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政治思想管理改革方案

　　政治管理上的发展应用与马克思哲学价值是分不开的，同时对于马克思思想应用对于当前的制度管理上有很多影响，以下就是这些方面的介绍。

　　摘要：随着民主进程的不断发展，历史上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民主。从民主的阶级属性看，可以将民主分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两种类型;按照民主所倚重的基本价值，民主又被分为以平等为出发点的“平等的民主”和以自由为价值导向的“自由的民主”两大类。关于不同性质的民主后文将会具体涉及，在此不详细论述。关于“自由的民主”我们可以将其置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

　　关键词：马克思注意,政治哲学,哲学价值,马克思类论文

　　一、民主的历史沿革与类型

　　“民主”这一概念古已有之，但在古代社会民主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一直到近代社会一些人对民主依然颇有微词。霍布斯认为民主制是一种很糟糕的政治体制，它是导致猜疑、虚荣、任人唯亲、腐败以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制度之源。随着民主实践的深入，民主才逐渐受到了重视，民主的政治价值也日益凸显出来。

　　推荐期刊：《马克思主义研究》(月刊)创刊于1983年，邮发代号：82-686，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主办的全国唯一以专门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体系为宗旨的大型学术理论刊物。

　　(一)民主及其历史性

　　“民主”从字面上看，“民”即“人民”、“民众”;“主”即“决定事务的权力”。由“民”和“主”结合而成的“民主”即“人民有决定事务的权力”，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民当家做主”、“主权在民”。事实上，要想对“民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民主的字面意义，而是应该将其放在历史生成的角度以及与“民主”相关的复杂概念丛中进行研究。从历史生成的角度看，“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1]也就是说，“民主”不是人们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事物，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现实需要。民主起源于古希腊，它在希腊城邦国家的发展中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但进入漫长的中世纪后“民主”很快就萧条了下去。

　　中世纪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政治与经济水乳交融，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有强烈的政治集权主义倾向，民主发挥作用的场域受到严格限制，直到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爆发，民主方才重获生机。许多启蒙思想家高扬民主的伟大旗帜，重塑民主的宝贵价值，肯定民主的重要地位，倡导民主的国家运行模式。他们主张，人们应该在个体理性的支配下自由、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事务、获得民主政治权力。在当今社会，民主成为一个全世界普遍关注、备受争议的话题。一些国家在不断地拓宽民主范围、加速民主步伐，也有一些国家把“民主”作为攻击他国内政和民族问题的武器。民主的历史生成性决定了民主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并发展的，同样的它也必将伴随着民主产生条件的覆灭而自行消亡。

　　(二)民主的类型

　　启蒙运动唤醒了人们沉睡已久的理性精神和自由信念，对理性、自由的渴望与推崇不断激励着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争取有利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保障。具体到政治领域，资产阶级通过社会契约和法权观念有效地限制了国家发挥作用的领域和范围，确立了以自由为导向的“自由的民主”。在“自由的民主”模式中，自由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和支配地位。在政治生活中，当“自由”和“平等”发生冲突时，甚至允许牺牲“平等”作为代价来保全“自由”的价值。

　　正如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民主那样，其本质是在“形式平等”的基础上保障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权利，并通过健全法律体系和资产阶级的选举制度，为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政策支持。事实上，“自由的民主”其实是用民主的手段来保障自由。近代以来以追求自由价值为出发点和归宿的自由主义者多属于“自由的民主”的捍卫者。与“自由的民主”不同，“平等的民主”是对前者重视自由而忽视平等的修正和超越。在自由与平等这两种价值面前，“平等的民主”更加重视平等的价值，认为平等先于自由，为了保障平等价值的实现容许限制甚至牺牲自由。也就是说，在“平等的民主”模式中，民主的价值更多的指向社会成员运用政治手段通过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干预从而达到“人们支配自己生活条件的同样机会”。[2]

　　换句话说，“平等的民主”更加重视民主制度在达到实质平等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平等的民主”对平等价值的追求，致使民主发挥作用的范围突破政治领域的局限，拓展到经济和社会领域中来。社会主义的民主正是以关注平等为价值追求的民主形式。除此之外，一批见证资产阶级民主缺陷的自由主义者们也将实现社会平等、缩小贫富差距作为理论研究和制度建构的出发点和归宿。平等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正是在自由主义的理论框架下试图实现自由和平等价值的完美结合。

　　二、马克思的民主观

　　首先，马克思认为“民主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3]马克思将民主确定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一方面表明了民主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也很好地概括了民主的服务对象。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属于政治上层建筑，它必定服务于一定形式的经济基础，并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提供政治之便。经济基础与民主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以民主的阶级性见诸于民主政治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

　　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解放的甘果并未让所有人都尝到甜头。政治解放虽然承认了民主的普遍性，但是私有制的存在使这种“普遍”的民主流于形式，民主变成了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专属物，而对于经济上不占优势的阶级来说，民主不过是一种奢侈品，可望而不可即。马克思对此尖锐地批评道：“建立在两极分化基础上的所谓的‘政治平等’、‘社会平等’是虚假的、骗人的”。[4]

　　在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的阶级性表现在：民主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如果说马克思将民主看成一种国家制度道出了民主的一般性，那么民主的“类”概念则是马克思民主观有别于西方思想家的独特之处。马克思将民主定义为“类的国家制度”蕴含着作为民主服务对象的人民群众通过广泛参与、共同协商、人民监督等民主形式实现人全面发展之类本质48的价值诉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类本质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方能真正实现，而民主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与共产主义具有同质性。恩格斯就曾经做出了“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5]的论断。

