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后中共中央与中央分局的联系探析
［摘要］红军长征前后，中共中央与留守的中央分局之间保持了密切的联系。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对苏区开展游击斗争作了机构、人员、物资、指导思想等部署；长征初期，双方保持了较为频繁的联络，党中央向中央分局通报了一路上的战况，且根据后者提供的信息给予指导。中央分局根据党中央的诸项要求，为长征初期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许多便利和帮助，如迷惑敌人、拖住敌军、协助作战、稳固后方、收容运输、通报敌情。1935年3月9日双方的电台联络中断，直到1937年10月9日才恢复联系。事实证明，中央分局基本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积极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
［关键词］中共中央；长征；中央分局；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联系
众所周知，红军长征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幕，其艰苦斗争历程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及孕育的伟大精神，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实上，长征开始只过了数月，中共中央与留守的中央分局便失去了联系。关于两者之间的联系，长期以来学界的成果多集中于长征前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游击战争的部署与准备，中央分局根据中央的要求开展游击斗争，共产国际对于留守中央苏区的指示等，而未全面分析双方的互动联系，特别是未详细考察中央分局在失去联系前对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帮助。本文将通过电文等史料，着重研究长征前后两者之间如何保持密切的联系，及此对长征胜利的重要作用，并考证双方联络中断和恢复的具体过程。
一、中共中央对中央分局的指导和帮助
中共中央在决定战略转移的同时，还在中央苏区留下一部分正规红军和地方武装，尽可能地保护原有苏区领土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牵制国民党军的兵力，以配合大部队的战略转移。这样安排既是基于现实、情感与策略的考虑，也是贯彻共产国际的要求。
(一)中共中央在长征前对留守的准备工作
在红军主力突围前夕，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苏区开展游击斗争作了各项安排与部署，包括机构、人员、物资、指导思想等。
1.留下部分干部，并成立领导机构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召开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和中央领导机构突围转移后，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简称中央分局)，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简称中央政府办事处)，并且组织中央军区。经研究，把项英和陈毅留下来担任党政军主要负责人，领导南方各根据地的游击斗争。
为了便于统一领导留守工作，中革军委于9月7日下令，赣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项英从于都赶回瑞金，因“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王稼蔷即王稼祥。同志在病假中，以项英同志暂代理其职务”[1]P3750。
西方军总指挥、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指挥部队在老营盘战斗中腿部负重伤。中央对此非常关注，朱德、周恩来于9月1日给江西军区政委彭雪枫去电：“同意陈毅同志回博生休养，但须看途中担架是否适宜，并待稍愈时即来瑞休养。药此间已令总卫生部赶送去”[2]P123。看到陈毅病情短时间内难以好转，而且缺乏药品，中革军委又致电六师，并让陈毅安心养病：“唐医生已于廿九号由博生转你处诊伤。徐医生内外科技术均较强。阿母那丁及〔链〕球菌苗各四支，前日已送博生转江背洞八后院”，“你所要药品已于今晨送来”[2]P124。
项英和陈毅都是临危受命。项英工人阶级出身，在党内资历老、地位高，对苏区的情况也比较了解，尤其是组织纪律性很强。临行前，周恩来代表中央对陈毅说：“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有影响，有名望，又懂军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待”[3]P497。可见，把陈毅留下来除了身负重伤之外，还考虑到他比较懂军事，有号召力，游击战的经验丰富。
中央任命：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为中央分局委员，书记项英，宣传部长瞿秋白，组织部长陈潭秋。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秘书长谢然之。中央军区司令员原拟陈毅担任，因其重伤未愈，改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留下来的领导人还有何叔衡、周以栗、阮啸仙、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陈正人、胡海等，这些人由于身体等原因，都没有安排重要工作。
2.部署开展游击战争
9月13日，中革军委发布《改组各级军事部的命令》；9月19日，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向中央苏区各省、县发出《战区工作指示信》；9月30日，中革军委发布《巩固和扩大地方部队及自给问题的训令》；10月，毛泽东编写了《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并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印发给各县、区游击司令部；10月3日，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
(二)中共中央在长征初期对中央分局的指导
长征出发前，中革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根据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的指示，留下王震、严重、邬一之、萧满德、林厚佑、林仁贵等少数人员和部分装备器材，接受中央分局的领导，就地坚持游击斗争。[6]P72这样就为双方之间能随时保持联络提供了人员、器械与技术保障。
长征初期，双方保持了较为频繁的联络，一方面党中央向中央分局通报了一路上的战况，另一方面根据后者提供的信息给予指导，包括要求对转移中的红军主力提供各种支持。后来随着转战途中战事的极度紧张频繁、环境复杂恶劣、急行军等诸多因素，导致沟通不及时、不充分，影响了对中央分局的指导。
10月22日，中革军委发给项英的一份电报非常具有典型性。开篇便说，“敌情另电告”，“我野战军主力本二十二日晚可前进至信丰东南地区，并逼近信丰河边，有消灭粤敌第一 、二师之一部之任务”。这里通报了中央红军的进展情况，双方进行重要军情(含敌情)共享日后成为了常态。电报中还宣布成立中央军区，并规定其统领的部队，“中央军区应从二十二日起，即宣布成立，项兼军区司令员，并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二十四师和十军”[7]P80。另外，随着粤军的撤退，要求赣南军区在袭扰之余，迅速占据并扩大影响，争取广大民众，开展游击斗争，并划定了各地方部队的活动区域。在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同时，要注意收容野战军的伤病员，阻拦红军的逃亡人员，发动群众运送粮食弹药等。
