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洪谦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评

　　［摘要］冯友兰新理学体系的哲学方法论包括“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其中“正的方法”是逻辑分析方法。冯友兰试图突破维也纳学派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评而重新建立形而上学，其哲学立场和致思思路与维也纳学派有很大的差异。洪谦则以维也纳学派的立场对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展开批评，发现问题是必然的，但却未必是新理学的错误。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及其方法，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以及方法论的现代转型，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冯友兰；洪谦；新理学；维也纳学派；形而上学

　　冯友兰的“新理学”哲学体系完成于20世纪30、40年代，在此之前，他已经在中国哲学史的创作上取得了卓越成就。这种哲学史和哲学的双重进路，使得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史学定位和鲜明的方法论自觉。在完成《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和《新原人》之后，他写了《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这篇文章，顾名思义是要阐述新理学体系在现代哲学中的地位以及它的哲学方法论。众所周知，新理学体系在建构上得益于维也纳学派所使用的逻辑分析方法，在上述文章中，冯友兰又用大量篇幅评论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立场、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方法等问题。作为维也纳学派唯一的中国成员，洪谦在1946年写作《论〈新理学〉的哲学方法》一文，对冯友兰的新理学提出批评。

　　一、形而上学的问题

　　维也纳学派是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西方现代哲学流派，它具有坚定的拒斥形而上学的立场。维也纳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石里克和维特根斯坦都认为哲学不是一种理论科学，而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是为科学服务的，从根本上看，哲学是附属于科学的一种学问。哲学与科学的对象虽然都是科学理论，但两者的任务不同，科学的任务是“解决”科学理论的问题；而哲学的任务是“说明”科学理论的问题，是为了澄清命题当中语言逻辑上的混乱。洪谦指出：“石里克与维特根斯坦一致认为，哲学的任务是分别明确的思想与含混的思想，发挥语言的作用与限制语言的乱用，确定有意义的命题与无意义的命题，辨别真的问题与假的问题，以及创立一种精确而普遍的‘科学语言’。”［1］5在他们那里，哲学是为了分析或说明命题有无意义的一种逻辑方法。

　　维也纳学派提出关于知识的命题有两种：一种是分析命题，另一种是综合命题。数学和逻辑学中的命题，都属于分析命题。这种命题事实上是一种“符号的语言关系”，以同值语句的不同形式作为变式，本质上是所谓的“同语反复”，只需要判断命题中前后的语句是否等值，就能够判断命题的真假，所以分析命题是确定的、先天的。而自然科学中的命题都是综合命题，这类命题仅从形式上不能判断真假，还需要通过经验的证实，才能判断真假，因此综合命题是不确定的、后天的。维也纳学派指出，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命题都是综合命题，因此命题的真假有待于经验的证实，但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命题不具有经验证实的可能性，成了既不能真又不能假的也就是卡尔纳普所谓的“似是而非”的命题，比如“灵魂不死”“上帝存在”“意志自由”等。这类命题在维也纳学派看来徒具逻辑的语言形式，但根本不能带来实际的知识，因此是无意义的。

　　二、洪谦对新理学的批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构建新理学体系的过程当中，冯友兰谨慎地避开了维也纳学派可能存在的攻讦。冯友兰认为，维也纳学派批评的形而上学不是“最哲学底形上学”，经过维也纳学派的批评，“似是而非”的形而上学被“取消”了，真正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反而“显露”出来，“维也纳学派对于形上学底批评，不但与真正底形上学无干，而且对于真正底形上学有‘显正摧邪’底功用”［2］491。此种看法并不被维也纳学派的洪谦所认可。站在维也纳学派的立场上，洪谦针对冯友兰的观点以及新理学体系，提出了三点批评。

　　第一，关于传统的形而上学被“取消”的问题。冯友兰认为，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批评，导致传统形而上学被“取消”。洪谦指出，维也纳学派虽然批评形而上学，但并没有“取消”形而上学；恰好相反，经过批评的形而上学，“它的本质因之‘益形显露’”［1］192。维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命题的分析，指出它们只具有综合命题之名，而没有综合命题之实，即所谓“似是而非”的命题。这类命题与科学中的命题相同，想要对事实有所叙述、有所传达，但实际上无法证明真伪，因此是无意义的。而照他们的观点，哲学是帮助科学澄清问题的活动，这种无意义的命题不能作为“知识的内容”，因而“形而上学之为知识理论是不可能的”［1］6。严格来讲，维也纳学派并没有说要“取消”形上学，而是进一步限制形上学的范围，将之排除在知识的领域之外。维也纳学派并不否认形上学对于人生的意义，石里克认为“形而上学是概念的诗歌”，认为形上学作为知识理论是不可能的，但它超经验的、理想的内容能够“促进我们内心的追求，满足我们感情的热望”［1］7。而冯友兰则认为科学与哲学（形而上学）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他把人的知识分为四种，逻辑学算学、形上学、科学、历史。洪谦指出，由于冯友兰把形而上学当作知识理论中较为重要的一种，因此他把维也纳学派将形而上学排除在知识理论之外的行为误解为“取消”了形而上学。

