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要智库对中美网络安全问题的认知分析
摘要：[目的/意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安全成为挑战中美关系的新议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于国家层面，也来自于智库领域。美国智库凭借其知识专业、与决策圈的联系紧密以及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巨大，在中美关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方法/过程]本文选择8个在美国政治舞台和智库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且意识形态不同的智库为研究对象，利用文献分析法分析这些智库有关中美网络安全的研究成果，分析它们对中美网络安全的认知变化及特点，为中国的应对提供政策性指导。[结果/结论]本文研究发现，美国主要智库对中美网络安全的认知经历了从认同合作到不赞同合作，再到态度模糊化的过程。其中，大部分观点强调在网络安全领域中美的竞争成为必然。然而，也有一些声音强调要客观看待中美网络安全，担心恶化的中美经济关系会使得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处境更为不利。中美网络安全是有变数的。
关键词：中国 美国 智库 网络安全
随着网络技术发展，网络攻击的风险随之增加。网络攻击可能导致重要的信息和技术的泄露，有可能与情报、军事活动关系密切，也可能与金融贸易高度相关。网络安全已成为事关国家安全的大事。当前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已经制定了网络安全相关的政策和法规。网络安全也成为中美关系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网络安全不仅成为两国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也变成了智库研究的问题焦点。美国智库通过研究报告发布、评论发表、研讨会召集和国会听证会参与等多种方式就中美网络安全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不断提升自己对美国网络安全政策的影响力。因此，就美国智库关于网络安全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分析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发挥重要的作用。
1 样本的选择及理论起点
本文精心甄选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传统基金会、兰德公司、威尔逊中心、美国进步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这8大智库作为研究样本。这些智库是美国主流智库的一个缩影，非常具有代表性。这8大智库在目前最具权威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中，从2017—2019年连续3年均位于美国顶级智库榜单突出的位次。其中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位居全球最佳国际经济类智库榜单的榜首；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兰德公司位于国防和国家安全类智库榜单的前三甲；布鲁金斯学会不仅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智库，更是在全球最佳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类智库中位居榜首。从政治倾向的角度看，这8大智库包含了3种不同的立场。传统基金会的政治色彩最浓，是最大的保守派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带有一定的保守主义色彩，兰德公司保持中间偏右的立场。美国进步中心是自由派智库的代表，布鲁金斯学会的立场中间偏左，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威尔逊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基本保持中立。
从研究内容看，这8大智库都从事网络安全议题的专项研究，都把中国问题看作是一个重要议题。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从2003年涉足网络安全的研究，是最早介入网络安全研究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从2010年开始陆续有网络安全的研究成果推出，它的技术创新中心（Center forTechnology Innovation, CTI）把网络安全和网络间谍威胁作为关键性议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从国际经济政策的角度分析相关网络政策和网络攻击；威尔逊中心以网络安全为重点研究议题，设立数字未来（The Digital FuturesProject）及科学和技术创新（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Program）两大全球项目。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重点关注金融部门的网络安全问题。兰德公司重点关注中美网络安全问题，并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这8大智库从不同角度就中美网络安全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推理和论证，并依据各自结论提出了不同的外交政策建议。