二、中央分局对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帮助
中央分局根据党中央的诸项要求，为长征初期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许多便利和帮助，直接或间接掩护了主力部队的转移，功不可没，具体如下：
(一)迷惑敌人
根据中央严格保密的要求，也为了尽可能久地拖住敌军，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采取了有效措施，制造许多迷惑敌人的假象。如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全套机构被保留下来，各部门、各机关仍保留原名称，牌子照挂，工作任务和工作制度不变，照常办公，留下的各部门负责人继续各司其职。《红色中华》报也作了有力的配合，接上之前的期号继续出版，版面样式一切照旧，甚至用原印刷厂的机器印刷，宣传的内容也保留了原有的战讯扩红、征收公粮、优待红军家属、瓦解白军士兵等，没有透露一丝一毫主力红军转移的消息。
据陈毅回忆：“敌人却还搞不清楚红军出动的情况，一个判断说：‘朱毛出去是少数，大部分留下在中央苏区。’一个说法是：‘朱毛出去是主力，留下是少数。’种种说法，一个月都没有弄清楚。以后才查明大部队走了。”[3]P499
因此，在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的领导下，广大军民保守秘密，通过各种途径给敌人以较大的错觉，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府机构仍照常办公，从而成功掩护了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转移西征。
(二)拖住敌军
随着中央红军主力陆续撤出主阵地，集结并突围，中央分局所领导的留守部队在前一二个月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秘密与其换防，并掩护主力转移。
由于敌军尚未摸清红军的战略意图，朱德、周恩来于1934年10月8日给留守的红二十四师发电，以达到迷惑和迟滞敌人进攻的效果，“你们应乘此时机，实行伪装，积极迷惑敌人，派出小部队向敌人游击，并伪装居民，到有关地区散布谣言，说大红军到了，要进攻温坊，进攻朋口，大家准备欢迎等工作”，“你们应不断与敌保持接触，并派小部队于夜间扰乱敌人，使其更加迷惑动摇，藉的〔以〕迟滞敌人前进”[2]P160。
10月13日，朱德再次紧急致电项英，明确了中央军区的主要任务，如各独立团与主力红军进行换防，严密封锁消息以掩护主力撤离；对敌不是进行正面的防御战，而是要开展游击战，扰乱敌军的进攻部署；不断破坏敌军修筑的堡垒；实施坚壁清野等。为了敦促中央军区上下各部之间及时沟通信息、协同作战，还要求“中央军区尽可能保持现有的电话线与各军区联络外，对无电话的与直属分区直接指挥的各独立团，应建立按时的用徒步通讯的报告与通讯制度。军区与各分区及各独立团间，亦应如此”[7]P74。
可以说，由于严守秘密，对敌骚扰工作开展得比较巧妙，加上受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深刻教训，国民党军一开始并不知道红军已经换防，这样红军主力就在敌军几乎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较为顺利地集结、突围。所以，留守部队的拖敌、扰敌工作成效显著。
三、中共中央与中央分局联络的中断和恢复
中央分局与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络因故中断，对此，最具说服力的应该是项英与陈毅的回忆，因为两人是主要领导人，又是亲历者，对具体过程非常清楚。
此前，中共中央已经与共产国际、上海中央局都中断了联系。那么，中央分局与上海的联系畅通吗？项英于1935年1月17日给博古的一份电文中写道：“上海电台关系还未找着，此间除德生外均未到过上海。已派人到汕头、香港找朱老板，是否找到尚不知。除此外无法与上海接头，你们有办法否？”[2]P236可见，虽经努力，仍无法与上海党组织建立联系。
突围在即，项英于2月21日给中央紧急去电，特别指出了今后与中央无线电联络的困难，言语间透露出无奈与焦急。“我们在展〔辗〕转中无相当时间立足，则携带电台行动时有被击危险，将来与中央及各地关系更成问题”，“中央局对我们还有指示否？因我们一二日后要行动，以后联络甚困难”[2]P256-257。
四、结语
抗战全面爆发后，南方游击区最高领导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接到党中央的指示赶赴延安汇报工作，以惊人的记忆力和对党和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于1937年12月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报告。报告内容非常详实，是项英、陈毅三年来一起出生入死、认真总结这段历史后，共同归纳出的经验教训，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红军将士用生命写就的。其中在谈到三年游击战争历史作用时写道，“基本上是完成了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2]P484。四天之后的12月11日，他又在《解放》周刊第1卷第27期上发表题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一文，再次指出“我们配合主力红军，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2]P558。可见，项英从中央分局的角度作出了两个判断：基本完成了中央赋予的任务，积极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
中央政治局经讨论于1937年12月13日正式作出《对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基本上正确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赋予的任务，“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其次，游击区成为中国人民下一步抗战的战略支点，保留下来的革命火种也将成为抗日主力之一，“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最后，号召全党学习广大游击将士的艰苦奋斗精神和革命意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2]P564。
上述表述反映党中央基本认可了项英报告中的主要内容，并结合当时中国革命的总体形势，从全局、发展的角度评价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同时，从某种意义上也对长征前后党中央与中央分局的相互联系给出了客观、科学的评价。
［参考文献］
[1]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13[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
[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3]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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