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运用

　　摘 要：生态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它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入手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并试图构建一个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社会形态。生态马克思主义有着与“深绿”“浅绿”理论不同的“红绿”理论，是最具“红色”的绿色思想。除此之外，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的基础上揭示出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视域。中国生态文明理论是立足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而来的一种理论话语，它不仅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红绿”性质，而且体现出“弱”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由此可见，生态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但其仍然能够在中国语境下被运用，它与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理论互通性，并能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红绿”理论“弱”人类中心主义 中国语境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具有明显的“红绿”向度，“红”指社会革命，“绿”指生态运动和生态革命，表现在它的生态批判理论和对绿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构想之中。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红绿”理论对生态资本主义的“浅绿”理论和生态中心主义的 “深绿”理论上进行了超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生态文明或者说是“生态的社会主义”，其虽然与生态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但二者在理论架构上具有一致性和互通性。如果用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同样包含“红”“绿”两个向度，它在未来道路的选择方案上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为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设想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同时为中国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跨越式发展之路，提供了进一步思考和实践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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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维·佩珀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及萨拉·萨卡在 90年代末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分别落脚于 “推动生态主义接近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倡导一种吸纳了生态主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佩珀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先验的原因使生态主义应与政治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相连而不是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相连”[1(] P337)，生态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具有理论可能性。萨拉·萨卡强调，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的结合，“不仅可能，而且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所必需的”。[2(] P254)詹姆斯·奥康纳基本同意佩珀和萨拉·萨卡的观点。在他看来，“要在全世界的各种地方团体、活动家以及激进绿色知识分子之间发展起某种联合，并对这些联合加以强化 ……在墨西哥和美国，那些为了同新自由主义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作斗争而建立起来的劳工、妇女以及环保主义组织也许是未来的希望所在”。[3(] P482)由此看出，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张将生态运动与社会运动相结合，实现“红绿”的融合。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具有两个维度，既重点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缺乏“红色”革命而不能实现真正的绿化，又尖锐地批判了传统的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绿色向度而难以真正走上绿色道路。在分析生态危机时，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环境问题产生和加重的根本原因是现代社会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而环境问题加重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需要社会弱势阶级和群体来承担其恶果或代价。在未来道路的构建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未来绿色社会的基本特征应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消除。生态马克思主义强调公平问题是生态问题的本质，这体现出生态革命对公平问题的关注;工人长期以来的斗争将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不合理的政治制度，这体现出社会运动对公平问题的关注。生态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目标具有一致性，贫困、不平等、剥削、极差的生活环境是生态运动和工人运动共同想要解决的问题，这也体现出二者在运动上互动的可行性。生态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革命和生态革命二者良性互动，在进行环境运动的同时强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主张也具有明显的“红绿”向度，表现在其倡导“红绿”联盟政治运动。在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强调“红色”和“绿色”力量的汇合，而不是单纯地依靠具有强烈生态意识的“中间阶级”。“工人运动一定是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关键力量”，[1(] P357)在激进的社会生态变革中，无产阶级在代理人和行为者这种角色上有着持续的重要性。在对未来社会的解释中，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变革，它应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这也充分体现出生态革命和社会革命相结合的双重维度。

　　二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深入分析，他们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性、资本全球化和当代资产阶级维系统治的方式四个方面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4]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出发，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这实质上只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方面的矛盾，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重矛盾”。但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第二重矛盾”，即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的扩张性生产超出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有限承载力所造成的。第一重矛盾造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第二重矛盾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第二重矛盾进行深入分析，认为无论处于经济快速增长阶段还是处于停滞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原本就是建立在依赖和耗费自然资源的基础上，最终都会带来自然资源的大量使用和过度消耗。当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快速增长阶段，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其扩张逻辑的本质，即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维持资本的流通以确保其不断增长的利润。然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必然导致原材料需求量的增加，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会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使用，最终会因超越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而造成经济增长与生态系统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最终引发生态危机。正如福斯特所说，“在现行体制下保持世界工业产出的成倍增长而又不发生整体性的生态灾难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已经超越了某些生态极限。”[5(] P38)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获取的巨大财富，积极向人们宣传和推行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倡导“根据疯狂的消费活动来确定人的幸福”，[6(] P474)这就成功地将人们对社会的批判意识转向了通过大量占有和消费商品而获得的幸福体验之中。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伴随着双重危机：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红绿”理论对“浅绿”和“深绿”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进行了超越。生态资本主义模糊“增长极限”概念，与环境保护相比更加注重社会的经济增长，因此它是一种“浅绿”的理论。具有“浅绿” 性质的生态资本主义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主张扬弃工业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从而建立“可持续资本主义”，即“绿色资本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红绿”有所不同，生态资本主义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也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方案。生态马克思主义则认为资本主义在经济、道德、政治和生态方面都具有不可持续性，这样的资本主义会被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取代;如果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态上具有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并无可能。相对于生态资本主义而言，具有“深绿”性质的生态自治主义者认为人类自我实现的基础就是尊重自然。生态自治主义主张建立团结协作的自治生态社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暴力主义和集权主义，并希望通过和平的、非强制的示范得以实现。生态自治主义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义绿色思想，自治社区之间通过相同的文化亲近，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它天然地继承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特质。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继承生态自治主义尊重和保护自然理念的基础上，对其乌托邦式的政治设想进行了超越。它不主张通过改变生态示范社区、个人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来改进现存的社会制度进而实现绿色社会的目标;相反，它主张使用传统政治中常用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群众运动等激进的或强制性的手段来实现绿色社会。