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以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视国家为完全理性的行为体，国家偏好以及由偏好所引起的利益诉求决定国家的行为逻辑。经济福利和安全利益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两大重要因素。经济相互依存以及对经济福利的高度关注促使国家合作，这符合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当国家把安全利益放在首位，两国关系被现实主义者描述成为权力斗争，国家间必然被竞争甚至冲突充满。事实上，经济的相互依存并非必然导致合作，对国家安全关注并非一定导致冲突。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忽视了市民社会的维度。国家偏好选择不完全是国家的行为，还与社会力量密切相关。国家间关系的发展是国家和社会互动的最终结果在国际层面的反映。这就是说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有机联系，市民社会自觉不自觉地根据国家的议程调整自己的活动。反过来，国家的议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市民社会的宣传所塑造。按照此逻辑，本文认为葛兰西笔下的“完全国家”是国际关系真正本体。“完全国家”是由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一起构成的。每个社会集团都会同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些“有机知识分子”既与特定社会历史集团保持紧密联系，又与群众紧密相连并教育和启蒙大众。国家与社会本质上是互嵌的，两者的偏好可能会相同，也可能会有差异，但是本质上都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国家与社会相互塑造，社会推动国家成为社会需要的国家；国家规制社会成为国家需要的社会。
美国智库与政府的现实关系也印证了这一点。作为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美国智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供政策分析，美国政府将实施什么样的政策很难提前获知，美国智库通过与他们联系紧密的政治家、学者、专家和记者，可以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二是美国智库有关政策研究是透明的，它们发布的研究成果内容翔实，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提供了佐证。三是提出实际的政策建议，智库是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中介，它可以将学术研究转化为可利用的知识，从而产生实际的政策建议。从总体上看，智库凭借自身拥有的知识权威，向上影响政府决策，向下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塑造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反过来，政府的政策导向也会框定或者影响智库的立场，二者在互动中力图维护美国现有的优势地位。冷战时期，美国主要智库关注研究中国，积极参与中美关系的改善。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主要智库则联手酝酿“中国威胁论”，成为中美关系障碍的制造者。当前，网络安全成为困扰中美关系的热点问题之一，美国主要智库倡议应将维护信息安全、网络基础设施安全和防止网络攻击和入侵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
2 美国智库对中美网络安全认知的转变过程
2010年前后，美国媒体和情报部门频繁抱怨中国对美国实施网络攻击，中美网络安全问题迅速升温并受到美国智库的高度关注。围绕网络安全问题，美国主要智库陆续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
2.1 金融危机后美国主要智库对中美网络安全的认知：赞同合作与主张竞争并存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主要智库针对中美网络安全发布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一部分智库认为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有合作必要和合作空间。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和彼得·W·辛格（Kenneth Lieberthal，Peter W.Singer）在2012年曾指出，网络安全议题很有可能是中美双边摩擦的一个主要来源，但是中美双方都可以从互联网的稳定运行中大大受益，因此，中美需要联合制定网络安全共同规范[1]。美国进步中心副总裁鲁迪·德·莱昂（Rudy de Leon）在2013年指出，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领域可以寻求合作，网络安全甚至应该成为两国军事关系建设性发展的一部分[2]。2015年中美两国首脑会晤后，双方承诺继续共同制定和推动国际社会网络空间的合适的国家行为准则，并建立两国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这次中美对话为中美网络安全合作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起点。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哈夫包尔（Gary Clyde Hufbauer）认为，2015年中美在不从事商业间谍活动方面达成的协议……为更为广泛的国际协议的达成了提供基础[3]。
