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肉鹅生产布局变动及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采用统计数据与调研数据对我国肉鹅生产布局变动情况进行研究。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2010年之前，我国肉鹅生产重心主要由南方主要消费区向北方粮食主产区移动;2010年之后，我国肉鹅生产布局重心则由东北地区向华南、华东等主要消费区转移。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2010—2016年我国肉鹅生产布局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组织条件、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因素对我国肉鹅生产布局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肉鹅;生产布局;影响因素;技术进步;环境规制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肉鹅生产与消费国，2016年我国肉鹅产值达364．12亿元［1］。鹅肉是理想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营养健康食品，具有人体生长发育所需的各种氨基酸，食用鹅肉有利于调整人们的膳食结构，对人体健康有多项好处［2］。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健康食品重视程度的加强，人们对肉鹅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虽然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肉鹅生产国，但肉鹅产业存在发展较为缓慢、各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域间比较优势未得到充分利用、市场需求和供给脱节、肉鹅价格变动大等劣势。2016年7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印发《全国食草畜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文件指出，发展草食畜牧业是建设现代畜牧业的重要方面，对于构建粮经饲兼顾、农牧业结合、生态循环发展的种养业体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并提出，肉鹅的供给量以年均8．6%的速度增长，肉鹅成为“十三五”时期预期发展最快的食草性家禽［3］。但目前，学术界对肉鹅的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从经济学角度对肉鹅进行分析的研究更少。已有研究无法对当前我国肉鹅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状况提供有效的解释与指导，这限制了我国肉鹅业的快速发展。据此，本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根据产业布局理论，利用省级面板模型，对我国肉鹅生产布局的变动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找出影响肉鹅生产布局变动的关键因素。本研究将有利于政府对我国肉鹅生产发展的特点与现状的把握，能为确定今后肉鹅生产区域布局优化的方向提供现实依据。

　　1我国肉鹅生产布局变迁状况

　　1．1我国肉鹅生产发展阶段分析

　　由图1可知，1961—2016年我国肉鹅出栏量和存栏量的变动较大，主要可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即增长缓慢阶段(1961—1987年)，出栏量与存栏量增长缓慢，且均低于1亿羽，出栏量年均增长率为6．54%，出栏量与存栏量差距小;第2阶段(1988—1994年)，肉鹅出栏量和存栏量增长迅速，其中出栏量从1988年的1．15亿羽增长到1994年的2．25亿羽，年均增长率为11．84%，鹅出栏量略大于存栏量;第3阶段(1995—2016年)为波动增长时期，因反季节繁殖等肉鹅养殖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使肉鹅出栏量不断增长，从1995年的3．25亿羽增加到2016年的6．12亿羽，年均增长率达3．06%，同时肉鹅存栏量也呈平稳上升趋势，但二者差距逐渐拉大。总体而言，1961年以来，肉鹅生产的出栏量与存栏量都在波动中增长，出栏量从1961年的0．16亿羽到2016年的6．12亿羽，增长了37．25倍。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库显示数据，1961年我国肉鹅出栏量占世界肉鹅出栏量的35．96%，2016年其占比达92．85%，增加了56．89百分点，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肉鹅生产国。存栏量从1961年的0．15亿羽增长到2016年的3．15亿羽，增长了20倍。由图2可知，我国肉鹅产值变化主要以1988年为分界线，分为2个发展阶段:(1)1961—1988年，肉鹅总产值增长缓慢且少于500亿元;(2)1988年后肉鹅产值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自2011年开始，我国肉鹅总产值稳定在300亿元以上。

　　1．2我国肉鹅生产布局变迁特征分析

　　鹅自古被作为一种重要的家禽，其生产地和消费地主要集中在我国自然气候适宜和水草资源丰富的南方地区。在改革开放前，北方地区只有零星饲养，主要用于看家护院和鹅蛋的食用［4］。据许道夫调查，1937年我国肉鹅养殖主产区分布在广东(22．33%)、安徽(14．67%)、江西(10．42%)、浙江(8．91%)、四川(7．67%)、江苏(7．19%)等南方地区，养殖量共占19个主产省总养殖量的80%以上，而东北地区养殖数量仅占4%［5］。《中国畜牧业年鉴》(1999—2009年)数据［6］显示，2010年前我国肉鹅生产布局变动主要表现为由南方主要消费区向北方粮食主产区移动;东北地区的肉鹅出栏量迅速增加;东部发达地区肉鹅生产向周边地区移动;浙江、福建、上海等地区的肉鹅出栏量在我国肉鹅总出栏量中所占的比重下降较大;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省(市)具有成为新主产区的趋势。但肉鹅的消费地区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主要还是集中于华东、华南地区，北方尚未形成肉鹅的消费习惯，其产品主要还是销往南方，形成了北养南销、北繁南养的格局［4］。

