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职称论文浅析托起失衡的彩色天平

　　摘要：分析指出，新时期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存在着研究对象不平衡、经典化缺乏合法性与研究质量问题。认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新范式、加强原语研究，加强民族文学交流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新时期; 外国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职称论文

　　新时期以来，相对于其他文学学科来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可以说是星光璀璨。然而，就外国文学总体状况来说则可以用“失衡的彩色天平”加以概括。外国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足以使外国文学研究这座“天平”显得五彩缤纷。然而外国文学研究暴露出来的问题，诸如研究对象的不平衡、经典化缺乏合法性、研究质量不高等等早已使外国文学研究这座天平失去了它的平衡。

　　一、新时期以来外国文学研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 一) 研究对象极不平衡

　　1. 研究地域或国别的不平衡

　　新时期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出现了一种极其令人担忧的情势，即外国文学研究的地域、国别与作家作品相当不平衡，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狭窄。这种现象早已引起了相关学者的持续关注。早在2004 年，周明燕[1]指出，东欧文学是我国当代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盲点。他指出: “近年来，除了俄罗斯文学以外，国内东欧各国文学的研究几乎陷入停滞状态。国内各种外国文学教材中，东欧文学所占比例微乎其微。”2007 年，赵山奎[2]在分析《外国文学评论》杂志从 1987—2006 年所刊载的 1 482 篇论文后指出，这 20 年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在区域和国别分布上极不平衡。在区域文学方面，欧美文学研究占据绝对优势。其中仅涉及欧洲文学的论文数量高达 788 篇，占分析总数的 53. 2%，非洲文学受到的关注则较少。从国别文学来说，涉及英美国文学的研究达 526 篇，占 35. 5%。法国、俄国、德国、日本、希腊、奥地利、印度、意大利等 8 国文学的研究论文分列 3—10 位。上述前 10 位的国别文学的研究论文总数达到 1 083 篇，占总量的 73. 1%。

　　2010 年，刘雪岚[3]在对中国“十一五”期间外国文学进行总体性研究研究后指出: “然而研究的质与量的极其不对等，以及研究国别的惊人失衡。英美文学研究一枝独秀，几乎撑起国别文学研究的‘半边天’，其他的法、俄、意、德、日等传统文学‘大国’沦为‘小语种’文学。对北欧、东欧、大洋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的文学研究，相对冷落寂寥，鲜有突出的研究成果问世。对有些国家，如丹麦、罗马尼亚、伊朗、越南等，已多年没有研究成果; 更有不少国家，如阿尔巴尼亚、智利、泰国、阿富汗，以及除了南非之外的多数黑非洲国家，对他们的文学研究几乎就是空白。”新时期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也显示了同样的情况。李卫华[4]对《世界文学》1987—2008年“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栏目中提及的 466 位外国作家进行了分析。这 466 位外国作家总共被提及1 293 次，平均每位作家为 2. 8 次。从栏目的统计来看，新时期中国作家对外国作家、外国文学接受的主要来源是法国文学( 215 人次) 、美国文学( 207 人次) 、俄苏文学( 201 人次) 、英国文学( 178 人次) 和拉美文学( 109 人次) 、德国文学( 58 人次) 、意大利文学( 35 人次) 。对于这些国家文学的接受并远远超过了对东欧文学( 28 人次) 和亚洲文学( 23 人次) 。事实上，《世界文学》“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栏目中所涉及的这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的作家人次占据了总量的 53. 6%。

　　2. 研究作家及作品的不平衡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中，涉及的作家及作品研究同样表现出不平衡的现象。赵山奎[2]指出，20 年间( 1987—2006) 共有 867 篇论文以具体作家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涉及到了 322 位外国作家及其作品，论文数量占载文总量的 58. 5%。其中涉及作家及其作品的论文数量达十篇以上的仅有 15 位作家，共计论文有 229 篇，占分析对象( 867 篇) 的 26. 4%。

　　他们是莎士比亚( 30) 、艾略特( 21) 、福克纳( 20) 、海明威( 19) 、乔伊斯( 17) 、卡夫卡( 16) 、陀思妥耶夫斯基( 15) 、哈代( 15) 、歌德( 12) 、莫里森( 12) 、济慈( 11) 、普鲁斯特( 11) 、川端康成( 10) 、萨特( 10) 、托尔斯泰( 10) 。新时期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接受情况也也大致如此。李卫华[4]的分析指出: 新时期中国作家对外国经典作家的接受主要集中在艾略特( 英) ( 24 次) 、列夫·托尔斯泰( 俄) ( 21 次) 、莎士比亚( 英) ( 19 次) 、巴尔扎克( 法) ( 19 次) 、但丁( 意) ( 19 次) 、歌德( 德) ( 19 次) 、普希金( 俄) ( 19次) 、福克纳( 美) ( 18 次) 、海明威( 美) ( 17 次) 、陀思妥耶夫斯基( 俄) ( 11 次) 、加缪( 法) ( 9 次) 、萨特( 法) ( 9 次) 、玛格丽特·杜拉斯( 法) ( 9 次) 、罗伯·格里耶( 法) ( 9 次) 、伍尔芙( 英) ( 9 次) 。

