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黄河流域农业文明演进

　　摘要：找出推动文明演进的内在核心要素是大力推进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本文从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的视角构建了一个“技术—组织—环境”的分析框架，探讨了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演进过程与内在机理。研究表明：①农业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是农业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它包括以人为主体的农业通用技术的革命，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以及农业地理环境的变迁；②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演进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可划分为新石器时代木石锄耕农业文明、青铜时代金属器锄耕农业文明、铁器时代精耕细作农业文明、机器时代工业化农业文明和计算机时代信息生态农业文明五个阶段；③农业文明的演进呈螺旋式上升，其形态的演变是农业技术经济范式三组分及其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协同创新和协同演化的结果；④促进技术经济范式的绿色化转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内核。建设以绿色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信息生态农业文明将是未来农业文明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农业文明；农业技术经济范式；演进；黄河流域

　　1引言

　　“农，天下之大业也[1]。”作为衣食之源和生存之本，农业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历来占有重要地位。对于整个古代世界而言，农业更是一个决定性的生产部门[2]。是世界农业的发源地之一，在近代农业出现以前，农业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并不亚于四大发明[3]。黄河流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作为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而又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内涵[4,5]。

　　2理论分析

　　2.1农业技术经济范式的内涵

　　“范式”（Paradigm）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SamuelKuhn）于1962年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用来阐释科学研究活动中基本模式或结构的转换对科学革命的意义。1982年，技术创新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GiovanniDosi）将这个概念引入技术创新之中，提出了技术范式的概念，将其定义为立足于自然科学原理解决技术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17]。而后，克里斯托夫·弗里曼（ChristopherFreeman）和卡洛塔·佩雷兹（CarlotaPerez）在继承多西“技术范式”的基础上，使用“技术经济范式”这一术语来描述被广泛传播的技术通过经济系统影响企业行为和产业发展的现实[18]。技术变革与经济运行之间的联系是技术经济范式形成的理论基础，目前技术经济范式的内涵已在创新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领域得到广泛扩展。学者王春法在解释新经济问题时，将技术经济范式定义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主导技术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生产的范围、规模和水平[19]。受以上学者观点的启发，本文在吸收技术创新与经济结构互动思想的基础上，构建技术经济范式框架并将其引入到农业发展的研究中，提出“农业技术经济范式”的概念。在此，将农业技术经济范式定义为不同的农业发展阶段所特有的技术经济结构，它包括以人为主体的农业通用技术，以及由此推动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和人与地（自然环境）之间的农业生产环境状况三个组分。农业技术经济面貌及其特征折射出农业文明的形态，当农业技术经济范式由量变发生质变时，农业文明也会发生新的演化。

　　2.2农业文明的内涵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20]。”在，“文明”一词最早出自于此，取“文采光明”之意。随着时代进步，文明的含义不断延伸，除了泛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之外，方今更多释义为一个地区或一个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显示出来的状态和特征。作为一个既古老又常新的概念，文明可以因时代与地域或民族的差别而有所不同，亦可以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21]。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李小建等学者曾提出“文明的产生与扩散是人地相互作用的反映，不同的文明与不同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不同发展阶段的文明又反映了不同类别的地理要素的组合及其共同作用[22]。”在现有的关于“文明”概念和内涵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地理学的人地关系思想，本文定义文明为人类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界定农业文明为，在一定地域空间从事农业活动的人类在利用改造地理环境的过程中创造的农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农业生产、技术、农耕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和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各种制度等多方面，其中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进步与创新是农业文明演进的灵魂。我国农业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年前左右，但农业文明并不是在农业刚出现时就形成了。当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农业技术形成一定的体系，农业生产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并开始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农业文明才孕育而生[23]。在人类学和考古学中，农业文明仅被作为研究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一小部分，在此本文将其抽丝剥茧，单独提出来细致剖析。一方面吸取考古学界普遍接受的文明最早追溯到三皇五帝时代（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共识，确定农业文明肇始于7000年前左右；另一方面对18世纪60年代的大机器生产标志工业文明的开创与农业文明的湮灭的主张持有异议，认为农业文明绵绵不断，一直延续至今。与此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探索的农业为狭义农业范畴，特指种植业。

　　2.3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农业文明演进分析框架构建

　　农业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包括以人为主体农业通用技术的革命，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以及人与地（自然环境）之间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变。通用技术作为人与地的中介，是人类适应、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动手段，决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组织方式是与生产力相适应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它决定了生产关系的组织形态；地理环境是人类文明进化的物质基础。人类以技术为手段能动地适应着自然环境，创造着适应区域自然环境、体现区域人地关系特征的文明模式[24]。由此可以看出，通用技术、组织方式和地理环境及其决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之间均具有协同性，导致农业文明形态也由量变到质变跳跃性变化，进而引致农业发展和文明演进表现为明显的阶段性。通用技术、组织方式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协同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协同演化正是农业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据此，本文构建了一个“技术—组织—环境”的协同分析框架（图1），来分析农业文明演进过程中技术经济范式的驱动机理。