　　2我国肉鹅生产布局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产业布局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我国肉鹅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过程，会受到资源禀赋、经济、交通、技术、政策等因素的影响［7］。各地区依据其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分工、产品布局以及贸易［8］。因此，本研究从组织条件、自然资源禀赋、运销条件、消费市场、疫病因素、技术进步、环境规制等方面［9］探讨它们对肉鹅生产布局变动的影响，并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2．1组织条件

　　较成熟的肉鹅生产组织条件会为生产者带来规模效益，从而促进肉鹅生产布局。一方面原有的组织生产条件使得企业自身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降低平均固定成本，减少平均生产成本，有益于企业扩大规模。另一方面，在生产布局密集的地区，企业间可以进行相互合作，利用资源，从而减少成本，利于生产，同时新的农户与企业也更容易进入市场。通过这种路径依赖，使得优势得以不断累积，促进该地的肉鹅生产布局指数增大。上一年的生产组织条件会对下一年的肉鹅布局产生影响，且上一年的肉鹅生产布局指数在各地区间有所不同，使得肉鹅当年生产的初始条件有所差异。因此，本研究采用上一年生产布局指数，即上一年度各省商品鹅出栏量占全国总出栏量的百分比来反映组织条件对生产布局变动产生的影响。

　　2．2自然资源禀赋

　　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肉鹅生产布局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不断减小，但资源禀赋仍会通过影响肉鹅生产资料来间接对肉鹅生产布局产生影响。鹅是草食性水禽，出于减小成本及提高生产性能考虑，生产者使用玉米和稻谷作为原材料制作饲料，其料肉比可达3∶1。饲料粮丰富的地区可就地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大大降低成本。此外，虽然鹅旱养技术有所进步，但还不能做到像鸭一样完全旱养，其日常生活与交配离不开水域，水域资源对其生长性能、羽毛质量都产生重要影响，这也是鹅早期主要分布于水系较繁密的东南地区的原因。因此，本研究采用玉米和稻谷的产量以及河流与湖泊的密度作为衡量影响肉鹅生产布局的2个自然资源禀赋因素。

　　3我国肉鹅生产布局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3．1计量模型构建

　　由第2部分的分析可知，肉鹅生产布局变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组织条件、资源禀赋、运销条件、消费市场、疫病因素、技术因素、环境规制情况等对肉鹅生产布局变化的影响。其中，固定效应模型将截距项作为一个固定未知数，且不同地区间存在不同的截距项。其表现形式为Yit=αi+αt+β'Xit+μit。式中:Yit为生产布局指数;αi和αt分别为截距项;β'为解释变量的对应参数;Xit为解释变量;μit为零均值的随机变量。而随机效应模型将截距项作为一个随机变量，该模型为Yit=αi+β'Xit+μi+υt+εit。式中:αi+μi为个体维度的影响效应;μi为个体随机误差分量;υt为时间误差分量;εit为个体时间随机误差分量;Xit包含上期布局指数、玉米及稻谷产量等变量(具体解释变量见表2)。本研究采用豪斯曼检验来对2模型进行选择，以解决面板数据模型中存在的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2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研究采用2010—2016年我国19个商品鹅主要生产省份的分省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构成短面板数据。肉鹅生产区域布局指数根据国家水禽产业技术体系调查数据、各省统计年鉴(2009—2016年)以及实际调研计算得出;资源禀赋用各省份玉米、稻谷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以及河流、湖泊面积占行政区域面积的比重来表示;运销条件由该省公路、铁路营业里程数占该省行政区域面积的密度来表示，该密度由《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计算得出;消费市场用禽类食品消费量，即某省居民家庭人均禽类食品消费量表示，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疫病因素将具有H7N9疫情省份作为虚拟变量;技术进步用饲料加工技术以及出栏率来表示，其中饲料加工技术用各省配合饲料产量占饲料总产量的比重来表示，该占比根据《中国农业年鉴》(更新至2015年)中的数据计算得出，出栏率由国家水禽产业技术体系调查数据与各省统计年鉴计算得出;环境规制由城市化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政策数量来表示，其中城市化率为某省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恩格尔系数用各省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来表示，政策数量为某省上年出台的畜禽环境政策数量，城市化率、恩格尔系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环境规制的政策数量通过整理各省统计年鉴、各省(区、市)农业部门、环境保护部门的相关文件等得来。

