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论文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的出路

　　本文是一篇经济论文，发表在《技术经济》上，杂志创刊于1982年，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主办、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协办的全国一级学会的学术期刊。 本刊主要刊登技术经济及管理学科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学术论文，欢迎广大作者提供具有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应用研究、方法研究及高水平的文献综述、学科发展述评、学科前沿评介等稿件。本刊还将开辟研究生培养论坛，为博士、硕士研究生和导师们提供一个教学与学术讨论的园地。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进行了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个人，但集体经济尚未发展。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村经历了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后来又发展为人民公社，农民也由以土地入股(所有权归农民)发展到土地归集体所有。

　　摘 要：中国的城镇化处于进一步的发展之中，而城镇化中的集体经济也面临一些困境。回顾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发挥的作用，提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在今天城镇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图从不同区域的分析入手，提出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经济论文,城镇化,农村,集体经济,问题,出路

　　一、农村集体经济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合作化运动促进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后来的合作化推进过快，人为确定的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最终阻碍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将土地承包给农民，同时实行必要的统一经营。在行政体制上，撤销了人民公社，建立起乡、村和村民小组。80年代初，社区农村股份合作制这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出现了。它在农户和集体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解决了集体层次的财产及其收益归属谁的问题[1]。

　　二、城镇化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

　　十五大(1997年)之前，城镇化的概念更多的是理论上的探讨。从十五大到十六大，城镇化概念获得广泛认同，党的十六大(2002年)提出加快城镇化进程。十八大(2012年)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城镇化、大城市、城市群已成为主流认识。城镇化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民转为市民的同时，也给农村集体经济带来一系列的挑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与挑战，是决策者们必须思考与面对的问题。

　　1.城镇化征去大量的农民耕地，影响了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中国农村集体经济是以土地为基础的，农民依附于土地，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离开土地，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受到极大影响。虽然失地农民能获得部分经济补偿，但对于没有较强谋生技能的农民来说，补偿的货币并不能使农民维持太长久的生计。失去了土地，集体经济该如何发展?才能使无所依靠的农民获得依傍与保证，在维持正常生活水平的同时，甚至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而不是沦为城市贫民阶层?

　　2.原有的集体资产该如何处置?在有的乡村，除集体土地外，都办有集体企业或者是集体共有的厂房、门面、商铺等等。在城镇化后，原来村落的生态与空间结构与组织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集体资产如何处置?是分光用光，还是作为集体资产继续保留，成为全村农民的福利?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3.村落的地域被割裂，城镇化后，人口流动加快，有更多的外地人口涌入，也有本区域的人口迁出，村落相应变为城市社区。在新的社区空间架构上，拥有更为复杂与多彩的元素，如何发展村落经济，进而处理更为复杂的社区社会问题，从而营造一个平安、祥和的社区环境[2] ?

　　4.失地农民如何再就业?是发展集体经济，充分吸纳失业农民，还是另谋途径，为农民创造就业门路，从而使其获得可持续发展?

　　以上问题，从各个方面剖析了城镇化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当然，城镇化对集体经济也有正面的促进作用，比如外来因素的涌入，使集体经济获得进一步变革与发展的动力。这好比一个耗散系统，熵的变化，也可能使其进化到更高级的阶段。

　　三、发达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先进经验

　　(一)深圳模式

　　1980年，深圳成为特区，深圳的城镇化也加快推进。其集体经济的演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向：(1)加工贸易业。深圳洗脚上田的农民，凭借靠近香港的优势，大力引进香港的加工贸易业。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提供土地、厂房与水电，同时获得加工费，这些都成为农民福利的重要来源。(2)物业经济。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当初的农村地区，成为繁华的商业区。集体原来所有的商场、酒店，便成为可以出租、赚取大量租金的物业。(3)社区经济。政府考虑到集体经济组织和失地后农民的生存与发展，给集体和个人均预留了土地。集体经济组织演变为现在的城市企业，而这些企业承担了大量的行政与社会职能。当然，上述经济形态存在于一定时期，在新的形势下，它们也需要再生。有学者提出，应该让深圳这些集体经济民营化，去接受市场的挑战[3]。

　　(二)北京模式

　　20世纪90年代，北京城郊开始出现城市化的浪潮。城市化，给当地的集体经济同样带来很多问题，如生产资料的匮乏，农民就业困难以及缺乏社会保障等问题。城郊的一些村级组织，及时觉察到这些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集体产权改革等等。他们把集体资产进行清产核算，在清查人口的基础之上，将集体资产进行量化配股，集体股、个人股各占一定的比重，并最终组建股份制企业。在产权制度改革后，他们把集体商铺、酒店、客房进行出租，把剩余的非规划土地打造成生态园区和批发市场，同时对全村的商品房进行商业运营，并大力发展仓储等第三产业。这些举措，在增加集体资产的同时，为失地后的农民提供了更加强大的生活保障[4]。

　　(三)苏州模式

　　苏州经历了“苏南模式”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就地城市化、乡村城镇化到新区与开发区建设的扩张型城市化的过程，其城镇化过程，为国内外学者瞩目。随着市场的发展，苏州原有乡镇企业的优势逐步散失，其经营性企业向股份制合作经济转化，农户家庭大都拥有资本与股份，每年都能进行分红。同时，他们大力兴建标准厂房、商务楼、集宿楼，发展租赁经济;重点发展农业生态园区、休闲观光农业园区。这些举措，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经济收入[2]。

　　当然，以上仅是列举了深圳、北京、苏州等先行地区的先进经验。在国内外，还有很多成功经验可供借鉴。先行者的经历与经验，将为后来者所学习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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