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论文范文社会文化变迁下的稳婆形象

　　稳婆，是旧时民间以替产妇接生为业的人。因历史时期和南北地域及民族文化的不同，其有“隐婆”、“产婆”、“收生婆”、“接生婆”及“老娘婆”等多种称呼，为属江湖“三姑六婆”之列。本文主要针对社会文化变迁下的稳婆形象进行了一些研究，文章是一篇社科论文范文。

　　【摘要】稳婆作为中国古代妇女生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在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威望。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医学观念的传入，稳婆群体逐步被边缘化。稳婆形象的背后蕴含着国家话语、生育权利、民众观念等多方面因素的交错互动，在审视稳婆形象时，应该采用多元化的视角来研究稳婆在所呈现的公众形象。本文主要探索清末民初稳婆是以何种形象呈现在公众眼中，以及这种形象的背后有何深刻的政治文化意涵。

　　【关键词】接生,卫生行政,污名化,分娩权力

　　稳婆最早起源于东汉时期，是专门负责接生的妇女群体，在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威望。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医学观念的传入和国家分娩卫生话语的导向，稳婆群体逐步被社会所边缘化。西方预防医学观的实质就是对人从生到死的各个阶段实施严密的医疗监控，尤其注重妇婴卫生健康。出于富国强种的需要，政府也大力提倡新法助产，使得分娩行为不仅仅是一个家庭自身的内部之事，更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生育分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某种公共性，原本属于私人行为的分娩，开始在社会公共领域被广泛讨论，稳婆群体也被纳入公共视野之中。因此，考察稳婆自身的能动性、主动性以及在稳婆形象塑造过程中各方力量的交错互动，对于稳婆形象的全面把握大有裨益。