然而，有的美国智库认为中美网络安全合作存在难度。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史文（Michael D. Swaine）在2013年就指出，足够的压力或激励措施可能会促使中国减少其针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网络商业间谍活动[4]。在他看来，美国需要采取以实力求和平的威慑战略，而非平等协商的方法去推动中美网络合作。有的智库则不赞同中美在网络安全方面实施合作。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裁詹姆斯·路易斯（James A. Lewis）在给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证词中说，中美之间的战略分歧已经扩大……美国需要考虑的根本问题是先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共识[5]。兰德公司的斯科特·沃伦·哈罗德（Scott Warren Harold）和马丁·C·李比奇（Martin C. Libicki）认为，美国对中国网络空间的活动表示不满，中国谴责美国搞网络霸权，双方对网络空间的发展和要求截然不同，这导致了双方合作空间缩小[6]。兰德公司还从网络技术与军事关系视角强调中美之间的分歧，该智库在2017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战略支援部队的成立旨在更好地将空间、网络和电子战能力融入解放军的行动。这意味着中国的信息战已经成为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入一个可能对美国军事行动产生重大威胁的发展期[7]。传统基金会更是把中国定位为敌对国家，美国要防止敌对国家的渗透。它的资深研究员詹姆斯·卡拉方诺（James Carafano）在2007年就指出，网络安全需要确保敌对国家和犯罪集团不会渗透到为国家安全服务的公司[8]。虽然美国主要智库对中美网络安全的态度存在差异，但是上述只有兰德公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传统基金会不看好中美网络合作。
2.2 特朗普任职初期美国主要智库对中美网络安全认知：竞争态势增强
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初期，在“美国优先”口号和民粹主义弥散的政治气氛下，美国智库普遍认为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的竞争态势增强。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项目主任梅勒·哈特（Melanie Hart）和该中心国家安全和国际政策部副主任凯丽·麦格萨门（Kelly Magsamen）指出，中国企业正在世界各地建立和运营的数字网络，中国不仅可以使用这些数字网络进行情报的收集，还可以通过这些数字网络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中国式互联网监管原则[9]。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埃里卡·博格哈德（Erica Borghard）认为，科技进步会进一步提高网络攻击的风险，中国是具有攻击美国金融部门能力的国家。金融部门的网络安全应该是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10]。威尔逊中心数字未来项目主任梅格·金和雅各布·罗森（Meg King，Jacob Rosen）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人可能被用于发动网络攻击，其攻击速度更快并且更有效[11]。美国主要智库不仅认为中国信息技术已经对美国网络安全产生威胁，而且中国政府发表的涵盖了从软件到路由器，交换机和防火墙等各种产品的近300项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新的国家标准增加了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难度，也给美国主导的网络安全标准带来挑战。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詹姆斯·A ·路易斯（James A.Lewis）认为，中美正在竞相控制现代权力杠杆——全球规则和制度、标准、贸易和技术[12]。该中心技术政策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山姆·萨克斯（Samm Sacks）认为，中国《网络安全法》以及其他一系列相关法规的实施意味着中国要成为先进信息通信技术的全球领导者[13]。他明确指出，中国政府不仅有发展自主技术的雄心，而且要承担制定全球网络治理规则的使命——这些规则与西方市场经济规则基础上的互联网基本原则——在线自由、隐私、自由国际市场和广泛的国际合作截然不同[14]。威尔逊中心的学者孔安怡（Aynne Kokas）认为中国的《网络安全法》和相关的技术监管框架将从根本上改变数据的所有权和流通，按照中国的法律，不仅中国企业，而且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也应该遵守该法律，这意味着中国通过立法规范全球企业数据投资所带来的安全问题，正在为数据贸易建立新的全球标准[15]。美国进步中心梅勒妮·哈特（Melanie Hart）和凯丽·麦格萨门（Kelly Magsamen）认为，全球商业越来越依赖数字技术，美国不能任由中国控制5G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应该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为数字贸易创造一个安全空间[16]。当然，也有智库表达了希望中美网络合作的愿望。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络政策倡议的联合主管兼研究员蒂姆·毛瑞尔（Tim Maurer）认为，盗窃、使用互联网去控制数据等方式可能威胁到金融体系的稳定，具有破坏性的网络攻击对全球金融体系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中美在保护金融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因此，这一挑战为中美合作提供了机会[17]。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非常驻研究员西奥多·H·马兰（Theodore H. Maran）认为，在一个所有信息技术供应商都已全球化的供应链条中，以国籍为由，针对一两家公司如华为采取措施，这对美国的安全没有任何帮助[18]。从总体上看，除了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外，其他几个美国智库都认为中美在网络安全上的竞争态势增强。美国智库态度集体转变的同时，美国政府的态度也趋于强硬。2018年9月20日，美国政府发布《国家网络战略》（《National Cyber Strategy》）为美国网络发展和安全定调，针对中国的意味增强。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来打压中国信息技术，引导美国有关中国IT产品“危险”的讨论，把网络安全与工业和贸易问题联系在一起，这表明美国意在加强与盟友的合作以及与中国展开竞争的态势加强。
