源头，而农户作为农产品的“第一”生产者，其农药施用行为是决定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1］。为规范农户的农药施用行为，1997年颁布了《农药管理条例》，此后，农业部又相继颁布了《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农药限制使用管理规定》，2010年，农业部种植管理司发布了《关于打击违法制售禁限用高毒农药规范农药使用行为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农户的施药行为。然而，由于我国农业生产存在规模小、分散化的特点，政府的相关政策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农户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往往违背社会最优的选择，过量施用农药。具有不同个体特征的农户对不同的政策反应不同，政府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不尽相同。由此，何种规范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政策最为有效?政府如何改善监管农户的施药行为?这是我国农业生产关键转型时期必须正视并努力解决的问题。这就构成了本文研究的主题。

　　1文献梳理与评述

　　农户在农药施用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规范的行为，致使对农产品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近年来，学者们对影响农户施药行为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外部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市场环境以及政策环境等因素，而内部因素则从农户的自身特征出发进行分析，其中，作为行为主体的农户的个体特征因素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

　　2模型构建

　　2．1理论框架

　　根据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生产者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依据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分析进行生产决策。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基本理论，假定农户施用农药行为的数学表达式为:D(Ｒ)=P{(U－C)＞Ｒ}(1)其中，U为农户施用农药的预期收益，例如使用农药增产所得的收益。C为预期成本，包括购买农药的成本和政府对过量施用农药进行处罚的成本。Ｒ为当前收益，D(Ｒ)为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决策函数。当预期净收益大于当前收益时，农户会选择施用农药，预期净收益越高，过量施用农药的可能性越大，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越大，从而施用农药所对应的风险也越高。由于个体特征以及对所处环境感知的差异，农户对使用农药预期净收益的判断并不相同，令第i个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预期净收益为:Ui=∑Kk=1βkXik+εi=Zi+εi(2)其中，Xik表示对于第i个农户而言，影响其使用农药预期净收益的第k个因素。βk是相应解释变量的未知系数，如果βk＞0，对某个特定的个人第k个因素取值的增加会导致风险水平的增加，反之，βk＜0会导致风险水平的下降。εi是独立同分布的随机扰动项，表示未包含在方程中的或者测量并不准确的因素。

　　2．2变量选择

　　根据前文构建的模型，本文考察农户农药的施用行为，农户农药施用行为主要分为农药使用量的选择、施用过程中是否按规定操作以及农药残留物的处理问题［16］，选取“是否会过量施用农药”，“施药前是否阅读标签上的施用说明”以及“是否遵守安全间隔期”作为因变量，分别赋值为1、2、3、4、5，按照农户的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划分等级，得分越高，表明可能带来的风险越高。由于本文着重分析政府政策对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程度，因此，选取的自变量主要是政府为规范农户行为所实施的相关政策，表1为变量的定义与赋值。

　　4模型的估计与结果分析

　　4．1模型估计

　　根据前文构建的模型，运用STATA11．0对所得的样本数据进行有序Logistic回归。回归结果见表5所示。表5的结果显示，对y1和y2的估计，GEND、MAGE和HAGE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检验，表明农户的性别和年龄对其施药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男性更倾向于过量施用农药和不遵守间隔期;相对于年轻的农户，农户的年龄越大，采取高风险施药行为的可能性越高，60岁以上的农户普遍倾向于过量施用农药、不遵守间隔期和在施药前不阅读标签说明。对y2和y3的估计，HEDU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户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对其是否遵守间隔期以及是否阅读标签说明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户更易遵守施药的间隔期，在施药之前也更关注标签的说明;然而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对农户是否过量施用农药的影响并不显著。

　　4．2结果分析

　　有序Logistic回归的结果表明，命令控制政策，如强令禁止高毒农药和对违反安全生产的行为进行处罚等政策对农户过量施用农药的行为能起到较好的规范效果，但对于农户的施药前阅读标签说明的行为以及施药过程中是否遵守间隔期的控制效果却并不显著，这与Downing和Hanf的结论类似。这是因为对农户而言，阅读标签说明的行为属于事前行为，强令禁止高毒农药、对违反安全生产的行为进行处罚以及对农产品进行检测等命令控制政策则属于规范行为结果的政策，这种结果导向的政策对事前行为并不具有太大的约束力，从而解释了为何传统的命令式管理政策对规范农户整个生产过程行为的效果不佳;而农药施用的技术培训以及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等宣传培训政策则可以改变农户对农药的认知，对农户在施药前的行为以及整个施药过程的行为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从而在事前防范农户不规范的施药行为所带来的风险，这与Goodhue、Jacquet等的研究结论类似。

　　参考文献(Ｒ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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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MOＲＲISML，DOSSCＲ．Howdoesgenderaffecttheadoptionofagriculturalinnovations?thecaseofimprovedMaizetechnologyinGhana［C］//AnnualMeetingoftheAmericanAgriculturalEconomicsAssociation．Nashville:AAEA，1999:8－11．

　　［3］ISINS，YILDIＲIMI．Fruitgrowers'perceptionsontheharmfuleffectsofpesticidesandtheirreflectiononpractices:thecaseofKemalpasa，Turkey［J］．Cropprotection，2007，26(7):917－922．

　　黄祖辉1钟颖琦2王晓莉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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