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称论文发表浅析文心雕龙在齐梁之际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摘要：论文认为《文心雕龙》的诞生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多种哲学和文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笔者从儒学传统地位的有限恢复;三玄哲学精义的影响;南朝文坛反形式主义的斗争;魏晋以来文学的独立发展;古代文学资料的极大丰富;刘勰自身的条件等六个方面具体分析了《文心雕龙》在齐梁之际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文心雕龙 古代文学 必然产物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完全归之于理论家个人的天才发现,而只有当社会提供了必要和可能的条件时,才得以形成。《文心雕龙》作为一部文论专著,它的诞生,也不例外。

　　在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梳理出的历史脉络中，或许我们可以看到《文心雕龙》在南朝中期问世的历史必然性。笔者以为，《文心雕龙》在齐、梁之际出现，主要基于以下几个主要因素：一、儒学传统地位的有限恢复;二、三玄哲学精义的影响;三、南朝文坛反形式主义的斗争;四、魏晋以来文学的独立发展;五、古代文学资料的极大丰富;六、刘勰自身的条件。以上因素既有哲学性的缘由，又不乏文学自身的原因。下面就让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促成《文心雕龙》问世的哲学和文学因素：

　　一、 儒学传统地位的有限恢复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给神秘化的儒学以沉重打击。魏晋士族地

　　主阶级为麻痹人民斗志,调和内部冲突,在理论和思想上维护其统治秩序,便构造了一种新的精神武器——玄学唯心论。由于玄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因而在魏晋两朝的思想领域,形成了“儒教尽矣”的局面。但实质上,玄学并不否定儒学,而是把道家尚“自然”、重“无为”的思想与儒家“名教”融合起来,主张“名教”本于“自然”。玄学的“贵无”思想虽然是用来麻醉被统治者的，但在客观上对统治者也产生了自我麻醉。许多士族中人,一味空谈,放荡不羁,几乎完全丧失了统治和生活的能力。有些头脑较为清醒的思想家,特别是那些庶族地主的思想代表,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性。如晋代裴頠就“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而东晋末年的孙恩起义,又证明了玄学欺骗作用的有限性。因此,玄学的极盛时期,也便随东晋的灭亡而宣告结束,统治阶级不得不改换基本的思想工具。要求儒学重登思想舞台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到了宋、齐两朝,与庶族出身的皇帝推行限制士族的政策相呼应,传统儒学又复兴了。和东汉儒学不同的是,它与玄学的空疏无为相对立,显现出强调经世致用的鲜明特征。这就使南朝儒学带有较多的唯物主义色彩。当时的不少思想家在批判有神论和颓废作风时,往往会亮出儒学的旗帜。梁朝的范缜痛斥佛教有神论,就曾以儒学作为武器。在南齐,由于最高统治者“端拱以思儒业” ,一度呈现出 “家寻孔教,人诵儒书”的景象。儒学的有限恢复，使得不少知识分子的思想向入世转化，开始积极追求或立功、或立德、或立言的人生境界。整个社会风气开始变化，这必然要求文艺作出一定的响应。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刘勰为实现立言的理想而撰写《文心雕龙》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 三玄哲学精义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周易》、《 老子 》、《庄子 》合称三玄。当时，玄学盛行，三玄思想更是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的哲学精义对《文心雕龙》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宏观方面看，有无本末之说从本体论方面拓宽了《文心雕龙》的论文视野,动静虚实之论从相反相成、相互超越方面充实了 《文心雕龙 》理论体系的主干和骨架,调和儒道的辩证思想促成了《文心雕龙》文论系统的形成。从微观方面来看，三玄思想对《文心雕龙》的影响更是无处不在，刘勰在《书记》篇中化用《易》之精义说“阴阳盈虚，五行消息”。他认为文学的发生、发展实际上也脱离不开“一阴一阳谓之道”这一规律，只不过在这一总的规律下还有心物、情采、华实、通变等中介环节罢了。《老子》和《 庄子》则从静态性方面对刘勰施加了影响。《 老子》主张 “致虚极，守静笃”,认为只有 “虚静”,才能“得道”并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主张静寂才能致玄远,虚空才能生万物。《文心雕龙》中的“自然之道”与老子的主静理论密切相关，例如,《神思 》篇所谓“陶钧文思,贵在虚静”,就显然是以老子的思想立论。在 《灭惑论》中刘勰说“寻柱史嘉遁 ,实惟大贤,著书论道,贵在无为,理贵静一 ,化本虚柔。”刘勰所反复强调的虚静，实质是源于老庄的，庄子一直认为,正是一种出神入化的虚静状态,才使艺术构思创造成为可能，他觉得轮扁、伊挚等能工巧匠的技艺创造，就是在经过千百次演练之后,进入一种神化虚静的状态后完成的。老庄思想对于《文心雕龙》的影响是细致入微的，比如刘勰在《养气》篇中所讲的 “水停以鉴,火静而朗”便是引用了《庄子•天道 》篇的典故。刘勰主张文学创作的目的是“申写郁滞”，而“申写郁滞”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所以要颐神养气，防止 “精气内销”。只有精气旺盛 ,才能“清和其心”，调畅其神，杜绝“神表外伤”,保持虚静自然。这些认识很大程度上都是对庄子的创作构思虚静论的继承与发展。

