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我国精神贫困研究述评
［提 要］近年来，精神贫困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国内学者的关注。从精神贫困的内涵界定、表现、成因和治理路径四个方面，对精神贫困研究进行综述。研究发现国内学者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对精神贫困展开了多方面的探究,并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核心概念界定模糊，研究方法和视角比较单一，研究内容不够深入，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后续的研究应更注重探析深度贫困地区的精神贫困，关注产业扶贫中的精神贫困问题，同时应关注地方精神贫困治理的具体实践。
［关键词］精神贫困；贫困人口；扶贫；内生动力
目前，我国已进入脱贫攻坚战的决胜阶段，贫困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任务仍较严峻，而精神贫困问题严重影响着脱贫攻坚的成效。在扶贫工作中，贫困群众“等靠要”“争当贫困户”“拒绝脱贫”等现象十分突出，这些现象归根结底都是精神贫困的外在表现。为此，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引导贫困群众克服等靠要思想，逐步消除精神贫困”。［1］精神贫困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党和政府关于扶贫攻坚的政策文件中。此后，不少地方开展了精神扶贫或脱贫的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精神贫困逐渐成为一个热点领域，学者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背景出发，对精神贫困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已有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有利于学者们了解该领域的研究进展，提高其在学界的“可见度”。同时，可以通过回顾促进反思，明确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一、精神贫困的内涵界定
我国学者对精神贫困进行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末。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目的，对精神贫困作出了不同的界定。
余德华和麻朝晖认为，精神贫困是相对于物质贫困而言的一个概念，是指某一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价值观念、道德素质和行为习惯上落后于社会主要物质生产方式，以致影响现实生活需求满足的状态。［2］［3］
吴稼稷和高圆圆等认为，精神贫困是部分贫困群众身上与物质贫困相伴随的一种脱贫致富方面的思想和能力均极其低下的状态，它既体现了贫困群体理想、信念、价值取向的滞后，也反映了其能力素质水平的低下。［4］［5］
胡鞍钢等学者从行为科学的角度，将精神贫困定义为贫困人口缺乏志向、信念消极、认知和决策偏差的行为现象。［6］
李凤兰和李飞从心理学视角对精神贫困进行界定，认为其是指贫困群体表现出的消极心理特征，包含认知、情感、动机等多个方面。［7］
胡象明等借用经济学的概念来界定精神贫困，将其界定为贫困群众由于受到脱贫意愿和脱贫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对精准扶贫的政策、措施等制度供给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8］
二、精神贫困的表现
学术界对精神贫困的表现的研究没有形成统一共识，主要观点集中在脱贫意愿不强、脱贫动力不足、思想观念落后和道德素质下滑四个方面。
（一）脱贫意愿不强
张志胜认为，长期的贫困使得贫困群众产生了强烈的宿命感，认为贫穷是命中注定的，把自身的贫困归结为上天的安排，不相信通过自己的勤劳苦干能改变贫穷的命运。他们不愿改变已有的生活，温饱即安。［9］薛刚认为贫困人口的脱贫意愿不强，主要表现在：他们习惯于当前的生活状态，不愿改变，不太考虑长远；贫困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的群众，深陷贫困多年，甚至祖祖辈辈贫困，逐渐接受了贫困现实和命运，淡化甚至丧失了脱贫意愿。［10］
（二）脱贫动力不足
赵宇认为，不少贫困户建档立卡后吃惯了救济粮，花惯了救济款，对政策依赖性强，有的贫困户甚至幻想着“蹲在墙角等小康”，一心只期盼外界的帮扶。［11］汪健和李沿颖认为，一些贫困户觉得脱不脱贫是政府和扶贫工作队的事，自身参与脱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他们不关心自己能否脱贫，怎样脱贫，而是担心脱贫以后各项福利能否持续。［12］［13］侯万锋等认为，贫困人口的脱贫动力不足主要表现在：贫困群众对扶贫政策的认识不足，对扶贫工作抱着“走着瞧”的观望态度；一些贫困群众虽有脱贫致富的意愿，但对国家扶贫工作缺乏行动上的积极响应，被动参与脱贫；一些贫困群众进取精神不足，奋斗动力不强。［14］
三、精神贫困的成因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精神贫困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综合来看，造成精神贫困的因素主要来自物质、政策、文化和环境四个方面。
（一）物质因素
王尚银和余德华认为，物质上的贫困必然导致精神上的贫困。物质财富的匮乏使得贫困群众缺乏享受基本的精神生活的经济条件，也使他们难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政治、文学、艺术、科学等活动，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如此，贫困群众精神世界的空虚也就成为必然的事情。［20］［21］柳礼泉等认为受物质贫困的限制，大多数贫困地区缺乏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和健康的文化休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贫困地区群众的精神贫困。［22］
（二）政策因素
在以往的扶贫工作中，我国政府长期对贫困群众采取“输血式”扶贫方式，即为贫困者送粮、送衣、送钱，保障贫困群众的基本生活。谭贤楚认为，“输血式”扶贫模式助长了贫困群众对政策的依赖性，这种扶贫模式使贫困群众处于一种被动的接受状态，自身的脱贫积极性未能充分调动，反而养成“等、靠、要”的依赖思想，而这正是精神贫困的主要表现。［23］王美玉认为，“输血式”的扶贫方式忽略了贫困群众的社会属性和全面发展的需求，不利于贫困群众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个人的全面发展，因此造成了贫困群众的精神贫困。［24］张贵群认为，从政策环境来看，当前我国出台的相关扶贫政策对政府和扶贫干部的帮扶责任做了明确的规定和严格要求，形成了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员动员促攻坚的局面，但对扶贫对象的脱贫责任却未做明确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部分贫困户对自身脱贫义务的忽视。［25］