　　一、稳婆的缘起及其接生手法

　　1.手法娴熟的接生者稳婆是一种古老的职业，属于三姑六婆群体中的一员，最初形成于东汉时期。《汉书》中记载：“乳医淳于衍”。[1]“乳医正是对负责接生之人的最早称呼，唐宋时期称之为“收生之人”、“看生之人”，元明之际“稳婆”这一称呼开始流行，延至清朝，稳婆已经相当的普遍。“稳婆”顾名思义就是稳重、稳定，能够确保在生育过程中母子平安的人，她们的主要任务是依据自己娴熟的接生技巧帮助产妇进行分娩，将产妇腹中的胎儿带到这个世界。稳婆获取接生技艺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种是通过接生经验的积累而无师自通者;第二种是婆媳、母女相承，继承祖产家业者;第三种是从中医或者僧侣处习得助产方法，以师徒关系获得生产方法者。三者之中，家传方式是比较普遍的一种技艺传承方式。20世纪三十年代，无锡市成立接生婆训练班的统计数据显示，“由婆太太、老舅婆带领入门，正途出身者，居十之四。”[2]可见，家传技艺占了很大的比重，世代相传是稳婆传承手艺的主要方式。由于自身女性的身份，稳婆时常可以接触到产妇，虽然大部分的人们都认为稳婆不识字，但是凭借着长期接生经验的积累，一些医生和文人对于他们的接生技艺和有关妇女的知识予以了肯定。清代医者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下卷“怀胎说”指出，由于医生长期关注理论知识，疏于临床经验的积累，对于婴儿不同阶段的发育形态的认识往往不如稳婆，“既不明白，何不归而谋诸妇，访问收生婆?访问的确再下笔，断不致遗笑后人。”[3]作者强调稳婆深谙生产之道，医者在进行医学探究的时候不能仅靠理论知识，在必要的情况下应该虚心向稳婆学习。面对产妇难产的情况，稳婆会巧妙的运用其世代相传的经验保证产妇及胎儿的安全。如果遇到晕血而导致的难产情况，只需要使晕厥的产妇闻用醋熏过的热秤锤即可。如果是产妇在生产过程中，遇到胎儿横生、逆生的状况，即在生产过程中婴儿的一双手或一只脚先露出来，只需要在婴儿的手中或者脚底撒上一小撮盐，婴儿的手或脚便会自动收回。南宋医家陈言在《三因极一病症方论》中就有记载：“若先露脚谓之逆，先露手谓之横……或以盐涂儿脚底，抓搔之。”[4]从应对难产的治疗方法来看，稳婆拥有一双妙手广泛地影响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2.“洗三”仪式的主导者在传统社会中，稳婆的“作用主要不在接生，而是凭借其娴熟的词令和仪态成为新生儿步入家庭场所仪式督导者”[5]。稳婆通过接生只是将新生儿从母体中带到这个世界，然而生育的过程在古人看来是污秽、不洁的，没有经过洗礼仪式的婴儿始终被家庭成员看做是一个“外人”，只有通过“洗三”仪式，新生婴儿才被正式接纳为家庭正式成员，男性婴儿尤其如此。“洗三”的仪式可谓相当的隆重，要提前准备好小米、围盆布、挑脐簪子、新梳子、新毛巾、香烛等一系列必备用具和具有特别象征意义的物品。“洗三”的过程中，要先供奉催生娘娘、送子娘娘、眼光娘娘等十三位神像，床头还要供奉“炕公”、“炕母”，然后稳婆将婴儿放入产妇本家准备的盛有槐条、艾叶熬成的汤中，口中还念念有词的说道“鸡蛋滚滚脸，脸似鸡蛋皮儿，柳红似白的，真正是爱人儿。”“左掖金，右掖银，花不了，赏大人”等一系列带有美好祝愿的吉祥话语。最后洗罢，将娘娘码儿、敬神钱粮、“炕公”、“炕母”一同焚化，并且说道“炕公、炕母本姓李，大人小孩交给你;多送男，少送女。”同样是带有吉祥意义的话语，随后稳婆向本家道喜，讨几个赏钱，整个“洗三”仪式也就圆满的结束了。[6]稳婆口中一系列吉祥的话语，几乎包含了婴儿长大过程中所要经历的健康、财富、仕途等各个方面。稳婆借“洗三”仪式发出了对新生儿未来的预测，给新生儿的身上打下了社会的印记，将他们预先安排在了社会网络中的某一位置上。通过“洗三”使家庭成员在观念上接受这个新生婴儿，相信他可以健康成长，并且可以为这个家庭带来福气。稳婆在“洗三”的过程中收获的不仅仅是金钱，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在社区之中较高的威望，“二十来岁的男女都不敢跟她开个小玩笑，怕她提起：别忘了谁给你洗的三。”[7]可见稳婆在当地社区中的地位相当重要，甚至接生过程中出现的闪失，也可以通过“洗三”仪式来弥补。