　　此外，刘勰所信奉的大乘般若学，也受玄学影响很深。所谓“空

　　玄无形，而万象并应，寂灭无心，而玄智弥照”，从释家观点看,是佛理。从道家观点看,则是玄佛化的老庄思想。所谓“梵言菩提，汉语曰道”，无非是说,实质是一 ,称名为二。刘勰论文所追求的“般若之绝境”，说穿了也无非就是道的境界。可以说，三玄作为魏晋玄学赖以生成的思想资料，不仅充实了魏晋玄学的主要内容，而且广泛影响了整个魏晋时期的时代精神。而刘勰就是在以三玄精义为核心的玄学理论背景下来建立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的。《文心雕龙》主张原道、宗经,但刘勰没有像郑玄、马融一样去注经,而却像未提出原道、宗经的曹丕、陆机一样来论文，这实在是因发挥老庄、揉和儒道为己任的魏晋玄学这种时代精神使然，是深受以三玄精义为核心的玄学思想影响的结果。

　　三、南朝文坛反形式主义的斗争

　　整个南朝文坛,始终贯穿着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斗争。形式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思想内容的脱离现实,文学语言的刻意雕琢。形式主义文风在南朝曾经一度大行其道，玄言诗、宫体诗,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当时盛行的山水诗和永明体诗,虽然有一部分尚能透露出失意文人的真情实感,在开扩诗歌题材、促进诗律形成、积累准备技巧方面,也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从总体来看,也终因思想的平庸、形式的矫饰,而陷入形式主义泥淖。客观的说，形式主义文学夸大文学的形式美, 对于摆脱文学对儒学的依附，促进文学的独立发展，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形式，强化了文学的审美属性。但是，片面的强调形式，势必会影响到文学内容的表达，如果对形式的重视走向脱离内容的极端，就一定会导致形式主义。南朝的庶族文人，由于多参与实际政务,接触下层群众，能较真切地感受现实矛盾，有着强烈的表达社会现实内容的需求，他们极力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形式主义文风，大都不满于脱离现实、纵情声色的形式主义文学，极力主张文学的经邦治国和质朴清新，强调对内容的重视和文风的改革。许多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思想家也越来越痛切地感到形式主义的严重危害，深怀“淫文破典”的恐惧。希望从思想和理论上，找到破除形式主义的理论武器，相信在当时，会有为数不少的有识之士，在思考着有关文学的理论问题，由此产生了诸如《诗品》这样富有战斗精神的文论作品。而刘勰本人，则不满足于单篇文论的撰写，而是致力于撰写一部“体大而虑周”的文论专著，而这种志向的萌发，与当时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时代背景亦不无关系。《文心雕龙》在齐、梁间出现也可谓是时势使然。