2.3 当前美国智库对中美网络安全认知：担忧和摇摆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持续发酵以及美国宣布华为禁令后，曾是奥巴马政府时期国土安全部负责网络和基础设施保护的副部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苏珊娜·斯波尔丁（Suzanne Spaulding）提出，美国要在网络空间实施威慑战略，以防止中国利用网络空间破坏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19]。兰德公司的蒂莫西·R·希思（Timothy R. Heath）明确表示，即使美国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华为参与了政府主导的间谍活动，但是基于安全和经济理由考虑，限制中国电信公司参与美国国内网络建设是令人信服的[20]。而其他的美国主要智库所持的立场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它们不仅担心中美贸易摩擦波及到美国产业链的方方面面，导致美国的经济利益受损，也担心特朗普政府对华为的禁令无法达到预期的效用。兰德公司的另外一位研究员阿里·内尔（Ali Wyne）指出, 中美经济脱钩的后果可能意味着更大的麻烦。一个不受美国经济联系约束和投资的中国可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构成更大的挑战[21]。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詹姆斯·刘易斯赞同美国对华为实施禁令，但是对英国继续使用华为的5G电信设备表示担忧和不满。传统基金会的克隆·基钦（Klon Kitchen）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指出，一旦英国采用华为的5G设备，欧洲其他国家效仿英国，中国因此将可能获得危及整个欧洲大陆安全的战略据点[22]。美国主要智库意识到一味排斥中国并非是件好事，对中美网络安全的态度开始模糊化。布鲁金斯学会在2020年4月发布的《全球化中国：技术》中指出，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的竞争已经不可避免，美国可以采取很多替代战略，而不是一味地遏制中国[23]。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认为，在网络技术领域，美国应推动与其盟友在规则和标准方面达成共识，但是，吸纳更多的国家参与包括中国将使得制定的规则更有意义[24]。威尔逊中心的梅丽莎·格雷菲斯（Melissa K. Griffith）指出，华为和整个中国很可能会在现在和未来的全球5G生态系统中继续扮演一些角色。即使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能够保持在5G领域的电信主导地位，阻止华为技术在本国国内外广泛使用，5G仍然是一个非常不安全的关键基础设施[25] 。
美国主要智库分别从经济、安全、技术以及政策等多个层面解释中美网络安全问题。它们普遍认为中国网络技术和政策对美国是一种威胁，且中美网络合作空间是缩小的，但是，随着中美关系的持续变动，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美国主要智库担忧中美关系恶化会对美国的网络安全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
3 美国主要智库对中美网络安全认知转变的特点
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引发国家间冲突，也可以为潜在的国家间合作创造机会。美国主要智库对中美网络安全的认知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适时调整的。不管美国智库在中美网络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强硬还是温和，发生什么样的转变，它们的认知逻辑都是以维护美国利益为基调的。
3.1 美国主要智库对中美网络安全认知与美国政府立场吻合
从美国主要智库研究中美网络安全的成果看，它们的论据采纳了美国政府部门及其情报机构的数据，其观点带有很强的官方色彩。2010年前后，五角大楼、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商务部、国土安全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等率先以报告发布和媒体报道的方式表达了中国实力增长会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威胁的观点。美国国家反间谍执行局在2011年的报告里指出，中国是最积极和顽固的网络入侵者。美国国防部2011年的《网络空间操作战略》把中国看作是网络空间威胁的主要来源之一。2012年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发布的题为《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由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构成》指出，使用华为和中兴这两家公司的电信设施会给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带来风险。2013年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Defense Science Board）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至少29种美国武器设计系统被中国黑客窃取。2018年3月2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列举了许多强制性技术转让和美国知识产权遭受侵犯或者盗窃的案例。事实上，根据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指数（ICT Development Index, IDI），该指数基于11项指标来检测和比较各国信息技术的发展，在2017、2016和2015年这3年中，中国在176个国家中分别排在了80、81和82位[26]。这说明中国的网络技术方面是大大落后于美国的。