四、精神贫困治理的路径
目前，国内学界主要从促进经济发展、完善扶贫政策、加强文化建设、强化教育扶贫和夯实组织建设五个方面提出对策，以期消除贫困人口的精神贫困。
（一）促进经济发展，创造消除精神贫困的物质条件
莫光辉认为，政府应根据贫困地区当地独特的资源条件，为贫困地区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其区域特色产业，使当地的贫困群众看到特色产业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和所拥有的巨大潜力，从而积极发展生产，投身于脱贫攻坚的进程之中；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并积极妥善地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扶持。［31］
向德平等认为，应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提高贫困群众的收入来扶贫扶志，调动贫困群体在扶贫过程中的参与积极性，从而缓解贫困群体的精神贫困状况。一方面，应通过市场化升级已有的生计项目，获得最大化利益，以实现贫困群体增收。另一方面，应拓宽贫困群体的收入渠道和收入来源，因地制宜的发展特色产业项目，带动贫困群体增收。［32］
（二）完善扶贫政策，营造消除精神贫困的政策环境
林闽钢认为，为激活贫困对象的内生动力，需将以帮扶人员为核心的反贫困政策，转变为以贫困者为核心的反贫困政策。反贫困政策不是政府单方面向贫困群体提供帮扶，收益的贫困群众也应履行相应的义务。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对象，应避免现金和实物的直接给予，强调权利与义务并重。［33］
薛刚认为，应努力扩大贫困群众的参与范围，在精准扶贫中给予贫困群众充分的知情权、主动权和管理权，积极鼓励贫困群众参与到贫困治理中，耐心宽容的对待贫困群众的参与。［34］
张军成等认为，应鼓励贫困群众一起参与研究脱贫措施，尊重贫困群众的自身意愿，根据贫困户的实际情况，“因人因户”精准施策，充分调动贫困群众脱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政府部门应构建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激励机制，通过有效的激励手段，教育和引导贫困群众坚定脱贫致富的伟大梦想，激发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增强贫困群众自主脱贫的信心和决心。［35］
五、研究总结与展望
总体而言，国内学界关于精神贫困的研究还远未深入，但是在研究内容上体现出了涉及面广的特点。可以看到，国内学界对精神贫困的内涵、表现、成因和治理路径已经展开了一些研究，并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这无疑为学术界的继续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是现有的研究仍存在不足。
（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一是核心概念界定模糊。目前，虽然国内学界在研究精神贫困问题时，对精神贫困的定义、内涵和外延作了比较笼统的阐述，但对精神贫困及其相关概念内涵仍未达成共识，甚至还存在将“精神贫困”与“文化贫困”、“心理健康问题”等概念等同的情况，概念的混淆必然导致不能深入把控问题的关键。
二是研究方法和视角单一。国内关于精神贫困的研究中，定性研究占绝大多数，定量研究明显不足，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出发的研究较多，而从经济学、行为科学等学科角度出发的研究较少，跨学科的研究更少。大多数的论文都不过是观点的罗列或简单阐释，难觅新意，这种浅层次、重复累述的研究显然不利于该领域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
三是研究内容不够深入。国内学者主要研究精神贫困的内涵和表征，对精神贫困成因和治理路径的研究相对不足。对精神脱贫或扶贫虽有个案观察,但对整个实施过程缺乏足够的案例支撑和理论解释，更缺乏持续的案例追踪研究，研究需要开拓。
四是理论与现实脱节严重。国内学者没有紧密联系地方精神脱贫或扶贫工作实践来对精神贫困进行研究。换言之，贫困人口精神贫困研究的成果还没有有效运用到精神贫困治理的实践之中。此外，目前我国在精神脱贫或扶贫方面的实践可给学术界提供的经验性养料并不多，这也从一个方面限制了理论的发展。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为我们了解贫困人口的精神贫困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都未能科学地分析并揭开“精神贫困”的黑箱。
（二）研究展望
本文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以下三点展望：
一是应关注深度贫困地区的精神贫困。当前，我国的脱贫攻坚战进入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攻坚阶段，精神贫困研究应更关注深度贫困地区的精神贫困，并针对不同贫困地区的特殊情况探究精神贫困发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二是应关注产业扶贫中的精神贫困。产业扶贫是实现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产业发展离不开群众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当前，我国产业扶贫的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贫困户属于主观上缺乏脱贫动力的精神贫困，这严重影响产业扶贫工作的质量。为此，应深入剖析产业扶贫过程中的精神贫困，注重从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性出发，创新产业扶贫机制，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
三是应关注地方精神贫困治理的实践。目前，我国不少地方已经开展了一些实践活动，积极探索精神贫困治理的路径，并积累了不少经验。如近几年来，全国多地政府创新扶贫模式，建立“爱心超市”、“励志脱贫光荣榜”、“爱心兑换银行”等，唤起了贫困群众的“精气神”。因此，应多关注地方精神贫困治理的具体实践，挖掘各地精神贫困治理实践探索的典型案例，及时总结地方探索实践的成功做法和先进经验，从而为其他地区更好开展精神贫困治理工作提供理论启迪和经验储备。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2018-2020年)［N］.人民日报，2018-09-27(10).
［2］余德华.论精神贫困［J］.哲学研究，2002，(12).
［3］麻朝晖.欠发达地区农村返贫现象探析［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3，(4).
林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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