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背景下广州流动儿童对“家”空间的建构

　　摘要：随迁流动儿童是当下中国流动人口重要且长期被学术界忽视的部分。城乡的空间跨越和生境差异对儿童关于“家”的理解产生深远影响。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以广州流动儿童作为研究对象，从“儿童视角”出发，通过绘图、写作、焦点小组讨论等适合儿童特点的方法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探讨城市流动儿童在家的建构过程中的参与和主观感知。主要结论为：① 随迁流动儿童经历着复杂的家庭分离和重组，这种动力机制在空间上体现出“家”空间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流动性已成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家空间最重要的特性;② 随迁流动儿童的 “家”是城市的“家”和乡村的“家”叠加起来的意象。城市流动儿童摇摆在“城”与“乡”之间，其生长的经历中混杂着城市与乡村两种人地关系和生活经历。“城—乡”二元的混杂成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理解“家”空间的重要路径;③ 流动儿童拥有构建“家”空间的能动性和策略。在 “家”的构建过程中，流动儿童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动性，通过分担家庭责任等方式成为迁移的积极参与者，即使经历着与家庭成员的频繁分离，他们依然有自己的策略去维系“家”的存在，实现整个家庭在城乡迁移过程中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研究结论丰富了国内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移民研究及儿童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并为认识和缓解当前流动儿童问题提供可借鉴的实践经验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流动儿童;家;建构;城镇化;广州

　　1 引言

　　承载着家庭核心价值观的“家风”成为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之一。在中国社会发展新常态下，如何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对“家”这一最为人所熟悉的空间进行重新审视和理解，成为了构建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民风社风的根基。本文认为，当前城镇化所蕴含和催生的流动性正对家空间的建构起到深刻而又根本的影响：“老家”(乡村)何处安放?“新家”(城镇)何去何从?在这一城镇化与流动性的背景下，结合中国城镇化的新动态，回顾儿童视角下的流动性与“家”空间建构的相关文献，认为在中国背景下的城镇化与家的建构的研究中，需要更加关注不同群体对于“家”空间的感知和实践，从关注弱势群体的角度，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深化提供更多不同角度的决策参考。以此为出发点，本文基于城市流动儿童 (随父母迁移到城市生活的农村户籍儿童) 逐渐增多这一社会现象，从“儿童视角”出发，审视城市流动儿童在家的建构过程中的主观感知和参与，重新认识儿童作为一个独立主体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能动性和结构性因素，以冀为当前城镇化研究提供“家”的视角和儿童视角。

　　2 研究回顾

　　流动性已深深地影响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1] ，从个体或社群层面看，流动不再是简单的地理空间位移，也不仅是对时空效率的理性考量，流动的过程塑造了独特的个体体验和主体意义，承载着多重社会内涵[2] 。而由城镇化所引致的流动性，在不同尺度上对家空间的构建起到深刻的影响。当前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已经关注到流动性与家的建构之间的关系。主流观点认为，家不是一个固定的位置，而是一系列的社会网络，是不固定和流动的概念[3] 。例如，在北京工作的新加坡人通过庆祝节日、维持传统节庆、聚会、阅读新加坡的报纸等仪式和符号化的方式来在异地重新生产家乡的文化，形成所谓的“小新加坡”。这一过程强化了不同文化群体的边界，强化了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重新生产并维持了“家”的感觉[4] 。Nowicka[5] 深入研究了在跨国机构工作的专业人士，这类人群长期处于流动之中，他们“家”是特定社会关系地方化的动态过程，家的构建并不依赖特定的地方。除全球尺度以外，家的建构更多地体现在国家内部的流动中，而城镇化是塑造流动性的一大动力。

　　长久以来，家在中华文化的话语体系中大多指一个稳定不变的生活、成长和休憩的地方，是一个稳定的、固定的和内聚的空间概念。然而，处于快速全球化、现代化和城镇化中的中国，家的意义和建构机制也处于剧烈的消解和重构之中：随着社会流动性的急剧增加，“家”的空间意义不再是稳定和固定的，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充满风险的实践方式[6] ，是在人的跨地方流动中得以持续地建构，通俗而言，即“故土难离”被更多的 “四海为家”所取代，家由“稳定的港湾”变成“流动的驿站”。在中国当前社会情境下对“家空间”进行重新的审视，成为了理解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角度。家作为住宅建筑与其居住主体联系的空间系统，正是地理学者关注人地关系的微观尺度[7] 。然而目前国内地理学关于家的研究侧重于对城市住房发展或住房形态的探讨，以定量的空间分析为主，对人的情感和地方意义的关注较少[8] 。

