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职称论文范本浅析中国道路的核心机制

　　一

　　苏俄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开始了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是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运行的，没有迈入制度创新的里程。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人类的一场伟大实验。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苏俄开始了社会主义的实践，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这一成功代表了社会主义原则设想在苏联时空条件下的具体化，当然也成为其他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的唯一楷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辉煌胜利，使社会主义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影响。根据有关统计，从1955年到1988年，共有55个民族独立国家的执政党提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P364)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不同，制度具有更鲜活的时代属性。以苏联为代表的制度模式一方面当然发挥过不可抹杀的历史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当然也需要随着历史的延伸而不断地发展和变革，但恰恰在这一问题上，苏联模式对社会主义予以了固化和僵化。

　　由此，不可避免地创造了辉煌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经历了生产力迅猛发展和种种社会变化后，一些弊端开始显露，并且逐步积累。苏联率先的社会主义实践，也首先遭遇和意识到问题的存在。然而，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将之归结为主要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赫鲁晓夫总结说，斯大林的错误“在许多方面是他的个性、他的性格中的重大缺点造成的”(P424)，即把重心放在领导人个人缺点上。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中指出，个人崇拜给予党的各项原则，党内民主以及革命法制秩序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是造成一切危害的“根源”。所以，他以“反个人崇拜”来开拓他的“新里程”。

　　在这样一种思想的引导下，对斯大林错误的纠正，并没有启动对制度机制的反思，尽管赫鲁晓夫也推进了一些改革，但不仅随意性很大，效果不明显，而且没有制度创新的理论思维。所以，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弊端甚至更加严重。苏共22大上，赫鲁晓夫一人包揽开幕词、总结报告、苏共纲领报告、总结发言、闭幕词五项重要议程，集权体制的倾向更加严重。(P436)从经济体制来看，有学者估计苏联政府指定800万个价格。(P144)由于苏联的主导，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追求始终被压抑，难以启动制度创新的进程。

　　可以看出，制度的成长，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因此，对社会主义存在问题的分析，是归结到领导人的错误，还是更深层的制度和体制原因，这成为一个历史的“坎”。当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总结其惨痛教训时，也出现过被阻隔在这一“坎”下的倾向，很多人十分关注毛泽东的错误，纠葛在毛泽东的个人思想、作风乃至形象方面。其实，如果按照这一路径进行再多反思，同样既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主义以根本性的提升，也不可能超越苏联此前的作为。

　　然而，要作出社会主义制度存在问题的论断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是先进上层建筑、先进社会制度的理念，伴生了社会主义制度不容怀疑的思想。从苏联开始就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是生产力的落后，认为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关系和先进制度的巨大反差和矛盾。当然这一矛盾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但制度本身是否就已经是确凿不移、不再变革的东西?如果是这样，制度的发展属性、源于制度演进的动力就被抽取掉了，制度变成模式，模式变成僵化的框框——这实际上成为制约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二

　　中国的改革开始了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历程，通过制度创新，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一方面以制度创新为标志，使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制度成长阶段;另一方面，以中国特色为旗帜，昭示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多样化探索的新时期。

　　从对领导人错误的关注，到制度创新的重视，邓小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总结经验教训时，邓小平讲：“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P333)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制度问题有全新的思考，把生产力的落后仍然归咎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所以，改革“这场革命即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P135)。并且斩钉截铁地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可”。(P131)

　　制度创新就这样被推到基本理论和原则的再认识，因而也就启动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入思考。作为唯物史观的楷模，马克思、恩格斯仅是对社会主义作过一些概略的原则阐述，像公有制、计划经济等，都是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并没有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他们对未来社会最精练、最经典的概括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种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P189)”。

　　很显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始终追求的价值目标，这一价值目标需要创造制度来加以实现。而公有制、计划经济等实际上都是制度设计。社会主义本质的提出，是上承社会主义不变的价值目标，下启社会主义制度设计的时代进程。本质不同于制度，它把与时俱进的属性还给了制度;本质又高于制度，因此它引导制度创新，并且比价值目标更容易亲近和牵引制度。所以，本质的追求，启动了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新里程。

　　在本质的探究中，邓小平把社会主义本质归纳为五句话，其中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公正是两个基本支撑点，因此，就将所有制问题、经济调控方式以及分配原则等等过去认为是不可触动的制度方面的问题，统统纳入了制度创新的范畴，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了自诞生以来的最大变革。

　　制度创新带来了两个影响深远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变化：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确立。制度创新使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主义已经完全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尽管中国和苏联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分歧，60年代初就出现了中苏两党的大论战，但中国社会主义具体的制度设计仍然是仿效苏联的。中苏两党之争集中在对斯大林的评价、战争与和平、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之间

