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旅游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

　　摘要:通过建立数字经济发展和旅游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DEA模型、Moran＇sI、聚类冷热点分析等方法，对数字经济和旅游效率进行时空演化及空间相关性分析，然后建立空间面板SDM模型，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旅游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整体对旅游效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在省域之间存在差异，其中基础设施及其应用水平对纯技术旅游效率和规模旅游效率影响显著，且能有效提升规模效率;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和发展环境与纯技术效率呈负相关。应加大技术、人才的投入，注重旅游“内容化”，注重基础设施空间合理布局，强化区际旅游合作，完善旅游产业数字化的相关法律制度。

　　关键词:数字经济;旅游效率;溢出效应;SDM模型

　　自21世纪以来，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高速发展，催生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数字经济。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总规模高达41．4万亿元，占当年GDP的41．02%，然2005年我国数字经济占比仅13．98%，我国数字经济占比年均增长1．8%。由此可见，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新动能的作用越发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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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数字经济与旅游的相关研究

　　有学者对数字经济、旅游效率及两者结合进行了研究。在数字经济方面，20世纪90年代OECD最先提出“数字经济”的概念。2016年，G20峰会将其定义如下:以数字化信息为关键资源，以信息网络为依托，通过信息通信技术与其他领域紧密融合的一系列经济活动［3］。国内对数字经济的研究相对较晚，目前，对于数字经济的测度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将数字经济视为一个产业部门进行测度。刘方等人以数字产业部门总的增加值与该产业外的数字经济创造的增加值来评估数字经济总规模［4］。二是构建综合指标来评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张雪玲、万晓榆等人针对不同区域应用不同方法多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来测度其水平［5－6］。在对数字经济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学术界还对数字经济发展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的效应进行探索。在微观层面，易加斌等人提出，数字经济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路径，通过数字机会识别能力、数字化能力、数字协同能力革新企业的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与传递、价值获取，最终实现商业模式的整体创新［7］;魏下海等人在对广东省企业数据的调查中发现，数字技术能通过替代传统生产方式减少劳动雇佣和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匹配效率来降低用工成本和搬迁意愿，从而形成推动企业升级的“数字红利”［8］;杜传忠等人基于2015―2018年A股企业数据研究提出，数字经济能通过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技术创新和管理效率的效应促进企业生产效率增长［9］。从中观层面来看，贺远望利用我国2017年149个行业投入产出表数据，检验了数字技术投入对行业经营状况、盈利能力的推动作用，从而提高行业利润率［10］;陈晓东和杨晓霞通过实证分析，提出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且这种作用在地域之间存在差异［11－12］，此外还有效促进了产业链强度的提升，且促进效应逐渐增强。宏观来看，丁志帆提出数字经济不仅通过丰富要素来源、改善要素配置效率和资本深化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还通过技术创新和扩散效应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13］;丛屹等人采用静态面板OLS和动态面板GMM方法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促进作用［14］。戚聿东等人认为数据要素不会单独创造价值，必须与劳动力相结合，形成正向反馈机制“数据—信息—知识—数据”的价值增值闭环，提升劳动力素质［15］，优化就业结构，推动高质量就业［16］。

　　二、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

　　研究选取全国30个省份(由于西藏港澳台地区的数据不可获得，故剔除)2008―2017年的相关数据。其中数字经济数据来源于2008―2017的《中国统计年鉴》《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互联网统计报告》《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和各省份统计年鉴。旅游效率指标数据来自各省份统计年鉴与《旅游统计年鉴》;旅游产业发展指标数据来自各省份统计年鉴与《文化与文物统计年鉴》;其他测量指标均来自《统计年鉴》和统计局官网。

　　三、实证分析

　　根据2008―2017年数字经济发展和旅游效率的数据，分别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冷热点区域分析，然后从不同维度就数字经济发展对旅游效率的空间效应进行分析。

　　(一)数字经济发展、旅游效率空间自相关分析

　　如表2所示，基于邻接空间矩阵所测度的全局Mo-ran'sI指数，可以看出各项指标中研究的自变量根据熵权法测度的30个省域的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标在2008―2017年Moran指数均大于0，呈现出较强的正向空间相关性，整体呈现出相同的空间溢出扩散作用，拥有较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省域呈现空间聚集，相互影响，同时较低的数字经济水平的省份也呈现空间相关性。从时间轴上看，数字经济发展在2008―2017年，由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扩散性和高发展区域的发展相对放缓及技术饱和，整体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呈现出下降趋势，从0．245波动下降到0．123，得益于“十二五”及“十三五”的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区域政策导向，数字经济发展趋于均衡，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扩展、衍生。整体的平衡性不断加强，空间分布也趋于平衡。

