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贫困缓解效应的性别差异

　　摘要:基于2011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将农村老年贫困细分为老年经济贫困、健康贫困、权利贫困三个维度，实证分析了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贫困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对农村老年女性而言，养老保险对缓解其经济贫困、健康贫困有着显著作用，就农村老年男性而言，养老保险对其健康贫困、权利贫困的减轻有积极效果。通过渠道检验发现，相对剥夺感起到调节作用，进而作用于农村老年贫困及其性别差异。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建议引入性别因素进入农村老年人口贫困治理政策，根据性别差异细分养老服务需求，注重农村老年相对剥夺感的调节效应以促进农村老年贫困的精准治理。

　　关键词:养老保险;农村老年贫困;性别差异;相对剥夺感;精准治理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由于中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系，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速度将快于城镇地区，到2030年，农村地区的老年抚养比会上升2．5倍以上，而且会进一步扩大与城镇地区老年抚养比的差距。保障农村地区老人的经济、健康以及权利福利的政策长期处在缺位或者是不完善状态。农村老龄化严重，同时老年人口中女性占比较高，加上老年又是贫困风险高发期，如果要到2020年实现在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及其中的性别差异就不可忽视。如果不能对农村老年贫困中的性别差异进行针对性的细分及差异化的帮扶，那么扶贫的精准度就会大打折扣。在对农村老年贫困进行精准扶贫时，以养老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作用得到充分重视，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提高低保家庭中老年人等重点救助对象的社会保障水平。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2011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的数据，该调查涵盖了中国23个省级行政单位，调查的年龄范围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根据问卷设计以及本文研究的目的和需要，经过筛选，剔除缺乏相关变量的样本，最终选取的样本量5068人，其中农村老年男性样本2220个，占总样本的43．80%，农村老年女性样本2848个，占总样本的56．20%。

　　(二)变量选取

　　本文的因变量是农村老年贫困，对于贫困的衡量，应从多维角度进行刻画，首先是经济维度，将问卷中“生活来源是否够用”作为经济贫困的判断指标，肯定回答赋值为“1”，否定回答赋值为“0”，即为“经济贫困”。其次是健康维度，使用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IADL)作为衡量健康贫困的指标，具体而言，将问卷中老年人是否能到邻居家串门、独自外出买东西、独自做饭、独立洗衣服、连续走2里路、提起10斤(5公斤)重的东西、连续蹲下站起3次、独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这8个问题进行赋值，这8项中只要有一项回答是“有一定困难”或者是“不能完成”的即定义为“健康贫困”，赋值为0。最后是权利维度，此维度在既有研究中通常被忽视，一般认为，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讲，经济贫困、健康贫困是其面对的主要问题，但是经济、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等诸多方面都是与老年人的权利息息相关。结合农村老年人的具体情况而言，在研究过程当中不能统一的把这类群体看成是完全需要政府兜底的救助对象，更应该看到农村老年人作为主体，其个体的主体能动性和基本权利能够发挥的程度是多少，这对于衡量自身的贫困程度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权利贫困的衡量，不能脱离家庭这一基本单位，因为“家庭通常被认为是基础的社会结构单元，也是个人面对生计问题、标准、价值、权力和特权的场所”(Narayanetal．，2000［9］)，而其中生活决策制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测度指标。基于此，本研究在衡量权利贫困时将问卷中的“您在家庭中的开支决定作主的情况是何种情形”作为主要指标，可以对家庭开支做主赋值为“1”，反之则赋值为“0”，即为“权利贫困”。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养老保险，采用的衡量指标是问卷中的“您是否享有养老保险”，肯定回答赋值为“1”，否定为“0”。

　　三、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贫困影响的性别差异

　　(一)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经济贫困影响的性别差异

　　由于农村老年经济贫困属于二分类变量，所以采取Logit回归进行分析，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从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经济贫困的全样本影响来看，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养老保险对于缓解农村老年的经济贫困有着积极的作用。这与之前诸多学者的研究较为一致，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养老保险本身作为一种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储蓄，到晚年之后享有到这种经济福利，对于其评价自身的经济状况有着积极的影响;二是有了养老保险之后，自身就拥有了更多储备的资金，对于本身的经济状况会有所改善。在个体特征方面，年龄与是否陷入经济贫困呈现出反向关系，这点并不难理解，随着老年身体机能的退化，自身的创收能力本身就有限，可能更容易陷入经济贫困。性格开朗对于农村老年是否陷入经济贫困也有着相关关系，教育年限越长，越不容易陷入经济贫困，就家庭特征而言，家庭收入越高农村老年人越不容易陷入经济贫困，住房所有权与农村老年的经济贫困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从区域特征来看，处于西部地区的农村老年人比中部、东部地区的更容易陷入经济贫困。