　　的关系、暴力革命等这样一些问题上。实际上并没有动摇苏联模式。而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创新，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面，则真正使中国脱离了苏联模式，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二是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了民族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时期。20世纪的前大半段，强调社会主义运动的民族特色是受到无情打压的。1960年苏共中央在一封给中共中央的《答复信》中，严厉指责和攻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认为这种提法就是搞民族主义。然而中国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一方向前进，中国的改革正是高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这深刻地影响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潮流。继中国之后，越南在2001年召开的“九大”上，系统地阐述了胡志明思想，认为“胡志明思想是关于越南革命基本问题的一套全面、深刻的理论和政治观点体系;是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继承和发展优良民主传统价值观以及吸收人类文化精华的产物”(P193)。古巴强调走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既不学苏东，也不完全照搬中国、越南。1991年11月，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2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开会，号召共产党“保持清醒头脑，寻求独立的发展道路”(P998)。

　　中国的改革，通过制度创新，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一方面以制度创新为标志，使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制度成长阶段;另一方面，以中国特色为旗帜，昭示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多样化探索的新时期。

　　三

　　中国的制度创新建立在当代人类制度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制度创新最鲜明的特点是其开放性。改革同开放联系在一起，这使得制度创新获得了宝贵的借鉴资源，也使得中国的制度创新站在了时代的前列。

　　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些方面已经超越了现实的社会主义。他告诫道：“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并举例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P333)

　　借鉴资本主义的制度文明，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大突破。马、恩在思考生产力落后状态下的社会主义运动问题时，曾经涉及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学习的问题。他们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看法、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著名论断等，都包含了这一内容。马克思尽管肯定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强调了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9](P451)。不过，“一切肯定成果”是一个抽象的、原则性的命题。

　　列宁也提出了向资本主义学习的问题，但主要是学习先进生产力以及先进的管理模式。列宁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对泰罗制的分析是其代表：“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应该在俄国组织对泰罗制的研究和传授，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使之适用。”[10](PP491-492)值得注意的是，列宁主张可以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著名的新经济政策是其代表。他说：“而我国新经济政策的实际目的就是实行租让;在我国条件下，租让无疑就是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类型。”[11](P771)但列宁去世后，新经济政策并没有坚持下来。

　　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一切肯定成果”的命题，他谈到：“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12](P41)

　　但实际上无论是“一切肯定成果”还是“一切国家的长处”，都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的东西。所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对经济制度的创新，突出地体现在市场经济的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13](P633)列宁也谈到：“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14](P124)这样一种认识，本来是历史性的认识，却长期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

　　邓小平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从资本主义属性中剥离出人类制度文明的成果，使社会主义对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借鉴达到新的历史高度。既突破了经典作家的认识，也突破了当代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时至今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社会的许多人，仍然把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属性联系在一起。但市场经济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样一种制度文明的成果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就会谱写新的辉煌篇章。

　　从政治制度的创新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置于全球开放的视野下进行，大胆地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特别是破除了排斥西方发达国家政治文明成果的倾向。如果不是这样，很难设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能够取得长足的进步，人权和法治的推进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法制建设上，根据邓小平“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P332)，必须加强法制建设的思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积极吸收当代人类先进法治成果的基础上，促进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对外开放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当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时，法律的交往不仅是重要的渠道，遵守国际法规更是国家间平等、友好交往的基础。社会主义的中国应当成为遵守国际法的模范。随着交往的广泛开展，一些先进的法治理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如权力必须在法的轨道上运行、公平竞争、透明运作、协商原则、信息公开等，而且在实践的层面大大加快了中国法治的进程，仅仅加入WTO就促进中国制定和修改了一大批有关的法律法规，使法制建设登上了新的台阶。

　　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进程，也是中国法治建设凯旋前进的里程，形成了三个大的跨越：人治为主导向依法治国的跨越;依法治国向依法行政的跨越;依法行政向依法执政的跨越。它完成了一个从公民守法，到政府守法，再到执政党守法的全方位跨越。

　　推动社会主义人权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主动与人类政治文明、制度文明成果接轨的过程，是批判和借鉴的过程。正是在积极参与国际人权对话和交流中，社会主义的人

　　权制度和法规不断完善。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首次以政府文件确立了人权概念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地位。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首次将“人权”概念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报告，使人权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政治建设命题。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人权的制度和法规建设，不仅对中国而且对社会主义也是意义深远的。它使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的主题回归到制度的平台上，使社会主义对平等和自由的追求更依赖于体制的保障。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也摆脱了本不该有的社会主义不讲人权的误区。

　　人权建设对中国制度创新的拉动是巨大的，迄今为止，中国已批准了20多项国际人权公约，包括构成国际《人权宪章》最基本内容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很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对国际法认可的过程，也联动着国内相关的法规和制度完善的过程。中国已经在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妇女、儿童、老人及残疾人权利，少数民族、归侨侨眷权利等方面，构建起越来越完善的保障制度。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开放的胸襟和广泛的对外交流，中国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所以，无论怎样分析中国特色，其鲜明的时代属性和开放性都无法忽视，这内涵着中国制度创新对当代制度文明成果的容纳和萃取。而这样一个中国特色的道路正是在制度创新的机制中运作和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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