美国主要智库却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与美国政府有关部门一道大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在美国主要智库看来，中国制定的信息技术发展计划，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是为了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863计划，20世纪90年代的973计划，再到2016年中长期科技计划都是如此。2019年布鲁金斯学会的何瑞恩（Ryan Hass）和扎克·巴林（Zach Balin）指出，中国政府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关注以及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上强调军民技术发展的融合，这些促使华盛顿歇斯底里的情绪出现[27]。
3.2 美国主要智库认为中国网络技术给美国带来了经济和安全风险
西方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大大地推动了中国科技快速发展，但却让美国的技术优势地位削弱。在美国主要智库看来，中国网络技术的进步源于国外技术，是窃取了美国知识产权。早在1975年，兰德公司的汉斯·海曼（Hans Heymann）就指出，中国飞机生产技术落后于西方大约20年，中国技术的发展取决于外部世界的贡献。如果没有外部援助，这一差距无法缩小[28]。詹姆斯·A·路易斯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就把发展太空计划视为加速现代化和获得大国地位的工具，其中，卫星生产制造能力的提高依赖于获得外资合资企业的帮助[29]。传统基金会的谭慎格（John Tkacik）指出，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就是从国外获得的[30]。而且，美国主要智库认为中国从国外获得技术的主要途径是强迫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转让技术。这就是说中国技术基本源于政府采取各种方式强迫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转让技术或者是直接盗窃，而非自主创新。这种说法完全没有考虑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正在改善而不是恶化的趋势。有的智库学者认为尽管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可以遏制技术的非法转移，但是西方的高新技术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流入中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玛丽·拉弗莉（Mary E. Lovely）指出，招募高技能人才回国创业是中国获取技术信息的一个重要方式[31]。基于此，设法遏制中国从国外获取先进技术变得非常迫切，也成为中美关系紧张的因素。
3.3 美国大部分主要智库认为网络安全与军事发展息息相关
中美关于网络安全的分歧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美国主要智库认为中国网络技术进步已经在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体现出来，并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中国对美国网络安全的威胁，它们尤其担心中国把网络技术用于发展军事力量。2001年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柯瑞杰（Roger Cliff）认为，中国在微电子、计算机、电信设备、核技术、生物技术、化学、航天和航空等8大技术领域都已经取得很大进步，这是支撑中国军事力量壮大的潜力股[32]。2007年1月11日，中国成功地用一枚导弹摧毁了一个500英里高的轨道上的老化气象卫星。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es）把这一举动解读为中国军事技术的进步，他发表评论说，中国成功试射了一种反卫星武器，这次成功意味着中国不仅能够摧毁近地轨道卫星，如气象、通信、监视和全球定位卫星，还可能严重阻碍美国的军事行动[33]。华为与中国军方以及中国政府的关系也频频被美国智库质疑。传统基金会的谭慎格（John Tkacik）认为华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的联系极其密切，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直接进入华为进行培训和使用其技术基础设施。在这种环境下训练的网络战部队是熟知网络通信和编码的军事应用专家[34]。尽管中国的军事技术仍无法与美国相匹敌，但美国主要智库则呼吁美国要采取防范和威慑等方式限制中国网络空间能力提升，以应对中国军事实力提升给美国带来的安全威胁。美国智库构筑了对华认知的共识：中国网络技术和政策对美国是一种威胁。特朗普政府所推行的强硬的网络安全政策不仅与保守派智库的立场实现了合流，也与民主党关系密切的美国进步中心，还与意识形态倾向不是特别显著的兰德公司和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立场基本一致。只有少数智库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Cheng Li)）指出，美国媒体一直认为中国是对美国造成威胁的罪魁祸首，这是有失公平的[35]。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西奥多·莫兰（Theodore H. Moran)已经指出，美方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国军方入侵美国计算机系统，中国军方只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怀疑对象[36]。
4 中美网络安全领域面临的前景
