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选择与农产品安全

　　摘要：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行为偏差和操作不当是引发农产品安全风险的最直接原因，规范农业生产者的农药施用行为是防范农产品安全风险、实现农产品安全生产的最基本手段之一。为探究农业生产者在农产品生产中的行为逻辑，基于河南、山东、江苏、浙江、黑龙江等五个典型农业生产省份100个行政村986个样本农业生产者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影响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的因素，并对其中的关键因素进行有效识别。研究发现，农业生产者的农药施用行为主要受知识能力水平、心理认知水平、外部环境条件和经济条件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较大。文章提出：政府应定期为农业生产者提供相应的农药施用知识与技能培训，提高其对农产品安全风险的认知，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减少农药施用过程中的随意性，从而推进农产品安全生产进程。

　　关键词：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农产品安全；影响因素

　　1问题提出

　　农业生产者在农药施用过程中的行为偏差和操作不当是引发农产品安全风险的最直接原因[1]。特别是部分农业生产者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不按照规范施用农药，擅自加大农药施用量和施用频率以及缩短间隔期，或为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倾向于使用剧毒农药[2]，如农药的超剂量、间隔期短等施用行为，导致过量的农药通过挥发等方式进入到土壤、河流、大气中，造成面源污染。进入河流、大气中的农药对水质、空气造成直接影响，进而对人体健康造成隐形危害。此外，农户种植过程中大量施用催熟剂、生长剂等农药，成为农产品安全的内在危机，人体食用后会引起一系列的疾病，2013年数据显示激素类农药导致的食源性疾病达到30％~40％。这些不规范的农药施用行为逻辑导致农产品安全生产风险不断发生。实际上，农产品安全生产的现实威胁主要来自农业生产者不规范的农药施用行为而导致的农药残留。在我国，农药残留问题普遍存在，特别是在瓜果、蔬菜和茶叶等农产品中较为突出。相关研究证实，农田喷洒农药后，一般只有10％～20％是吸附或粘着在农作物茎、叶和果实表面，而有40％～60％农药降落在地面上污染土壤，而土壤中的农药又通过植物的根系吸收转移到植物组织内部和果实中，对果实品质造成影响[3]。据欧盟委员会统计表明，在欧洲，在人食用的水果、蔬菜、谷物等食物中，1/3含有杀虫剂，其中1/20的农作物杀虫剂含量超标[4]。在美国，有34个州的地下水源被39种农药残留污染，10％的公共供水系统中均发现了农药残留[5]。在巴西，有关组织于2007年在全国范围内采集各种农产品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有1/6的被检样本农残超标[6]。

　　2影响农产品安全的农业生产者行为因素研究

　　2.1心理认知因素

　　大量研究显示，因认知偏差而导致的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对农产品质量具有较强的负面影响[14]。农业生产者对农药残留认知越广泛、越深入，其在施用农药时越倾向于考虑农药施用的安全间隔期[13]46。张云华、马九杰等[15]4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施用农药的农业生产者中有近一半的农业生产者仍然使用高毒农药，其对高毒性化学农药对农产品质量和环境的负面影响认知度较低。杨万江等[16]通过对长三角地区数家无公害农产品和常规农产品生产企业的调查与经济效益分析发现，农业生产者对农药残留的认知水平相对较高，安全间隔期的选择行为相对科学，农药毒性的自然挥发相对也较为充分。同样，关俊霞等[17]通过对贵州、安徽、江苏和湖北稻农的研究发现，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者对农药残留认知水平较高，其中有78％的江苏和贵州受访农业生产者认识到农药的大量施用将降低农产品品质，有85％的湖北受访农业生产者还认为农药残留会导致土壤板结。但郝利等[18]的调研结果则相反，通过对山东、黑龙江、江苏等六个省份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农业生产者并不了解高毒高残留农药、农药使用量和农药间隔期都是影响农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