　　中国的人口流动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快速城镇化的推动下，移民的数量不断加大，迁移尺度在不断延伸，移民的类型也不断地丰富。在中国城镇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关于移民的研究需要转向关注不同类型移民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角色和实践。诚然，在家庭生活中，不同性别、年龄及社会地位的个人对家空间的建构角色和作用也可能是不同的。当前人文地理学对“家空间”的理论解释偏重于成人视角,缺乏从儿童出发的视角。无论是把家看作身份地位的象征，还是自我的精神归宿，其出发点多以成人本位，缺少了儿童对“家空间”建构的研究。反观当前社会现实，不同来源的统计结果都显示，中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日益显现，早期“单打独斗”的流动人口越来越被“携妻带子”者所取代。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数据可以得知，2010年，在流动人口家庭户中，有43.53%是两代户及以上的家庭，独自一人流动的一代户仅占流动人口家庭户的 26.76%。流动人口家庭化背景下，随迁的流动儿童群体每年以一定的速度在扩大，从 2005年到2010年增长高达44%。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已有近1亿的儿童被卷入流动大潮中[9] 。流动儿童成为流动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的空间跨越和生境差异给儿童自身以及儿童对于“家”理解产生深远影响。而成长在城镇化深化发展中的儿童，是未来中国城镇化的实践者，对未来中国城镇化的质量高低以及成功与否都起到关键性作用。儿童随父母迁移，实现从农村的家到城市的家的流动，体验着家这一重要社会空间的异地重构。在流动的作用力下，家对于孩子而言是变化和非固定的空间。儿童的迁移引起其自身社会关系、归属感以及人地关系的流动和不稳定性，将体现在其日常生活中对于家空间的感知和实践上。探讨城乡迁移背景下流动儿童对家的感知与建构，以及城市流动儿童如何积极协商在迁移过程中的归属感，有助于在城镇化这一背景下拓展对于流动性与家空间等概念的认识和理解。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流动性视角下的儿童地理研究是当前西方人文地理学发展最快的分支之一[10] 。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儿童在流动过程中的主体性及其在迁入地的日常生活中如何协商与环境的关系[11] 。从重新认识“儿童”开始，儿童地理学者认为儿童是社会主体和文化建构的协商者和创造者，应当作为重要的人口因素去理解在当代全球化和文化变迁中，人与迁移的特殊关系。研究认为流动儿童多样化的社会空间环境和有别于成人移民[12] ，强调儿童作为自身权利的能动者在迁移过程中扮演的积极角色，并且呼吁从儿童的角度，了解流动儿童如何在全球和地方尺度体验和建构迁移过程[13] 。与传统意义上所认为的儿童在流动过程中处于消极地位的观点不同，Orellana[14] 认为儿童是家庭决策过程的中心，儿童从根本上影响家庭迁移经验的性质和过程。儿童在个体的迁移过程中拥有更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15] 。在此新认识推动下，研究热衷于探讨流动儿童在日常生活中的环境适应及空间协商策略。Haikkola[16] 的研究指出，儿童通过多种方式去维系家庭成员之间的跨国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儿童积极参与到跨国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建构当中。在流动中，儿童可以积极地影响其家庭或家庭成员的生活，如Orellana[14] 指出儿童在家庭中能充当翻译者，协助不会讲当地语言的父母尽快适应环境，并为其家庭成员构成社交网络。

　　诚然，西方地理学关于移民儿童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7-19] ，但从研究的地理空间来看，大多关注非洲和拉丁美洲，研究对象多为生活在特殊环境中的儿童[20-23] ，而关于亚洲的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地理学的文献较少[24] 。2012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的主题为“亚洲的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地理学”国际会议，参会的学者们倡议应开展基于亚洲本土的研究，推动塑造亚洲背景下对于流动、空间与儿童三元交叉的研究体系。从理论角度而言，儿童地理学家 Holt 在他主编的 《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地理学》 一书中指出，21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儿童地理学研究领域中，由于过于强调儿童青少年自身的能动性，而相对忽视了他们所处的社会空间环境。他认为地理学对儿童青少年的研究不仅需要考虑在家庭环境中，结构性因素如何限制和推动儿童关于能动性的表达，同时也要探讨儿童如何协商和回应这些限制[25] 。因此，关于儿童能动性的研究要放置在结构性因素下进行充分地讨论。

　　国内的儿童地理学正处于起步阶段，发展相对缓慢[26] 。首先，长久以来，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城市化”以及“城镇化”的研究中，少数群体，尤其是儿童群体，鲜有学者关注。已有研究主要探讨社会环境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影响[27-28] 。近来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流动儿童与外界互动中的建构性与主体性。如刘庆等运用武汉市流动儿童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结构与现状进行探讨，发现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是社会建构与自我建构共同作用的产物[29] 。陈淳等采用绘制感知地图、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探讨城中村流动儿童的空间感知，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主体能动性强化了他们对城市空间的积极感知[30] 。但总体而言，大多数研究将流动儿童视为客观环境面前的被动接受者，而忽略了从流动儿童自身立场出发对外界环境的感受，未能充分关注到流动儿童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实践积极协商移入地的社会空间环境，如何创造与重构基于地方的文化意义与身份认同。

　　本文认为，在成人世界里，在迁移过程中随迁儿童的陪同身份和从属地位并不一定意味他们在迁移过程中只是一个被动角色。他们也像成人参与到迁移的整个循环中，他们在迁移中的存在和参与，本质上与成人的迁移是融为一体的。儿童所处的空间不仅是物质的空间，同时也具有“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特征”[31] 。忽略儿童在流动以及“家” 空间的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将影响对流动的动力机制及空间建构过程的全面理解。

　　从以上现实及理论背景出发，本文尝试从儿童视角理解城镇化过程中，流动儿童关于家的感知和建构。以此将流动儿童作为新兴城镇化中“人”的一部分重要主体，将更多的目光投射到流动儿童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解与分析他们的生存境遇，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模式，以及在日常实践中构建的朋辈文化与身份认同，挖掘这一特殊群体在城镇化中的真实境遇及诉求，为城镇化的人性化发展做出重要支撑。此外，以冀从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出发，藉此思考中国城镇化背景下流动性、儿童与“家”空间建构之间的关系，在世界儿童地理学研究中展现中国经验及中国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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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背景下广州流动儿童对“家”空间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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