　　二、卫生行政下的稳婆污名化

　　1.兰安生模式下的社区医疗一体化19世纪下半期，“预防医学”的观念传入中国，医学研究将重心从对疾病的治疗转移到对人们从生到死各个阶段健康的关注，北京协和医院的公共卫生学教授兰安生正是将这一理念由理论变为现实的先驱。1925年9月，在征得当地政府的同意之后，他正式成立了卫生事务所。卫生事务像一张无形的大网，将整个社区都笼罩在其医疗范围之内。“预防医学”尤其注重妇婴保健，故而卫生示范区的护士走街串巷进行访查，将发现的孕妇介绍到门诊做检查，在其生产之时，则叫助产士到产妇的家中进行接生。兰安生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医疗社区与居民社区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建立，将稳婆排除在了妇婴保健的大门之外，使得产妇与稳婆原有的联系被割裂开，稳婆逐渐被社区所边缘化。从下述两则案例当中，可以发现稳婆地位的变化。一则是发生在1915年5月，一名叫徐小堂的产妇家属控告稳婆吴潘氏，声称：“伊竟擅自动手在我女人身下掏摸多时后，伊言说胎儿已死在腹内，随被伊掏出头骨一块。伊又要秤钩，我恐我女人受伤未给，复又请得西草厂胡同原田医院洋医到来，始将已死胎儿割解取下，是以报告巡警带案。”被告吴潘氏认为，当时产妇的胎儿确实已经死亡，自己当众进行查看，并未“擅自掏摸”，最后在检察院、警务人员还有稳婆刘氏的验尸之后，认为稳婆吴潘氏在当时的情形之下除了将孩子肢解别无选择，即使是西医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和吴潘氏做同样的选择，这显然有为吴潘氏开脱的嫌疑。[8]另一则是发生在1935年3月，保婴事务所的监视员张淑惠针对齐内北水关的杨姓住户产妇出现难产的情况，对稳婆印关氏做出如下指控：(1)在产妇胎膜破损的情况下，印关氏出言阻挡，致产家不肯住院。(2)产妇难产之时，印关氏采取不正当，不洁净的处理方法，致使产妇出现体温发烧、腹痛等情况。事务所认为：“若不从严惩办，管理接生婆事宜，将无法进行，何能以儆效尤。”印关氏虽然针对指控做出了相关的申诉，但是仍然被吊销开业执照。[9]兰安生模式建立之前，稳婆尚可以专业人员的身份对接生方式进行权衡，如果在接生过程中出现失误，其他人也会按照社区传统观念为其开脱。然而当兰安生模式建立之后，稳婆的生存环境被极大地改变，她们受到现代医疗空间的排挤，其接生行为不断受到打压，分娩事故的矛头纷纷指向稳婆。2.“儿童年”所带来的舆论导向面对西方先进的妇产科学同中国传统稳婆收生的风俗产生的碰撞，一些社会精英极力主张剔除传统生育过程中的糟粕。他们对旧式稳婆的接生行为进行强有力的抨击，将其接生行为同国家强弱联系在一起，认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国民的身体素质应该是健康的，所以特别强调保婴事业、稳婆训练和新法接生。新法接生是确保母子平安的有力保障，“夫此呱呱者，乃种族之原。社会之基，邦国之本也。……尔乃全托于龙钟潦倒糊口谋生之老妇者，呜呼!是养成产婆之论，实中国今日保重之要图，强国之良法也。”[10]关于民国时期婴儿的死亡率，有数据指出，中国的婴儿死亡率颇高，平均166‰，与西方国家相比高出数倍。[11]对此，国民政府也高度重视，并将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7月31日确定为“全国儿童年”，规定“胎儿应以新法助产，婴儿及一切儿童，应为增进健康，防止传染病等，现行约法及各种教育法规，卫生方案，体育方案各有明文规定”。[12]在分娩现代化气氛的笼罩下，众多批判稳婆的文章纷纷出现在一些近代报刊当中。《卫生月刊》载：“查找我们区内尚有三分之二的妇女，仍然是信仰老娘接生的，故而每年冤死的婴儿和产妇，不可胜数!接生婆呢?别人死媳妇、妻子、孙子、女儿，她是一概不管的。”[13]有人将产妇死于产褥热的原因归结为“实由一般毫无智识稳婆，妄用污秽不洁之手伸入产道，不究消毒，致创伤传染所致”。[14]更有报道将稳婆描写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本旗中街铺经理某，伊妻现三十二岁，怀胎已满，招来收生婆二名，均无产科学识，假充熟手，误人殊多。用力勺索婴体，结果将婴儿脑袋勺出，因用力过猛，头体已分两段……甫二日，产妇因备受摧残，一命归西，与世长辞。”[15]通过报刊的导向性叙述，在社会上塑造出了稳婆肮脏、邪恶、无知的丑陋面貌。有学者曾提到，污名的形成机制“开始于对该群体‘贴标签’，人与人之间的区别被贴上了标签，通过这一过程，被贴标签者就与其他人产生了显著地差异。”[16]在“新法助产”、“分娩卫生”、“母性”、“强种”等政府主导下的行政卫生话语的导向下，舆论对于稳婆的攻击随处可见，稳婆不稳的观念在整个社会弥散。可以说，稳婆新形象的建构，很大一部分是受到了西方“预防医学”概念的实践和国家权威话语对基层社会的渗透的影响。通过政府和医学界对稳婆贴标签的行为，稳婆的污名化形象在这一时期的到了强化，对于稳婆的指责声不绝于耳。

