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意愿研究

　　摘要蔬菜消费在居民的食物消费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化学农药的施用严重影响了蔬菜质量安全，推广和施用生物农药成为当前提高包括蔬菜在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最现实的路径。然而，本文对江苏省丰县294户蔬菜种植农户的调查显示，分别有66．00%、71．43%和69．05%的受访农户对生物农药没有认知、没有施用过生物农药和对生物农药的施用效果持怀疑态度。为进一步考察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意愿，本文以理性人为假设条件，以农户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对农药的残留认知、家庭蔬菜种植面积、蔬菜价格水平认知作为自变量，并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存在偏误与分离问题，引入带罚函数的二元Logistic模型，计量结果显示，具有女性、年龄在40岁以下、感知化学农药残留危害、受教育年限在9年及以上等个体特征和家庭蔬菜种植面积在5亩以下、非农业性收入在3万及以上、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等家庭特征的蔬菜种植农户更愿意施用生物农药，而政府补贴与政府农药施用的技能培训对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意愿的驱动不足。据此，本文提出了，政府应该借助于农业合作组织推广生物农药;加大对施用生物农药的支持力度;指导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应重点建设优质农产品的销售网络等政策。

　　关键词蔬菜种植农户;生物农药;施用意愿;带罚函数的二元logistic模型

　　农作物病虫害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生物灾害。一旦病虫灾害发生时，生产农户就施用化学农药来杀除病虫害以有效避免农作物产量损失［1］。据统计，在全球由于施用DDT等化学农药而挽回的粮食损失占总产量的15%［2］。化学农药已成为防治农作物病虫害最常用的手段之一。但是化学农药的施用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尤其是导致自然界生态系统紊乱［3］，以及农药残留通过食物链与生物富集效应累积等途径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威胁［4］。由于生物农药是以生物活体或其制剂来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产品，具有与环境相容性较高，对人畜比较安全等特点，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已逐步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5］。目前可以认为，生物农药不仅能够代替化学农药有效地防治病虫害，而且在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与人类健康等方面比化学农药具有相对的优越性［6－9］。农户在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是农药施用的主体，因此研究农户对生物农药可接受性与主要影响因素，对政府深化农药管理体系改革与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文献综述

　　目前仅有极少量的文献研究蔬菜种植农户生物农药的施用意愿。例如，Adetonah等［10］研究了非洲西部农户在控制棉铃虫上施用生物农药的观念和意愿，以及影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意愿的因素;傅新红、宋汶庭［11］研究了四川省406户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意愿和影响因素。这些文献没有对蔬菜种植户施用生物农药的意愿作出清晰的经济学解释。研究表明，即使是传统农业生产，生产要素的配置也是经济有效的［12］。因此，蔬菜种植农户可以被假定为精于判断计算满足理性人假设，其在生产过程中对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的选择必定是基于期望效用的大小。期望效用的大小与蔬菜种植农户的风险偏好、风险收益与风险成本相关［13］。

　　2调查的方案设计

　　2．1农作物品种的选择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2011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年蔬菜消费量分别为116．10kg和93．30kg、114．60kg和89．40kg，人均蔬菜消费在总的食物消费中所占的比重基本保持在28%－36%的水平上。由于蔬菜在居民的食物消费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应该成为生物农药重点推广施用的农作物，因此以蔬菜为案例研究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意愿在就极具前瞻性。

　　2．2研究区域

　　2011年蔬菜种植面积1963．92万hm2，总产量6．79亿t。江苏丰县是苏鲁皖地区著名的蔬菜之乡。20世纪80年代开始，该县众多的农户就逐步以种植与销售蔬菜作为谋生的重要职业之一。2010年全县蔬菜复种面积达到76万亩，而其中连片种植规模面积达58万亩，出口蔬菜的规模种植面积达60万亩，约有32．7万个农村劳动力从事蔬菜种植，蔬菜生产能力位居全国十强县的第二位。蔬菜种植农户主要施用杀菌剂、杀螨剂和除草剂等类型化学农药防治病虫害。因此，选择中国的蔬菜种植大县———江苏丰县的生产农户展开研究更具有典型性。

　　3模型设定与计量分析

　　3．1模型设定与变量设置

　　本文假定蔬菜种植农户满足理性人假设，其在生产过程中对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的选择是基于期望效用的大小，并假设:第一，蔬菜种植农户无论施用生物农药还是化学农药面临相同的宏观与自然风险;第二，农户施用不同农药种植蔬菜并不影响其农业生产的其他相关投入;第三，蔬菜种植农户的效用函数为“平均—标准差”效用函数［30］。这样第i个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相对于化学农药所得增加的期望效用为:

　　3．2模型分析结果与讨论

　　借助于MATLAB(Ｒ2009a)分析工具，对(8)式采用N－Ｒ迭代方法，迭代方程为:B(s+1)=B(s)+I－1(B(s))U(B(s))*，其中S为第S次迭代。相关的参数估计结果见表3。

　　主要结论与政策

　　含义本文的结果表明，具有女性、年龄在40岁以下、化学农药残留危害的感知、受教育年限在9年及以上等个体特征和蔬菜种植面积在5亩以下、非农业性收入在3万及以上、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等家庭特征的蔬菜种植农户更愿意施用生物农药。这些结论包涵了丰富的政策含义，可供政策决策参考。

　　(1)政府应该借助于农业合作组织推广生物农药，同时考虑到女性、年轻、教育程度较高和家庭种植规模较小、非农业性收入较高的农户更容易接受生物农药，政府可以依托农业生产合作组织，重点选择具有上述特征的蔬菜种植农户来推广生物农药。

　　(2)政府必须加大对施用生物农药的支持力度。模型结果显示，政府对生物农药的补贴与提供农药施用的技能培训等与政府相关的变量，并未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因此目前生物农药在丰县的施用主要依赖于农户的内在驱动，政府的外在驱动力并不充分。近年来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政策基点是确保农产品量的增产而非质的提高，属于传统型的支农政策，政府对农户的技能培训并没有针对生物农药，也没有通过补贴的方式降低生物农药与化学农药的相对价格，从而难以显著改变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意愿。因此，政府农业生产的相关政策应该作出必要的调整，以更加明确的政策导向，大面积、宽领域地推广药生物农药。

　　参考文献(Ｒeferences)

　　［1］AgnewGK，BakerPB．ArizonaCottonPesticideUseData:OppprtunitiesandPitfalls［A］．ProceedingsBeltwideCottonConferences［C］．SanAntonio，2000，2:1239－1246．

　　［2］HouB，WuL．SafetyImpactandFarmerAwarenessofPesticideＲesidues［J］．FoodandAgriculturalImmunology，2010，21(3):191－200．

　　［3］PalikheBＲ．PesticidePollutionManagementinNepal:inHarmonywithNature［Ｒ］．MinistryofAgricultureandCooperatives，Kathmandu，Nepal，2001．

　　朱淀1张秀玲2牛亮云3

《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意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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