　　在马克思眼中，作为类概念的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人民大众的民主。与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群体的民主不同，马克思倡导的“类”的民主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他对民主的认识从理论上颠倒了资本主义社会少数人“掌控民主”，而多数人“无缘民主”的政治局面，为实现公共权力向社会回归的“民主制的人类世界”明确了前进目标，指明了发展方向。其次，民主是手段和目的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关于“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的结论，是针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策略和斗争目标而言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宣告：“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6]很显然，马克思将争取民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他之所这样做，是因为之前的历次社会革命或变革都未能实现多数人的民主，就连打着民主旗号、倡导民主精神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未能将民主推及到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因此，争取真正的民主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和最终目的。然而，人民民主的真正实现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资产阶级以民主为武器联合无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的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也从其“革命导师”———资产阶级身上学到了利用民主为自己谋利益的本领。

　　“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职位……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7]虽然争取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并非无产阶级革命的本意，但它却不失为推进真正民主的一种有效手段。

　　目前我国的民主政治也没有达到全民民主的水平，而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间接民主的形式实现人民民主的理想价值。很显然，无论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利用或是间接民主的实施，都是为了能够实现真正民主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而作为目的的全民民主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再次，民主需要专政在场。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要想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必须依靠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巩固民主的胜利果实。因此，对人民的民主就意味着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虽然马克思承认民主并非不要专政，但是对专政的适用范围和实施对象应该做出严格的区分。在阶级社会，专政的任务毫无疑问是剥夺剥夺者的民主和自由权利，而在消灭了阶级存在条件的社会主义社会，专政的矛头只能对准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分子。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不能用专政手段加以解决，而只能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予以化解。恩格斯在改造小农私有制的问题上就说过：“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8]在如何正确处理民主和专政的关系上，我国曾经走入了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的误区，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因此，如何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何以科学界定民主与专政的使用范围以及实施对象，对当前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依然有着重要意义。

　　最后，民主具有历史性。马克思在创建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与一定形式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一旦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民主势必会随之改变。按照马克思的预测，到了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的共产主义社会，个体与类之间的矛盾得以充分地解决，处于异化状态的人实现了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复归。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和相互尊重成为一种常态。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消除自然不需要作为调和阶级矛盾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来解决。随着国家的消失，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也会像马克思断定的那样“有朝一日，民主政治本身也终将在人类社会中消亡”。[10]

　　三、民主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价值诉求

　　民主既是政治公正的衡量标准，同时也是政治公正的价值诉求。马克思的民主观为其政治公正的实现提供了应然价值导向。而作为马克思政治公正观之价值诉求的民主，并非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无产阶级的新型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11]，其原因在于：第一，无产阶级民主是人民的民主，而非剥削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革命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了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废除了人们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实质不平等，确保人们都能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实现实质民主。第二，无产阶级民主是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的统一。马克思的民主观科学地阐明了民主和专政的辩证统一关系，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在坚持马克思民主观的前提下的新型民主。

　　具体到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上，无产阶级的民主实现了对资产阶级民主和专政主体的彻底颠倒，改变了多数人无缘民主的历史局面。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民主的主体，而专政则只针对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分子。无产阶级民主是对多数人民主和对少数人专政的统一，是有别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新型民主形式。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虚伪性的揭露，意在表明仅将民主的发展局限在政治解放领域，无法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不受限制地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政治解放只能保障少数人的民主权利，无法实现多数人参与政治生活的愿望，因此，政治解放无法实现政治公正。

　　只有在政治解放的基础上，改变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实现无产阶级民主才是实现马克思政治公正观的必由之路。需要指出的是，在实现马克思政治公正的道路上，马克思的民主观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它时刻提醒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民主、示意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和避免犯什么样的错误。如果说民主是马克思政治公正观的价值诉求，那么马克思的民主观则保障了其政治公正的实践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然而，马克思对民主的正确认识并未获得所有人的认可。自从马克思的民主观问世以来，学术界就对其存在着不同的争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关于马克思的民主观到底是“民主”还是“专政”的论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民主观实质是对封建专制思想的继承，其表现形态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历史的退步。

　　他们将马克思的民主观视为导致“多数人暴政”的罪魁祸首。更有甚者，一些思想家干脆将“民主”视为“暴民统治”或“街头流血事件”的同义语。卡尔•波普尔在其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将马克思视为专制集权主义的代表，其民主思想也被认为是致命错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论述中，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奴役和独裁，并认为按照马克思的民主观建构社会主义必然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和纳粹主义。

　　20世纪中后期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更成为西方自由民主主义者攻击马克思民主观的口实;与攻击马克思的民主观持相反立场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马克思的民主观非但没有倒退到封建专制的历史轨道上去，反而是对人类民主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俞可平抓住经常被人们忽视的马克思民主理论的普遍性一面，对马克思民主理论的一般概念、普遍价值以及共同形式进行了分析，认为马克思的民主观正是在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民主理论之优秀成果基础上的革命性飞跃。

　　第二，关于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的民主观指导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的论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历程中，一部分人曾认为马克思的一切理论都是科学真理，我国的民主实践只要遵从马克思的民主理论就能一帆风顺，把马克思的民主观视为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万能钥匙。持此观点的人实际上是犯了将马克思民主理论教条化的错误。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年代，将马克思理论教条化给我国革命和民主政治建设带来了巨大损失和惨痛教训。事实上，马克思提供给我们的只是分析问题的方法，从来没有什么永恒真理。经过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顺利推进，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的民主观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欧阳康、陈仕平等人认为马克思的民主观是按照借鉴历史、直面现实、展望未来的运思逻辑，将民主置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视域中精心研究而得出的科学结论。马克思对民主的历史性、阶级性以及支配民主形态变更的经济动因的阐发，决定了我们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探究马克思民主观的新内涵，而不可以将马克思的民主观做僵化教条式的处理。

《马克思政治思想管理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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