　　三、不同声音中的稳婆形象

　　1.产科医生、新式助产士对稳婆的攻讦稳婆在分娩方面与医生、新式助产士有着业务方面的叠合，她们在传统社会的受欢迎程度、自身的女性身份以及所具备的特殊技艺时刻威胁着产科医生在社区权威的建立与巩固。因此，产科医生只得借助国家权威话语，对稳婆原始的接生方法和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纰漏进行针对性的攻击，试图改变传统居民对于稳婆的印象，为他们打开社区医疗的大门。在产科医生和新式助产士的笔下，稳婆成了无知无识、粗陋可鄙、倚老卖老的代表人物。1928年一位医生提到：“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要大声疾呼的喊着，他们为生孩子遭不幸，并非是本身问题，是被那散漫在社会中的无知识的旧式稳婆害死的……使他们了解旧式的危险，和新式的佳良。宣传的方法，不外口和笔。”[17]关于新式助产士定名的问题上，毛子震认为：“旧式的产婆，毫无知识，叫他为“婆”，就是把他当做一种无用的古董。”[18]他将新式助产者界定为从事新式产科学的朝气蓬勃的年轻女性，与旧式稳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婆”字不仅代表了原始的经验，而且也会让人们联想到三姑六婆的可恶形象。1927年，上海特别市卫生局颁布《管理助产女士(产婆)暂行章程》，引起了一批产科毕业生呈请改名且不领执照的举动。尚贤堂妇孺医院医师葛成惠认为在助产女士后面添加产婆二字是不妥当的，会使得助产士心有不甘并且使他们对此职业心生厌恶之感，“宜另一名称或则仿护士之例，称为产科士，则既不与医生相混，亦无姑婆之嫌，不亢不卑，适得其平。”[19]这表明了助产士不屑于稳婆为伍，极力与稳婆划清界限。2.来自稳婆自己的声音贺萧在研究近代上海娼妓问题时谈到，女性的声音由于各种原因被压抑着，无法向别人传达自己的心声，只有当社会将她们作为符号来取缔、改造、回忆、欣赏的时候，才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女性微弱的声音才得以在众多的历史记录中被洞悉。[20]虽然一些文本中对于稳婆的描述，亦是经过扭曲、加工、过滤的再加工的声音制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稳婆的自述当中隐约察觉到被压抑声音背后的反抗。在卫生部门和警方的监视和打击之下，稳婆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职业危机感，她们不时会做出为保护自己权益而抗争的行为。一些警方档案的记录中清晰的记下了稳婆为自己辩解的声音。1943年5月，稳婆丁陈氏因住址迁移，请求卫生局换发执照，但是卫生局却以“该照未经查验，业已作废”拒绝了丁陈氏的换照请求，丁陈氏因此向卫生局局长上书：“十余年来所接生胎累计以千记，手术之敏捷稳妥北城一带均多赞扬，是以藉之生活……如将氏之执照注销，则谋生无主必为饿殍，且氏之身孀居，伶仃孤苦，犹无亲友，诚无依靠之苦人，全凭接生度日。”[21]可见，丁陈氏对于自己的接生手法相当自信，也反映出稳婆在传统居民社会中仍有广泛地群众基础。丁陈氏为夺回自己营业执照所做的陈述，虽然可能存在夸大的成分，但究其根本还是由于生活所迫。在这里，一个不同于以往稳婆阴险、狡猾、贪财的形象诞生了——她是孤苦伶仃，只能靠接生来度日的寡妇。同20世纪上海的妓女一样，作为社会底层的女性，稳婆群体正是在被国家当做阻碍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绊脚石而加以改造、取缔时才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中，而各方力量所塑造出的形象往往同稳婆口中自述的形象大相径庭。出于维护自身形象的个体意识，一些文本中隐约可见的稳婆自述与社会上所宣扬的愚昧无知的腐朽落后形象全然不同。稳婆群体以刻板的社会符号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很大程度上是生育医疗化和法制化权力运作过程中所孕育的结果。