　　(二)旅游效率、数字经济的聚类冷热点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相关变量的时空分布规律，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xploratorySpatialDataAnalysis，ESDA)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的方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是一种空间数据分析技术，可以揭示出研究属性在研究区域内的空间联系、集聚以及其他异质性的空间模式及空间相互作用机制［29］。使用gets－ord冷热点技术研究30个省域的旅游规模效率(scales)以及数字经济综合水平的局部时空分布状况如下。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总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旅游效率整体水平不断提升，在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域逐步向南方转移，南方的环境越来越比北方更适合数字经济的发展。南方的旅游产业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将其文化更好地融入旅游产业当中，拉动旅游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旅游效率。数字经济对旅游效率的影响较大，由实证研究得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旅游效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基础设施与应用水平对旅游规模效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这说明数字经济的技术手段为旅游出行提供了很大的信息便利，能极大满足消费者在信息爆炸时代的多样化消费倾向与创造性需求理论，促进旅游规模效率增长;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发展环境对旅游纯技术效率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说明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空间布局不合理及竞争、地方资源禀赋、可进入性阻碍了旅游通过技术引进拉动旅游效率提升。同时也反映了旅游业数字技术投入不足，与旅游产业尚未充分融合，旅游业对于原有技术较为依赖，数字经济发展为旅游业带来的递增规模效应阻碍了旅游技术的更迭［27］。数字技术尚未适应各地旅游产业特征发展，同时旅游产业自身的发展不足，不能充分接纳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旅游效率的影响是复杂的，数字技术边际成本小，其广泛应用能缩小空间距离，打破资源壁垒，增加信息完全性。随着数字技术在旅游产业的不断渗透，为旅游带来新的经营理念、运营模式，拓展了旅游市场，丰富了旅游需求，同时也使其能满足旅游的多样化消费。在带来更多需求的同时，也将旅游产品、服务信息透明化，旅游目的地、旅游中介等的不规范操作都会及时被广大消费者知晓，使得消费者更能甄别和趋向合理有效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对旅游的监督职能。与此同时，类似于“东北雪乡”“青岛大虾”“云南旅行团”这种负面热点，也使得部分地区在短期内成为消费者避开的热点区域，这也解释了部分省份在时间轴上从热点区域退出的现象，但总归来说都是短期疼痛，反映在模型中，对于纯技术效率来说，数字经济的几个维度呈现出负相关，在此更愿意将其视为一种市场对于过热行业的合理调节。再者，人脸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旅游方面的应用增加了游客隐私泄露的风险，让心存妄念之人有了可趁之机，但我国对于数字技术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制度尚不完善。

　　(二)建议

　　数字经济不断发展，信息完备性越来越高，消费者在旅游的选择上从口耳相传，转向电视、网络这些更新速度更快、反映的情况越发详尽的方式上。省域的旅游热点来的快，“走红”现象越来越多，一个景点或是一个城市突然在网络走红，一方面会在短期内带来大量的消费流，另一方面也会帮助相近景区或者相似的景点。但同样旅游业发展中的缺陷也暴露得更为明显，传统的坑害消费者行为传播速度更快，游客在选择上更多，也更易，一个景点的名声下落也很快，同样负面“走红”也会使得周边的景区受到负面影响。在整体及走向由规模发展转向高效发展以及消费者由“玩的多”转向“玩的精”的背景下，结合实证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加大数字技术投入，建立人才交流平台。许多地区对信息技术的投入远远不够，比如新疆、青海等地，数字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许多地区只有规模上的投入，并不会带来效率的提升，反而会增大投资风险，所以地方政府应加大数字技术的投入。与此同时，要建立人才交流平台，有利于人力资源的流动，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且为当地引进高素质人才奠定基础，有人才、技术投入才会有载体，从而创造价值。

　　第二，注重旅游“内容化”，打造自身旅游品牌，精准营销。当前旅游业地区间的竞争十分激烈，部分地方政府规模竞争导向的投资开发，使当地旅游产品多地重复，其规模效应抑制了旅游技术升级，导致旅游低端低效率。但旅游发展很大部分受到其资源禀赋(文化、自然)的影响，要发展旅游，应当做到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自然文化优势，打造专属于当地的旅游品牌，借助互联网平台精准营销。这是一个信息更迭迅速的时代，如果旅游不能“内容化”，不能与文化自然相融合，那终究只是“昙花一现”，只有不断拓展认识边界，将文化自然等资源优势品牌化，才能可持续发展。

　　第三，注重基础设施空间合理布局，加强区域间合作。尚有地方政府为了“冲业绩”进行一系列不合理的基础设施投入，为了地方竞争，规模导向性的旅游开发，导致旅游重复无效建设，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严重后果。数字技术加强了景区、省域之间的联系，在空间上更易形成跨省旅游链，应该利用这种空间联动效应，加强区域间的资源信息交流，合力打造独特的旅游体验，避免景区特性重叠造成的效率低下。如成都与重庆两地高铁的开通，两地通勤缩短到一个半小时，在旅游发展方面，联合宣传成渝两地游，打造巴蜀旅游超级品牌。第四，完善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相融合的相关法律制度。数字技术在各行各业的应用为这个社会带来不少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诸如游客信息泄露、市场监管不足、旅游目的地违规操作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新技术是否能与旅游原有技术相融合，关键在于制度结构是否适合新技术轨道的形成，应以长远的视角看待旅游发展，不断调整与旅游技术升级相关的法律制度，以保障旅游的持续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英杰，韩平．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21(6):183－188．

　　［2］段平方，郭俊茂．数字经济对我国流通业发展的异质性影响:基于地级市数据的实证检验［J］．商业经济研究，2021(6):15－19．

　　［3］互联网信息化办公室．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EB/OL］．(2016－09－29)［2021－06－08］．

　　［4］刘方，孟祺．数字经济发展:测度、国际比较与政策建议［J］．青海社会科学，2019(4):83－90．

　　［5］张雪玲，焦月霞．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及其应用初探［J］．浙江社会科学，2017(4):32－40．

　　［6］万晓榆，罗焱卿，袁野．数字经济发展的评估指标体系研究:基于投入产出视角［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1(6):111－122

　　刘琪，张磊，杨淋杰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旅游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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