　　3黄河流域农业文明演进

　　黄河流域是文明的摇篮，尤其发展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形成与演进与黄河独特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黄河在古代称“河”，因其流经黄土地带，挟带大量泥沙，水色黄浊，因而得名，上游大量泥沙带来中下游肥沃的关中平原和华北大平原[25]。全新世出现一个大暖期，黄河流域于此期间基本上属于暖温带气候类型，其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为黄河流域率先突破原始农业的低水平发展、形成以旱地粟作农业为基础的农耕文明提供了独特的地理条件[24-26]。这与南方的“稻作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7]。深入了解黄河文明的历史发展与变迁进程对全面认识中华文明也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本部分将以黄河流域为例，从农业技术经济范式的角度对农业文明的演进进行探究。

　　3.1阶段划分

　　农业技术经济范式是测量农业文明程度的工具。根据农业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将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演进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即新石器时代木石锄耕农业文明（从距今7000年左右农业由年年迁徙的生荒农作制过渡到相对定居的熟荒农作制，到距今4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结束）、青铜时代金属器锄耕农业文明（从距今4000年前后进入青铜时代到距今2500年青铜时代的结束，大体上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与奴隶制的产生、发展及衰亡相始终）、铁器时代精耕细作农业文明（从战国到19世纪60年代晚清洋务运动以后，近代工业化起步，铁器时代结束）、机器时代工业化农业文明（从晚清到20世纪末基本实现工业化，鸦片战争后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近代农业科技，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变，新成立后开始农业工业化的现代征程，目前工业化总体上还处于纵深发展阶段）、计算机时代信息生态农业文明（当今全球都更加关注土地可持续发展和食品安全，绿色发展方式得到空前重视，绿色供应链、清洁生产、物联网追踪、土壤整治、生态修复等都成为研究热点）。这些趋势预示着农业文明必将走向更高层次的信息化生态文明。

　　3.2农业文明形态

　　农业起源于一万年以前，黄河流域因黄土覆盖广泛，具有良好的保水和供水性能，土质肥沃疏松，使用简单的木石工具即可垦耕，加之气候暖温，优越的农业地理环境条件使之成为原始农业发生最早的地区之一。然而最初农业形态较为低级、原始和粗放，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作物加工工具以石斧、石锛、石磨盘等打制石器为主，磨制石器极为罕见。对土地的利用实行砍倒烧光，刀耕火种，无固定耕地，人们生活迁徙无定。故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原始农业虽应运而生，但农业文明尚未登上历史舞台。但不可否认，原始农业的产生改变采集渔猎经济时代“饥则求食，饱则弃余”的状况，使之可以形成稳定的剩余产品，从而为文化积累、社会分工以及新石器中晚期农业文明的诞生奠定一定的物质基础[28]。以下以新石器中晚期作为农业文明的开端，以农业技术经济范式的变化为线索，概括描述黄河流域农业文明每一阶段演进的主要特征（表1）。

　　4结论与讨论

　　农业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是推动农业文明演进的核心动力。本文基于农业技术经济范式构建了一个“技术—组织—环境”的分析框架，探究了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演进阶段，并挖掘推进农业文明演进的内在机理，得出以下结论：

　　（1）农业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包括以人为主体农业通用技术的革命，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以及农业生产环境的变迁。技术—组织—环境三者的协同创新及其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同演化是农业文明演进的内在精髓；

　　（2）基于农业技术经济范式的变化，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黄河流域农业文明演进可划分为五个阶段，即新石器时代木石锄耕农业文明、青铜时代金属器锄耕农业文明、铁器时代精耕细作农业文明、机器时代工业化农业文明和计算机时代信息生态农业文明；

　　（3）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演进呈螺旋式上升趋势。在纵向每一个阶段，农业通用技术、生产组织方式和农业制度环境之间不断协同改进提高，使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协调，而在横向方面，农业文明区域逐渐由黄河流域扩展至全。

　　文明与创新密不可分。本文的创新点是从农业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视角构建“技术—组织—环境”的分析框架，能更好地理解推动农业文明演进的精髓。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背景下，促进技术经济范式的绿色化转型是黄河流域传统农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关键内核。其中，绿色化通用技术的突破是决定绿色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的关键。比如包含绿色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污染治理技术、资源回收技术、环境监测技术，以及从源头、过程加以控制的清洁生产技术和物联网信息技术等的绿色技术体系能否被创新突破，决定了绿色创新链、绿色商品链和绿色供应链能否被有效组织。同时，在政府法规、市场力量和全民绿色生活、绿色消费意识提高的共同作用下，绿色化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才能被有序营建。因此，建设以绿色技术为核心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信息生态农业文明将是未来农业文明的发展方向。

　　农业技术经济范式视角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阐释农业文明的演变过程，但仍显不足。农业文明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除农业生产工具技术、生产组织方式、人地环境等生产力、生产关系因素的作用以外，社会制度以及地区文化等因素都会对农业文明演进产生显著影响，这些问题还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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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二玲1，2，3，崔之珍2，李亚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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