　　2.2知识能力因素

　　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受其知识能力水平的影响。Michael等认为，农业生产者的性别差异影响其对农用化学品的施用行为[20]。同样，国内学者周峰等研究认为，农业生产者的性别对农业生产者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中道德风险行为的影响显著，女性比男性更规避风险，更倾向于采用安全的生产行为[21]。还有研究发现，年龄因素是区分农业生产者的施药剂量、施药频率高低以及是否易中毒群体的重要因素[22]，年龄较大的农业生产者更倾向于施用高毒农药[23]，而年龄较小的农业生产者更倾向于生物农药、无公害农药[24]。Sule等通过研究土耳其农业生产者的农药施用行为及其群体特征发现，年龄和受教育年限会显著影响个人或群体的农药施用行为[25]。Abhilash等在印度的调查研究发现，由于农业生产者教育水平有限，导致其自身对农药的认知水平不高，时常出现过度施用农药的现象[26]。吴林海等通过对江苏省三个典型地区的调查发现，分散农业生产者的施药行为除了受教育年限影响外，是否参加政府培训和农业生产者家庭总收入等因素也显著地影响其在农药施用各阶段的行为[13]35。顾俊等[27]、陆彩明[28]研究发现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对规范农药施用行为的正面作用并不显著，而农业生产者家庭种植规模与规范农药施用行为呈正相关[15]48。黄祖辉等[29]39的调查统计结果发现家庭人口数、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对农业生产者采取安全农药行为影响显著。

　　理论基础与方法选择

　　3.1理论基础

　　研究生产者行为选择、行为意愿等问题，最直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选择与农产品安全王建华等JournalofPublicManagement119接的理论始终离不开理性假设理论。美国经济学家Schultz认为“全世界的农业生产者都在和成本、利润打交道，他们时刻计算着个人收益”。国内学者彭文平[44]、胡敏华[45]等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农业生产者生产行为选择是理性的。基于理性假设，农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出于利己行为动机的驱动，从而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46]，其在不确定环境下做出的行为决策是基于期望效用的大小，具体的函数表达式为：U=u(ni=1Σpiwi)=ni=1Σpiu(wi)（1）其中，U表示农业生产者行为决策的期望效用，u表示效用，Pi表示农业生产者各种可能的行为决策所出现的概率，也即代表权重，Wi为各种可能的行为决策所带来的财富值。

　　3.2方法选择

　　农业生产者的行为决策受不可直接观测的变量即潜变量的影响。在以往研究中，很多学者运用Logit模型对农业生产者的行为决策进行了测量，如周洁红[19]32利用标准的Logit模型对农户蔬菜质量安全控制行为进行了研究分析，赵建欣[49]基于二元Logit模型测量了农业生产者安全农产品生产决策影响因素等，而这类Logit模型的研究分析仅仅适用于对单个潜变量进行测量，而不能对多个潜变量进行分析。在本研究中，如果作为决策者的农业生产者的行为选择取决于多个潜变量，则适合用S－logit（StereotypeLogit，以下简称S－logit）模型，在本研究中，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方式的行为决策取决于知识能力水平、心理认知水平、外部环境条件及经济条件水平等潜变量。S－logit模型最早由Anderson于1984年提出，是多项选择模型和有序模型的折衷形式，多项选择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的各个类别没有排序关系，而在有序选择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的各个类别存在排序关系。在研究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选择过程中，农业生产者的行为选择对各类排序没有明确的界定。这种模型与标准的Logit模型相比较，可以有效克服随机口味变化、IIA特性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也不像Probit模型限制于所有效用可观测部分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具有较高的灵活性。本研究运用S－logit模型来测量农业生产者的行为选择，并提出以下两个假设条件：（1）农业生产者对农药施用行为选择是有感觉和感知的；（2）农业生产者可以自由完整地做出自己的判断。

　　参考文献：［1］VANASSELTED，MEUWISSENMPM．SelectionofCriticalFactorsforIdentifyingEmergingFoodSafetyRisksinDynamicFoodProductionChains［J］．FoodControl，2010（21）：919－124926

　　2］DASGUPTAS，LAPLANTEB，MEISNERC，WHEELERD，YANJP．TheImpactofSeaLevelRiseonDevelopingCountries：AComparativeStudy［J］．ClimaticChange，2009，93（3－4）：379－388．

　　［3］杨小兵．农药污染与食品安全控制［J］．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03（1）：21．

　　［4］杨丽，刘文，刘俊华．农药残留评价及限量标准研究［J］．世界标准化与质量管理，2002（10）：40．

　　作者王建华a,b，马玉婷b，李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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