　　第二，关于冯友兰的形而上学能否成立的问题​‍‌‍​‍‌‍‌‍​‍​‍‌‍​‍‌‍​‍​‍‌‍​‍‌​‍​‍​‍‌‍​‍​‍​‍‌‍‌‍‌‍‌‍​‍‌‍​‍​​‍​‍​‍​‍​‍​‍​‍‌‍​‍‌‍​‍‌‍‌‍‌‍​。洪谦指出，从哲学史的发展来看，古今中外的形而上学家，他们的共性是对科学知识有所歧视，对科学不是表示怀疑就是表示不满。西方的许多形而上学家往往假定在科学和实际的对象之外，另有一个特殊的知识对象和范围，形成实际或经验的对立。新理学虽然没有假定实际“这一边”与“那一边”的对立，但却把这种对立放在了实际知识之内，声称“积极的实际知识”之外还有“形式的实际知识”。洪谦虽没有进一步说明，不过他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新理学并没有真正超脱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关于命题的证实，在传统形而上学“似是而非”的命题无意义的观点上，冯友兰和维也纳学派的立场是一致的。但是洪谦指出，新理学的命题同样是无意义的，因为新理学的命题“如‘山是山，水是水。山不是非山，水不是非水。山是山不是非山，必因有山之所以为山，水是水不是非水，必因有水之所以为水’，在原则上就是一些对于事实无所叙述无所传达的‘重复叙述的命题’”［1］188。重复叙述命题存在的问题有两方面：一是它所叙述的对象也存在根本无法从事实方面加以确认的可能，比如根据“山是山”同样可以提出“上帝是上帝”，而关于“上帝”的存在与否无法证实；二是它的重复叙述形式保证它在任何实际条件下都为真，根本不需要事实方面的证实，比如，“今天是星期三就不会是星期四”这样的表述形同废话，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果说传统的形而上学充满涉及“上帝存在”“灵魂不死”等无事实根据的“胡说”，冯友兰的形而上学命题虽然不包含“胡说”的成分且确定永远为真，但是等同于说了等于没说的“空话”，这样的理论系统是没有意义的。

　　三、评论和总结

　　洪谦批评新理学这篇论文是在1946年11月11日的中国哲学会昆明分会第2次讨论会上宣读的，与会的冯友兰当场答辩，金岳霖和沈有鼎也在旁斡旋，但是相关的记录并无保存，之后冯友兰也没有作过书面回应。洪谦提出的批评为什么没有引起争论？我们猜测，原因可能是冯友兰感觉洪谦提出的问题并不能真正攻击到他的新理学，因而没有论战的必要。从时间上来看，洪谦《论〈新理学〉的哲学方法》这篇文章是1946年11月的演讲，直接针对冯友兰《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一文。冯友兰的这篇文章于1943年5月和7月发表在《哲学评论》第八卷一、二期上，后来加以扩充修正，成为两本书：《新原道》和《新知言》。《新原道》于1945年4月出版，《新知言》于1946年12月出版，与1943年的论文相比，这个时间跨度是非常大的。根据《新知言》自序所述，该书最迟在1946年6月已经完稿，而且写作时与沈有鼎“时相讨论”，金岳霖在校阅时也“多所指正”［3］141。新书中是否包含了洪谦提出的一些批评的答案姑且不论，单从时间上而言，洪谦对冯友兰哲学思想的最新进展的了解，是滞后的。从内容上看，冯友兰写《新知言》主要目的是讨论哲学的方法论，还有一个直接原因是“说明‘新理学’和维也纳学派的不同”［4］，这里包含一个潜在的意思，即有些人觉得新理学和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是相同的。如果认为二者是相同的，当然可以用维也纳学派作为标准，去衡量新理学哪些地方不符合维也纳学派的标准，指出新理学是错误的。可是如果冯友兰本来就认为二者是不同的，那又有何理由去约束新理学非得符合维也纳学派的标准呢？

　　［参考文献］

　　［1］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一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3］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五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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