3.产家对于稳婆的态度虽然国家试图通过各种途径使卫生观念深入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但是众多妇女在进行生产时仍然认为稳婆是传统熟人社会中的可信赖者。在接生的时候，稳婆仍然是民众的首要选择。助产士一般为未结婚之年轻女子，大多心高气傲，“自矜天之骄子，傲视一切，待人接物很少和蔼态度，缺少责任心”，[22]整日幻想成为女医，并且社会经验少，知识有限，致使产家对助产士的接生能力不信任。与之相对应，由于稳婆是传统社会中可信赖的熟人，自然成为产家进行接生的首选。甚至当稳婆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失误，造成婴儿死亡和产妇身体受损，遭到卫生事务所的指控的时候，产家还会义无反顾站出来为稳婆辩解。1935年，稳婆李吴氏因在接生中造成了胎儿的死亡，被助产士朱崇秀指控，保婴事务所经过调查和考虑，做出了扣留执照的决定。然而事件的受害人李孟氏却极力为两位姥姥辩护，她声称请稳婆来的原因是由于自己“素性顽固，未谙新知识，主张宁可冒险，不愿赴院。”稳婆接生未带接生筐，是因为自己怕李吴氏不肯前来，而用认门习俗，骗李吴氏速来，并且在她的供述中多次赞扬李吴氏“颇多经验、手段俱佳”。[23]当然，稳婆有时也会遭到产家的控告，但是产家进行控告的原因并不是针对稳婆接生过程中出现的纰漏，而是由于一些口角之争才进行诉讼，一旦产家气消或者稳婆对自己的行为道歉，诉讼就会被撤销。1921年1月，兴隆胡同居民陶智广向警察署报案，控告稳婆陈张氏在接生的过程中，将婴儿的脖子揪断，头颅遗在腹内，产妇也因此昏迷不醒。然而陈张氏的口供中并未提及自己将婴儿脖子揪断的情节，并且强调“胞衣已经腐烂无法摸出，叫他们另行请人医治。”但是却表示对造成这种惨剧深表歉意。两方辩词各不相同，最后在对邻居的询问之下，才佐证了陈张氏确实将婴儿头颅揪断的事实。出乎意料的是，最后产家却表示：“如其当时有些道歉之语，彼时即不能与该陈张氏诉讼”，希望当局仅以告诫为主。[24]纵观上述案例，民众与知识分子对稳婆的态度大相径庭，知识分子认为稳婆是旧社会的残余，技术不佳的稳婆可能会对妇女造成伤害，普通民众则对稳婆仍有较大的依赖，即使发生诉讼，也仅仅是口角纠纷。尽管社会各界大力宣传现代化的分娩方式，但是分娩被纳入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尚未在民众脑中形成清晰的概念，传统人情观念仍然是主导民众进行分娩方式选择的关键。

　　结语

　　稳婆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并且庞大的群体，在古代她们凭借世代相传的接生经验为广大妇女群体进行接生，是受人尊敬的接生专家与仪式督导。直至近代，随着西方医疗观念的传入，生育话语与现代国家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女性、国家与卫生交汇在历史的舞台上，各种权力的交织使得稳婆被排挤出分娩行为之外，逐渐被社会所边缘化。大众媒体试图将稳婆刻画成肮脏、落后的代表，以迎合当时国家的主流话语，助产士、产科医生企图通过使用带有贬低意味的话语，将生育权力从稳婆手中抢夺过来，稳婆形象在一系列话语塑造的过程中趋向社会边缘，稳婆不稳的形象在近代社会被符号化。然而，如果将稳婆从医疗史的研究范畴中脱离出来，她们便以女性的身份进入妇女史的研究脉络之中，妇女史的研究更注重女性自身的能动性与主动性，试图从女性自身的视角来考察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所以，对稳婆这一从事特殊职业的女性群体的研究，更要注意对其道德评判和现实状况的区分。从稳婆相关自述中的分析中，力图打破当代医疗思维定势，还原稳婆在当时社会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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