网络技术推动了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个领域做出变革。这些变革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政治的未来。美国政府的决策受美国主要智库构筑的知识环境的影响，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美国政府是倾向于安全利益还是经济利益，直接决定着中美关系的基本走向。
4.1 网络安全内嵌于经济全球化：中美合作成为必然
从全球主义理念出发，中美应是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者。全球主义承认世界是相互依存的，它存在的本意是促进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相互联系，但是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却并没有让全球主义更加盛行，反而削弱了它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更是举起了“反全球主义”的大旗。然而，抛弃全球主义并不可取。当今，各国IT公司的供应链条也已经全球化，构建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体系需要各国的共同支持。中美任何一个国家的反对或抵制都无法形成国际性规则。在经济领域，全球化的生产网络在不断促进人类之间数字化联系的同时，持续变革的技术也引发了许多新的风险，有效应对风险或对重大事件做出快速反应离不开国家间的合作互助。2017年3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警告，恶意使用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可能破坏对国家和国际金融体系至关重要的金融服务、金融安全和金融信心，危及金融稳定。当越来越多的破坏性极强的网络攻击对全球金融体系构成巨大威胁时，保护金融稳定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共同利益需要。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它们的合作将使世界受益。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所说，中美的合作将建立“新型互联网关系”[35]。当前，威尔逊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等没有明确意识形态倾向的智库还未完全偏离全球主义的轨道。当美国政府与智库互动中最终选择的对外政策注重经济福利时，网络安全的考量可能会从完全从属和服务于国家军事和政治安全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国家便能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寻找平衡点，重新调整相互间的关系。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一系列负面经济后果已经促使智库反思原先的立场，主要智库立场的转变传达给政府后，中美之间把潜在合作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仍存在。
4.2 网络安全置于国家安全高度：中美冲突成为一种可能
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中国被美国视为国家网络安全领域的竞争者。根据国家主义理论的解释，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需要考虑经济活动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信息技术进步会在各个领域带来变革，增添新的国家安全内容。信息技术与军事、政治等的高度融合使得中美网络安全问题一开始就无法摆脱安全和军事因素的影响。本文选择的8个智库中，传统基金会和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作为保守主义的代表，它们奉行国家主义的对外政策，是特朗普政府背后的支持者。它们认为中国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会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而且会提升军事领域中国的信息化竞争能力。特朗普政府看似关注美国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实则将保护美国技术列为优先事项，并试图削弱中国已经取得的优势。其实质是通过重塑中美经济流向，服务于国家的安全利益。2019年5月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限制名单，限制美国企业和华为之间的服务和商业往来。无论是华为还是美国的科技公司均因此损失巨大。2020年5月美国商务部不仅全面升级对华为的制裁，还宣布对中国33家科技公司、科研机构和个人实施制裁。这一举措一旦落实影响将更为巨大，甚至可能导致中美各自制定自己的技术标准和协议，导致双方不得不为保护各自关键基础架构的安全而付出昂贵的代价。这对中美而言均非好事。
随着信息技术给国际经济和安全环境带来的变化，中美对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二者间平衡和妥协的程度决定着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这种改变不会自然而然产生，需要通过改变美国主要智库的认知，进而去影响政府和国会的行为。在当前环境下，要想让美国政府重新审视中美网络安全以及中美关系，我们积极与美国主要智库加强接触和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美国智库和政府不再完全以服务于国家安全为中心，愿意重新选择以经济福利为重心的对外政策时，中美两国的合作将重新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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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霍淑红
《美国主要智库对中美网络安全问题的认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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