　　(二)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健康贫困影响的性别差异

　　由于农村老年健康贫困属于二分类变量，所以也采取Logit回归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从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健康贫困的全样本影响来看，享受养老保险的农村老年人比不享受的摆脱健康贫困的可能性高2．321倍，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养老保险作为一种资金收入，可以促进老年人购买自身需要的医疗药物和养老服务，这对于增进自身的健康有着重要影响。

　　四、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贫困影响的作用机理

　　养老保险作为老年在晚年生活中的重要收入来源，其对农村老年经济贫困的缓解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为何也能对农村老年人的健康贫困、权利贫困同样产生影响，并产生性别差异，这背后的影响渠道值得验证与探究。罗楚亮(2009)［11］指出居民在生活中通过与他人的比较，发现自己的劣势时往往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这种感受是否存在取决于相对收入参照的选取。在此过程中，性别差异对于收入感知具有明显影响。事实上，既有研究对于社会性别的敏感度不足，较少关注女性对于扶贫的感知(高飞和向德平，2013［12］)。但是以上研究只是把相对剥夺感作为收入与贫困关系探讨中的一个作用渠道被提出，至于是否会因为此渠道使得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时产生性别差异，目前的研究并没有做出过多的阐述抑或是解释，值得进一步验证。由于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在模型解析中有所差异，本研究首先分析相对剥夺感是起到“中介效应”还是“调节效应”，如果是中介变量，养老保险须对老年人的相对剥夺感起到显著的影响，而调节变量则不需要。对于相对剥夺感，不同学者对其内容进行了多方面的操作化，比如经济剥夺感、政治剥夺感等。但是最为基础仍然是经济剥夺感，对这一指标的测量，参照学者胡军辉(2015)［13］的观点，选取自评的相对生活差距作为具体指标，笔者较为认同这一指标的划分。结合问卷数据的可得性，将相对剥夺感操作化为“您的生活在当地比较起来，属于哪种类型”，在对问题的回答进行处理时，将“很富裕和比较富裕”合并，形成“收入较高”的回答，将“一般”形成“收入一般”的回答，将“比较困难和很困难”进行合并，形成“收入较低”的回答。以“收入较高”一组为参照项。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采用Logit模型，将农村老年贫困细分为老年经济贫困、健康贫困、权利贫困三个维度，实证分析了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贫困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对农村老年女性而言，养老保险对缓解其经济贫困、健康贫困有着显著作用，就农村老年男性而言，养老保险对其健康贫困、权利贫困的减轻有积极效果;通过渠道检验发现，相对剥夺感起到了调节作用，进而作用于农村老年贫困及其性别差异。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三方面的建议来促进农村老年贫困的精准治理。首先，应该将性别因素引入到中国农村老年贫困治理的相关政策与制度之中。虽然从近年来中央和地方的具体政策来看，已经能够体现这一趋势，但是在农村老年贫困治理的政策文件中鲜有考虑性别因素的内容，这是中国在今后制定老龄政策中重点需要注意的内容。其次，应该针对不同性别的农村老年人贫困状况和维度提供更加精准化的养老政策措施。正如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经济贫困影响的实证结果显示，对于农村老年女性而言，养老金的领取会显著缓解该类群体的经济贫困，故在养老金缴费额和缴费率上，建议政府当前可以考虑对农村女性采取一定的补贴或者其他优惠政策;在养老金收益上，适当提高农村老年人口养老金的替代率水平。最后，注重农村老年相对剥夺感的调节效应。可从两个层面对农村老年人相对剥夺感的改善进行努力:一是在扩大养老金覆盖面的同时，注重其他普惠性补贴的作用，这源于普遍经济收入的增加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相对剥夺感。因此，在今后治理农村老年贫困的过程中，政府应注重高龄津贴覆盖面的扩充。二是要注重子女在物质和精神上对老年人口的支持作用，特别是精神支持。目前政策的顶层设计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点，2016年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中，已经明确指出了要支持开发老年宜居住宅和代际亲情住宅建设。这说明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家庭居住安排和子女代际支持的重要性。而目前南京市已出台规定，“五类老人”可以申请政府购买的居家养老服务，子女儿媳照护此类老人可领取一定数额的“补助工资”，并且已取得不错成果，值得其他省份借鉴。基于此，建议政府可适当增加子女照料老人的补贴和其他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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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贫困缓解效应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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