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三大解读的批判及其价值
[摘要]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批判了当时理论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解读、社会学解读、封闭式解读，在批判过程中，间接阐释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理解。葛兰西的上述批判对于学习与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价值：不能机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要辩证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不能把历史规律等同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统计规律，而要把握特殊历史时期历史规律的特殊性；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封闭的思想单元，而要联系政治经济学等理论深刻领悟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容与实质。
[关键词]葛兰西 历史唯物主义 经济决定论
唯物史观（也被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2013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涵十分丰富。为了深入学习历史唯物主义，需要研读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著作，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实质；也需要熟悉后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吸收其中的合理之处，避免其中的错误成分。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后人对历史唯物主义解读呈现出一源多流的态势。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这些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中，既有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实质的准确诠释，也有不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解读。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批判了当时理论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三大解读，在批判过程中，间接阐释了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理解。美国学者悉尼·胡克主张，只有联系马克思所批判的学说，才能更好理解马克思思想。他说：“一个人的思想的含意，也只有当我们了解了他所正在反对的那些学说时，才变得更加明显。”[1]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理解马克思思想，也适用于理解葛兰西思想。时至今日，葛兰西上述批判对于学习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一、对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解读的批判
葛兰西把马克思哲学称作实践哲学，主张马克思实践哲学就是一种历史理论，他说：“人们要问实践哲学是否特别是一种历史理论，回答必须说这确实是真的”[2]。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被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唯物史观），因此，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葛兰西并没有系统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而是在批判对历史唯物主义误读过程中阐释了自己的理解。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法格、考茨基等人把马克思的历史观解读为“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拉法格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是从社会内部、在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中，去寻找社会运动的根源，是用经济因素来说明历史的发展和变化[3]。考茨基认为经济是历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经济基础决定着思想上层建筑的面貌。上述观点被葛兰西等人称之经济主义、经济决定论。葛兰西指出，拉法格、考茨基等人的观点是对实践哲学的庸俗化解读，从马克思的《德国革命和反革命》《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可以看出，这种庸俗化解读主要表现在机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
（一）经济基础发展倾向未必一定会反映在上层建筑中
葛兰西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在每一个个别的场合下，政治是经济基础发展的一些倾向的反映，但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这些倾向一定会实现，对于特定时期的经济基础，只有在整个过程结束后，才能具体地研究和分析，在经济基础发展过程期间，只能假定地加以研究。在葛兰西看来，那种认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每一个波动都可被表述和解释成是基础的直接表现的主张，应该被视为一种理论上的幼稚病加以驳斥[4]。
（二）上层建筑内部因素也是造成其自身发展的原因
在葛兰西看来，经济的历史唯物主义把每一个政治行动都看成是基础所直接决定的，都看成是基础的实在的和经常的变化的反映，否认错误的政治行动的可能性。葛兰西提出，历史行动的错误可能源于统治阶级领导人的观念错误，或者是因为不同集团争夺领导权造成的，这种政治行动状况难以溯源到经济基础。
二、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解读的批判
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哈林于1921年写作并出版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以下简称《通俗教材》）。在《通俗教材》序言中，布哈林指出，这本书写作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个基础的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还缺乏系统的阐释；另一方面，要求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系统阐释的呼声是很急切的。为了满足工人与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知识的需要，布哈林写作了这本书。20世纪20年代《通俗教材》一度被誉为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权威著作，布哈林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解读代表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倾向之一，发挥了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作用。然而，葛兰西却批判了布哈林对历史唯物主义内容与旨趣的解读。
（一）对布哈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容解读的批判