　　4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结论本研究采用统计及调研数据对我国肉鹅生产布局变动情况及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在生产布局变动方面，2010年以前我国肉鹅生产布局主要由南方主要消费区向北方粮食主产区移动，东北地区肉鹅出栏量迅速增加;从东部发达地区向周边地区转移，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肉鹅生产布局指数增大;浙江、福建、上海等地区肉鹅生产布局指数下降较大。2010—2016年，肉鹅生产布局在空间上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由东北地区逐步向华南、西南地区转移;主产区朝市场容量更大的华南地区靠拢;西南地区肉鹅生产布局比重不断上升，自2013年起超过华中地区，且逐渐缩小与华南地区的差异;经济发达地区肉鹅生产布局向周边城市转移等现象。此外，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固定(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对2010—2016年影响我国肉鹅生产布局变动的因素进行研究并得出，组织条件、技术因素与环境规制因素已成为影响我国肉鹅生产布局变动的主要因素。

　　4．2政策建议

　　4．2．1打破路径依赖，强调组织作用，组建现代化全产业链肉鹅业态由于长期进行产品的同质化生产，肉鹅产业表现出结构化生产过剩的现象，不仅在供给“量”上有很大波动，在供给“质”上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企业和养殖户应着力引导规模化生产，打破“路径依赖”，避免单纯的规模化扩张;进一步发挥和利用各地比较优势，大力发展规模化、生态化养殖，进行标准化生产和组织化管理;逐步建立并完善肉鹅全产业链条的生产模式，以提高肉鹅行业的整体生产水平，拓宽市场空间。目前，肉鹅从业者之间诚信和合作不足，无法形成产业链之间的合作，缺乏协调生产和消费良性互动的大企业。诚信合作并组建“产+销”一条龙企业，组建“公司+农户”的规模化肉鹅生产产业，拓展消费市场并拉动生产，形成“产业链竞争”，做到诚信合作，互利共赢。组建现代化全产业链肉鹅业态，整合养殖、加工、销售各环节，提高肉鹅业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此外，政府应在充分尊重肉鹅饲养户自主决策的基础上，从我国肉鹅的区位综合比较优势出发，尽快调整当前不合理的肉鹅生产布局，并制定配套的资金、技术和金融等政策，加大培育和扶持肉鹅优势产区的力度。

　　4．2．2提高肉鹅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提高生产效能

　　目前，我国肉鹅产业存在养殖品种单一，无法供应消费者所需原料鹅的状况，北方小鹅种冲击市场但难以满足消费者对品质的需求，生产技术、品种不过关，优质肉鹅种生产成本过高，肉鹅加工产品质量不足，影响消费市场发展。各地区应当加强对优良品种的培育与推广，高效生产良种供应市场，积极研发与应用肉鹅的新型养殖技术和养殖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从而提高各地区肉鹅养殖的生产性能和经济效益。另外，市场上肉鹅的相关深加工产品较少，存在无法吸引消费者、现有产品难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现象。生产者应努力研发肉鹅相关产品的生产工艺、生产效率及保存方法，做到标准化的肉鹅产品生产。企业应当结合地方特色，推出满足大众口味的且具有地方代表性的肉鹅深加工产品，拉长肉鹅产业链条，同时应注重地区间资源与技术的优劣势互补，促进交流与合作，共同强化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1］侯水生．2016年水禽产业现状、技术研究进展及展望［J］．中国畜牧杂志，2017，53(6):143－147．

　　［2］李玲玲，牟旭升，王艳君．鹅肉营养知多少［J］．水禽世界，2014(4):47．

　　［3］吴敏，陈苏，胡浩．我国鹅业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J］．中国家禽，2017，39(8):69－72．

　　［4］王来有．鹅业大全［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5］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327－340．

　　［6］中国畜牧业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畜牧业年鉴(1999—2013)［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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