　　四、魏晋以来文学的独立发展。

　　到两汉时期,文学在形式上已与经典分开,《后汉书》就专辟有《文苑传》。但这种区分仍然不很严格，许多以实用为目的的应用文、论说文仍与纯文学混淆在一起，而且社会上还普遍有一种重学术、轻文艺的倾向,甚至象王充这样的思想家也不能免。特别是,汉代文学十分强调文学的礼教训勉,较严重地忽视文学的艺术特征。在黄巾起义的冲击下，儒家思想的地位发生变化 ,文学逐渐摆脱了儒学的严密控制,成为独立的事业,文学的审美特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对文学以情动人的特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魏晋时期，曹植把“雅好慷慨”视为自己的文学追求，陆机则主张“诗缘情而绮靡”,“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诗文,则标志了文学的“解放”。而曹丕“诗赋欲丽”的主张,更无异于是文学自我觉醒的宣言。从建安到齐、梁,觉醒和独立了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有了更大的进展。“文”、“笔”之分逐步明确,文学体裁更加多样,创作题材大大开扩,表现手法愈益细密,作家队伍日渐壮大,作家集团和文学流派大量涌现,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了统治者的确认。文学的飞速发展,向人们,特别是向文艺理论家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文学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各类文体的渊源和特征如何?文学与时代、社会生活、与政治究竟是什么关系?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怎样统一? 作家的道德修养、气质个性对创作有何影响?准备技巧有哪些基本规律?怎样鉴赏和评判作品的优劣、高低?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给以理论的概括和说明,作出明确的回答。否则,文学的独立地位就难以巩固,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受到阻碍,文学的社会作用也难以充分发挥。为此,魏晋的某些文人曾试图撰文回答,但都不够全面深入。齐、梁的文坛更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与刘勰同时的钟嵘,曾这样描述“观王公绪绅之士 ,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溜绳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这种情势,就更增加了从理论上回答上述问题的迫切性。刘知几在《史通 •自序》里说“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袒迷,识昧圆通,家有抵诃 ,人相椅披。故刘勰氏《文心》生焉。”此论是颇为中肯的。

　　五、古代文学资料的极大丰富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文艺理论的构建也是如此。我国的古代文学,发展到齐、梁,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即便从魏、晋文学的初步“觉醒”起算，到刘勰的时代,也已历经三百多年。在这期间,积累了大量丰富的资料。在汉代,由于整理经籍的需要和造纸术的发明,藏书事业就已经比较发达。当时,国家“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以致形成了从汉武到成帝 “百年之间,书积如山”的盛况。据《后汉书 •艺文志》摘要辑记的书籍目录,仅诗赋就有二百六十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造纸术经由东汉蔡伦、左伯的改良,到南朝又前进了一步,质地优良的滕纸、麻纸和防蠹的黄纸大量生产。加之,南朝私人著述成风,因而藏书事业更为兴盛。据载,当时私人和官府的藏书都极丰富。南齐的崔慰袒“聚书至万卷”,致使 “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人”。在梁朝与刘勰同衙的王僧孺,也“聚书至万余卷”。而昭明太子所在的东宫,藏书竟达 “几三万卷”。南朝所存的文学资料,已基本包罗了我国古代文学诗、赋、散文、小说等多种基本样式。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各种文学体裁“全面开花 ”的时期,诗歌、散文、骈文、抒情小赋、小说,几乎应有尽有,其间,诗文选本也陆续问世。仅据《隋书•经籍志》记述,就有杜预的《善文》，季充的《翰林》，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萧统的《文选》等。此外，前代流传下来的许多重要文论著作,如《乐记》、《诗大序》、《典论•论文》、《文赋》、《文章流别论》、《翰林论》等,也为齐、梁的文论集成提供了借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曹丕的 《典论•论文 》、陆机的 《文赋 》、钟嵘的 《诗品 》相继出现,为《文心雕龙》的问世储备了为数不少的理论资源。至于与文学有关的“儒”、“玄”、“史”等科的学术著作,则更是汗牛充栋。由此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构建一部体系完备的文论著作的资料己大体齐备了。这无疑为《文心雕龙》的问世提供了必要条件。

　　六、刘勰自身的条件。

　　成就任何事，人都是最核心的因素。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构建一部系统文论的外部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了，但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文心雕龙》的问世显然是不可能的。它需要一位能顺应历史潮流，并有能力利用社会条件的理论家，而刘勰恰好是一位具备这些条件的人：刘勰作为一个庶族地主的思想代表,他的学术研究较能尊重文学发展的史实,较能密切联系南朝的社会现实,从而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刘勰兼通儒学、玄学、佛学,使他有可能吸取各家研究和论证方法的特长,磨砺自己的犀利笔锋。事实上，《文心雕龙》的纲举目张、科条分明、前后贯通、置词严密,也有力证明了刘勰的研究和论证方法是有很大科学性的。刘勰协助僧佑整理经藏,在东宫与昭明太子及其他文人学士相处的经历,又使他有机会阅览大量文献资料,得与俊才名家切磋琢磨。此外，除做短期的地方官外,刘勰大部分时间是过着清静的书斋生活，这对于他潜心著述，无疑也是个有利条件。综合以上因素，可以看来，历史提出的任务最终由刘勰来完成，虽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在这偶然的背后,终究埋伏着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事件的偶然性之中往往蕴含着必然性， 《文心雕龙》在齐梁之际出现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但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是多种哲学和文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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