在《通俗教材》中，布哈林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处于怎样的地位呢？它不是政治经济学，也不是历史。它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也就是社会学。”[5]在布哈林看来，社会科学考察整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而非社会生活的某个领域，于是就产生两门重要的科学：一门是历史学，一门是社会学。历史学研究特定时空条件的社会生活的变迁与发展过程。社会科学中最一般的科学就是社会学，也被称为“历史哲学”“历史过程理论”，它阐明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历史学提供方法。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社会学，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与立场的社会学，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或简称为“经济唯物主义”。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容，布哈林把其归结为一个机械公式，并试图以此把握整个历史。葛兰西指出，把实践哲学归结为社会学，是一种退化，这种退化倾向在于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理解为类似数学与物理公式。然而实践哲学赖以存在的经验，是多种多样的历史，难以用固定的公式表达。实践哲学对历史经验的研究将为人们理解社会历史提供一般方法论。
（二）对布哈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旨趣解读的批判
布哈林要把历史唯物主义内容归结为类似自然科学的公式，试图据此认识人类历史进化的规律。由此，布哈林就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旨趣解读为根据自然科学方法理解历史与政治事实，“实验地”确定类似自然界进化规律的历史发展规律。对此，葛兰西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批判。
首先，社会政治领域中统计规律是难以成立的。这是因为，社会历史中的人不像自然领域的物质是消极的，人并不是历史发展的旁观者，而是历史发展的当事人，能够影响历史事件与历史发展。葛兰西说：“统计法则只有在大量的人民群众在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所关心的问题上还（或至少被认为还）在本质上是消极的情况下，才可以被应用于政治科学和艺术之中。”[6]这就是说，只有在历史参与人像自然物一样消极被动，统计规律才能适用于社会历史。显然，历史参与人具有主观能动性，统计规律不能套用到社会历史领域。
其次，将适用自然科学领域的统计规律套用于社会领域，妄图预见未来和行动过程，将会产生严重后果。其一，统计规律将导致精神上的懒惰和政治纲领的肤浅性。政治活动就应该把群众从消极性中唤醒过来，这就倾向于颠覆统计规律。其二，统计规律会造成不可弥补的灾难性后果。统计规律运用于自然科学中，最坏的后果是产生差错和不相干，这是容易被进一步的研究所纠正的。统计规律运用于社会的后果是难以更正的。其三，社会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庸俗进化论，无法理解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的规律。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发展破除了任何形式的进化及从庸俗进化论意义上理解的一致法则。
最后，把历史唯物主义定位为认识历史发展规律，必然会将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化。布哈林把实践哲学等同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社会学”，就是建立了体系化的实践哲学。在《通俗读本》序言中，布哈林明确自己的目标就是建立体系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迄今为止这一基础还缺少较为系统的诠释，因此自己就要承担这一任务。布哈林所建立的体系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包括社会科学中的原因和目的（因果性和目的论）、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必然和意志自由）、辩证唯物主义、社会各种要素互相之间的平衡关系、人类社会与外部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社会不平衡的形成与恢复、阶级和阶级斗争等内容。葛兰西认为，布哈林的体系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企图把每一件事情都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最后或最终原因，这实际是一种旧式形而上学。布哈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是思辨唯心主义的，但还不是那种完整的体系，即没有提出什么超历史的、不受时间和空间制约的、包罗万象的抽象真理。在葛兰西看来，实践哲学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待自身理论，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克服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片面性。因此，布哈林试图将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化，这是与马克思思想相悖的。
三、对历史唯物主义封闭式解读的批判
葛兰西同时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科尔施指出，马克思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们尽管都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事实上他们把社会革命的理论割裂成了许多碎片。他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理论上是辩证的，而不能分割为孤立的、自发的各个知识分支[7]。在科尔施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文化理论、国家学说具有内在关联性。葛兰西也主张，马克思学说是一个整体，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存在内在联系。
（一）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不可分割
葛兰西提出，要系统阐述实践哲学，就不能忽视它的创始人（马克思）学说中的组成部分。要理解实践哲学，首先应该从总体上全面论述哲学组成部分，然后具体分析有关历史、政治、艺术、经济和伦理的方法论的所有一般概念，使得各部分像自然科学那样在一个理论结构的整体中各得其所。有一种广为传播的观念，即认为实践哲学是一门纯粹的哲学，是辩证法的科学，其余部分是经济与政治，因此，它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这三者分别是对19世纪中期欧洲三大文明成果的总结与超越。（这一观点是列宁在1913年写作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提出来，此文被收入《列宁文集》2012年版第2卷。）对于这种流行的观念，葛兰西指出，这一观念只是反映了对这个学说历史来源所作的一种探索，而不是要对学说本身内部构成的分类，因此不能把它视作定论，更不能把它与对马克思学说的更加恰当的定义对立起来。葛兰西主张，实践哲学是一种纯粹的专门的历史理论，这是确定无疑的，但不能把政治、经济同历史截然分开，即使是涉及政治科学和政治艺术方面以及经济科学和经济政策方面的种种专门问题，也不能脱离历史状况，孤立地加以研究[8]。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的学说本质上是社会历史理论，这一理论内在地包含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这些理论活动之间彼此包含，并存在互相转变的可能性。他说：“如果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这三种活动都是同一种世界观的必要的组成要素，那么，在它们的理论原则中，就必然包含有从一种活动到另一种活动的可转变性以及彼此转译成适合于每一种组成要素的专有语言的可能性。任何一种都包含在另一种之中，这三种一起构成为一个同质的循环。”[9]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源自政治经济学