　　很显然，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显现了研究对象的极其不平衡性的特征。这种不平衡性，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视野的狭窄性。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甘愿臣服于西方文学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反映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奴才”情结。令人担忧的是，具有这种“奴才”情结的学者，在中国为数不少。鲁迅说过: 中国自古只有两种人: 求作奴隶而不得的人，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

　　3. 经典化缺乏合法性问题

　　“经典化问题”是最近几年中国文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以至于洪子诚( 2003) 、李浩( 2006) 、王岳川( 2007) 、陈 定 家 ( 2008) 、王 峰 ( 2008) 、樊 星( 2008) 、贺仲明( 2008) 、陈众议( 2010) 、吴元迈( 2010) 等许多知名学者都参与到讨论中来。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经典化”问题进行了研究。

　　同时，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逐渐完成了自身的经典体系。“20 世纪外国文学的本土化传播在经历历史沉积的基础上，无论从规模还是数量上，均已完成了自己的经典化过程。”[5]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讨论: 上面赵山奎和李卫华所列举的以莎士比亚等作家为代表的少数作家是否就是外国文学研究在经典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经典作家或仅美英法等 10 多个国家是外国文学经典的来源地呢?如果这种论断成立的话，那么，外国文学研究的现状似乎告诉了我们答案是肯定的。而这些代表作家分别来自英、美、法、俄、德、意、爱尔兰、奥地利等不足 10 个国家。当代世界总共有 2 000 多个民族，将近 224 个国家与地区。很显然，外国文学经典化过程中产生的经典仅仅只能说是西方文学的经典。

　　如果由他们来代表外国文学的经典显然是不合法的。事实上，每个民族或者国家都会有本民族的文学经典。从民族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的角度来看，代表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精神与智慧的文学经典总有值得其他民族与国家借鉴的价值与放射开启人类智慧的光芒。遗憾的是，很少有人愿意去花费心血与挖掘、发现其他多数民族文学的精华与智慧。陈众议先生的告诫值得外国文学研究界深思。陈众议( 2005) 指出“外国文学研究界应该从纷繁的喧嚣与骚动中走出来，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基础工作。比如第三世界的文学，我们不仅知之甚少，而且事实上重视不够”。鲁迅早就说过，“我们的读者并不是掌柜、酒客之流的势利眼。许多年前，我们的读者大众，就一向不以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6]。许多年后，被文明国人看作落后的拉丁美洲，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也是胜利的。因为我们的读者、世界的读者并没有因为生产国的“落后”而对她们的文学表现出任何轻忽。那么，北欧文学呢?东南欧文学呢? 亚非许多国家的文学呢? 作为研究者或者还有出版者，我们不仅知之甚少，而且是否沾染上了“掌柜、酒客之流”的势利眼病呢? 又比如经典作家作品研究?”[7]4. 研究质量不高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在质量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资料的可靠性、研究方法的陈旧与严重的重复研究等方面。

　　外国文学研究涉及众多民族、国别与语种。要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与真实性，需要研究者尽可能地深入阅读和研究被研究者的原著或第一手资料。

　　然而，当前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仍然以中文院系的教师和学者为主导。由于语言的限制，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资料是经过翻译、甚至是转引的资料。

　　翻译作为一种再创造性活动，翻译者或引用者出于主观原因和自身理解力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必然导致原创作品的特色、风格和内涵被彻底改变。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样就降低了研究的权威性和可靠性。

　　中国的外国文学的研究方法趋于陈旧。在外国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们似乎已经习惯于从创作源头探索起，然后对每一国别、每一时期、每一作家的创作进行梳理，试图描述在某一时期某一国家文学创作的特征，寻找出某一作家创作的主旋律，总结出某种文学创作的规律性，进而总结出某种文学创作的传统，比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等。这种以文学创作和批评正向发展为视角来研究的方法，几乎成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唯一方法。而文学思潮史研究方面，多数著作依然执着于历史背景加流派分析辅以名家名篇选读。文论史研究方面总体上以介绍性的教材类著作为主，缺乏独到的个人洞见与深厚的睿智。

　　重复研究现象十分严重。刘雪岚[3]指出，“十一五”期间，新编撰的外国文学史著作接近 40 部，虽然兼顾到专升本、艺术类、自学考试、干部培训和本科生、研究生教育等各个层面的需求，但是多数著作的编排体例和内容却惊人地相似，都是从东方到西方，从古希腊到后现代，几乎看不出专业和层次上的差异。而 29 部文论史著作的失衡则更加惊人，居然 28 部都冠以“西方”文论之名，只有北京师范大学刘象愚教授的《外国文论简史》( 2005) 在书中最后两章介绍了东方的文论。陈众议( 2005) 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但在时下的学术活动中，我们又常常因为那些一窝蜂现象而感到痛心疾首。前不久，有人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数字: 各类中国文学史突破1 600种[8]。1 600 种，我们可以对这个数字的确切程度存疑，但绝对不会怀疑问难个中的有关统计。