　　三

　　我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经济突飞猛进的同时，也出现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重新走进人们视野并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要坚持和弘扬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可以说是立足于中国实践的社会生态“大转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但二者在理论架构上具有一致性和互通性。生态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一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的政治学基础。[7] 如果用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包含“红”和“绿”两个向度，它在未来道路的选择方案上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生态文明或者是“生态的社会主义”，它通过重建社会经济结构和改变公众个体的价值观念来创建一种与当今世界主流制度和文化所不同的新社会、新文明。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社会主义替代性经济与社会选择，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质疑和挑战着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合法性。由此可见，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生态文明，而不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这体现了其“红”色向度。其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一种生态文明，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工业文明，这体现了其“绿”色向度。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生态马克思主义都具有“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与生态资本主义“浅绿”理论相比，生态马克思主义具有“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它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不合理的生产方式。生态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以人为本”的，它要求实现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与运用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人类与生态的共同和谐发展相一致。[4] 与生态中心主义“深绿”理论相比，生态马克思主义具有人类中心主义这个层面的意义。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以人的合理需要和利益为出发点的“弱”人类中心主义，它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类不仅要重视人对自然的依赖性，而且要重视自然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发展建立在工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而工业化大生产又依赖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这种文明是不可持续的，它背后的人类价值和伦理观是人类中心主义或反生态主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这种文明相反，它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倡一种环境友好的自然观。可见，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构建和阐述应该从一个整体层面去理解，其主张将社会公正和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考察，是政治、经济、生态、文化协同发展的一种文明。随

　　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完善，我国环境社会运动呈现出日趋活跃的态势。从社会层面来讲，民众环境政治参与意识与技能迅速提高，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大大提高。从国家或制度内的层面来说，国家在立法、司法方面都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环境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并不断进入到公众视野，生态文明建设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和推动了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公民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以及对公正平等的诉求越来越强烈，社会公正程度和对环境的保护力度成为判断一个社会文明与否的重要标志。绿色新社会运动“绿”与传统劳工运动 “红”之间的结合或“红绿合流”致力于创造一个不同于或替代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型绿色社会，这似乎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政治战略选择。[8] 为了创建一种合乎生态的、可持续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新文明，社会主义与环境主义的政治思维、实践创新及政治联合应是其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都具有“红”“绿”向度，这种理论上的 “红绿”向度对实践中红绿环境运动具有指导作用。

　　四

　　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潮虽起源于西方，但对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仍具有借鉴意义。在中国，存在着 “红”“绿”运动政治融合或者联合的因素，许多环境集体抗议事件也涉及社会正义和生态可持续的主题。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但当前生态文明及相关话语体系更多是从政治制度出发，其建设理论和话语体系主要是作为一种公共政策论域集合和发展起来的。[9] 因此，从学理层面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将其立足于环境政治哲学并进行阐释具有重要的意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并为其提供了相关问题研究视域。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相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也包含着“红”“绿”两个向度，它在论证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的同时，也论证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与生态可持续性原则内在相融性的可行性。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生态马克思主义都主张未来社会必然是一个经济发达、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的新型社会，是以高度生态文明为本质的社会主义社会。除此之外，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都具有“弱”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一种新型文明，这种文明不同于工业文明，它尊重自然的价值和规律并且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生态马克思主义谋求一种新的发展观与社会主义目标相结合，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应该把生态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贯穿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内涵十分丰富。从价值观上看，主要是树立生态科学意识、生态道德意识、生态关怀意识等，尊重生态规律，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作一个有机整体看待。从物质基础上看，主要是建立绿色、循环、低碳经济，使产业结构、发展方式朝着更加有利于生态经济的方向发展。其次，在社会文化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主张培育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摒弃资本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提倡适度消费及绿色消费，并且建立以健康、多样、丰富的生活需求为核心。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欲望是无限的而自然的可承受力是有限的，为克服二者的矛盾，必须走出这种消费观念的误区，在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性原则下规范消费行为。促进当代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要解决如何生产的问题，也要解决如何消费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们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因此树立正确的消费意识刻不容缓。当前应杜绝以“大”为美努力避免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尤其应抵制以浪费为荣、互相攀比的风气，倡导一种适度的、 “绿色”的消费观。最后，生态马克思主义主张生态正义，强调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二者的关系。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应遵循保护环境的原则来发展经济，实现经济的绿色化、可持续化;另一方面，应遵循发展经济的原则来实现保护环境，实现生态的价值化、可利用化。长期以来，我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忽视了自然本身，过度侵占后代人的资源，牺牲后代人的生态利益。但人类发展不应是一时的而应当是永续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既要考虑到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要考虑后代人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过分攫取自然资源。所以，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需要注重生态的平衡与稳定，还应该充分考虑生态正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西方社会思潮，是西方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它真正的内涵已经超越了将“生态”和“社会主义”二者概念简单的叠加，而是将其有机结合并提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概念。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超越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深绿”理论以及生态资本主义的 “浅绿”理论，是一种将社会革命和生态革命有机结合的“红绿”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为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设想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同时为中国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跨越式发展之路，提供了进一步思考并实践的理论基础。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并为其提供了相关问题研究视域，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可以在生态马克思中找到自身的理论生长点。

　　期刊推荐：《马克思主义研究》(月刊)创刊于1983年，邮发代号：82-686，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主办的全国唯一以专门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体系为宗旨的大型学术理论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面向现实、面向当代，刊登探讨深层次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论文，提供丰富的国内外研究动态和信息，是一切从事宣传、教学和科研的理论工作者、党政干部、大专院校师生以及所有关心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命运的人们的忠实朋友。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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