葛兰西提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是实践哲学重要概念。这一概念不是从自然科学那里借用的，而是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特别是李嘉图所提出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提炼和发挥。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了“一定市场”概念，即一定的起决定作用和经常作用的力量，这些力量发挥某种“自动性”，根据这种自动性“可以预测”和判断企业经济行为和个人市场活动前景。在李嘉图看来，“一定市场”等于说“一定基础的生产组织中各种社会力量的特定关系”，即得到一定的政治、道德、法律等上层建筑认可并保护的关系。古典经济学家在认识了经济活动中发挥着支配作用的经济力量与机制后，就割裂互相联系着的经济事实，并把上述经济机制绝对化，抽象规定因果关系、前提与结论，然后这些经济学家就借助思维操作在概念中构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结构。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上产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把“一定市场”及其“自动性”看作是“永存的”和“天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把这些因素看作是历史的概念。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决定市场的力量对比关系进行实际的分析，深入揭示这些力量之间的矛盾，评估随着新因素的出现所可能带来的变化，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暂时性”和“可取代性”。在资本主义现代经济生活中，新因素的出现干扰了传统的自动性，这种干扰是任意的、规模不等的、难以预测的。这就证明了以下情况：经济生活起了变化，其中孕育着“危机”。如果想明确历史“规律”“规律性”的确切内涵，就必须从古典经济学的“一定市场”“自动性”等理论的发展出发。历史“规律”问题不是要“发现”“决定论”的形而上学规律，甚至也不是要确定“普遍的”因果规律，而是要阐释以某种规律性和自动性发挥作用的力量是怎样在历史中形成的。作为比较模型的大数法不能解释历史“规律”，实践哲学的历史规律理论渊源于李嘉图所提出的经济规律概念。葛兰西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李嘉图不仅提出了经济学的‘价值’范畴，还在经济学理论中表达了省思历史与生活的带有哲学深刻性的方法，这就是他在实践哲学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历史发展中特定力量与机制发挥着规律性作用，从而形成历史的“必然性”，历史必然性的存在也离不开文化与民众信仰的作用。在葛兰西看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通过形成思想上的共识与意识中的具体目标，塑造信念与信仰，这些观念的力量足以影响必然性的存在与作用。
四、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三大解读的批判的价值
葛兰西对20世纪30年代前后流行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解读、社会学解读、封闭式解读予以批判，在此过程中，他间接阐释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葛兰西的上述批判对于我们学习与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价值。
（一）不能机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是十分复杂的，需要通过一定机制才能实现。葛兰西用“卡塔尔希斯”来表述这个机制。在他看来，“术语‘卡塔尔希斯’可以用来表明从纯粹经济的（或感情的——利己主义的）因素向道德——政治的因素的过渡，也就是向更高地改造基础为人们意识中的上层建筑过渡。”[10]今年以来，新冠疫情对我国中小企业冲击较大，政府怎样才能更好地帮助这些企业？这就需要通过政府对中小企业状况的调查、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联系中小企业等措施，了解中小企业的实际需求，然后出台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承认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其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在特定历史时期，上层建筑的改革能对经济基础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二）不能把历史规律等同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统计规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具有一般性，但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其又有特殊表现形式，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统计规律。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科尔施也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不同于自然科学规律。“科尔施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适用于任何社会，但上述联系对于不同历史时代来说，却具有特殊的形式，要加以具体分析。”[11]这就启示我们，要具体分析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特殊性，以便更好地指导各项工作。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当前我国生产关系总体上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也是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但是，我国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也存在与生产力、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要求并不完全匹配之处。这就需要对这些方面加以改革。对于如何改革等问题的回答，既需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又需要综合多方面情况加以具体研究。习近平指出，“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12]由此，实施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改革就是当前我国改革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特殊规律。
参考文献：
[1]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 [M].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57.
[2][4][6][9]葛兰西.实践哲学 [M].徐崇温等,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24,97,121,91-92.
作者方 政
《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三大解读的批判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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