　　因为稍加留意，谁都不难发现这一领域的重复现象。

　　我不敢说这许许多多的文学史都是赝品、水货或低水平重复，但我敢肯定起码其中的绝大部分纯属浪费，而且全世界决没有第二个国家会像我们这样浪费人力、物力和宝贵的时间。中国的外国文学重复研究现象反映了部分学者的研究能力的匮乏以及一种掩耳盗铃者的自欺欺人行为”[7]。

　　二、走出外国文学研究困境的有效途径

　　外国文学研究中暴露出来的上述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和单一原因形成的。这其中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与现实原因。就目前而言，我们需要通过建构外国文学史新范式、加强外国文学的原语研究与促进民族文学的良性交流等途径来走出外国文学研究的困境，从而托起外国文学研究这座“失衡的彩色天平”。

　　1. 外国文学史新范式的建构是走出外国文学研究困境的前提。通过外国文学新范式的建构来解决外国文学研究的不平衡性问题与经典化不合法的问题。

　　作为国家的一级学科，外国文学并不是特指狭隘的西方文学。它应该包括四大洋、五大洲各个国家或者是各民族的文学。各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都蕴藏者闪烁着本民族智慧与文化的亮光。它在照亮本民族的发展道路的同时，也能够给其他民族带来光芒。同时，可以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经典。因此，我们需要彻底抛弃“西方文化优越论”与“西方民族高贵论”的错误观念，彻底剔除“唯帝是瞻”或“唯西方是瞻”的“奴才”情结，更多地关住亚非拉等第三世界民族文学。只有“兼容并包”、“百花齐放”与“扬长避短”，才能够更充分地吸取各民族文化之长，摒弃他民族之短，促进我国的外国文学的良性发展。

　　因此，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新范式过程中，需要不断拓宽视野，加强对各民族文学的研究，而不分文学或文化的贵贱尊卑。

　　2. 加强外国文学的原语研究走出外国文学研究困境的有效手段。通过加强外国文学的原语研究来提高外国文学的研究质量。

　　相对于外国文学的译语研究，加强外国文学的原语研究是增强外国文学研究的可靠性、提高研究质量的必要途径之一。

　　外国文学的原语研究与译语研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原语研究是直接对外国作家作品文本的研究。他的研究对象是第一手资料。因此，研究者能够比较真实地了解与把握原著所谓风格与特色。而译语研究是建立在翻译的基础上开展的研究。由于翻译与研究都是再创造性的活动。因此，译语研究是在翻译的再创造性活动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活动。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语言特征的差异性与语言思维的不对等性的客观存在性，必然导致研究的偏差。如高玉所说，“翻译文学本质上是一种西方文学的中文读本而不是西方文学本身。我们读翻译文学时总感觉像是在读中国文学，觉得外国作家就是在用中文准备，就是在用中文进行表述。”[9]3. 加强小语种的学习与教育，促进民族文学的良性交流加强各民族、各国的文学交流是促进外国文学全面发展的基础。为了突破我国以“外国文学研究”之名，而行“西方文学研究”之实的怪圈，政府与文学研究者需要不断转变观念，促进中国与世界各民族、各国的文学交流。了解一个国家的语言是促进国家交流的前提。而掌握一个国家的语言是研究一个国家文学的基础。目前，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向西方文学一边倒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原因是:相对于众多小语种的文学，中国的翻译者与研究者与对英、法、德、俄等大语种的掌握程度相对来说要高得多，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第一手或第二手研究资料。因此，国家需要不断加大世界小语种的教学与教育工作。为中国文学研究者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文学交流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周明燕. 当代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盲点[J]. 外国文学，2004( 6) : 104 -108.

　　[2] 赵山奎.《外国文学评论》20 年: 关于刊物各项统计数据的分析[J]. 外国文学评论，2007( 1) : 146 -153.

　　[3] 刘雪岚. 中国“十一五”期间外国文学总体性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10( 6) : 8 -12.

　　[4] 李卫华. 新时期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接受: 一个统计学的视角[J]. 世界文学评论，2011( 1) : 288 -292.

　　[5] 张立群，王瑾. 20 世纪外国文学经典化问题[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6( 2) : 243 -247.

　　[6] 鲁迅. 鲁迅全集: 第 4 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59.

　　[7] 邹建军. 方法与方向: 当前外国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陈众议研究员访谈录[J]. 外国文学研究，2005( 2) : 1 -7.

　　[8] 韩春萌. 直面 1600 部中国文学史[N]. 社会科学报，2005 - 01 - 13( 8) .

　　[9] 高玉. 论两种外国文学[J]. 外国文学研究，2001( 4) :98 - 103.

《文学职称论文浅析托起失衡的彩色天平》

上一篇：《上海戏剧》浅谈音乐的作用

下一篇：《上海戏剧》发表京剧表演与角色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