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角下的公共空间思考及对大学公民教育的启示
［摘要］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国公共空间的建设也逐步提升，但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传统型的公共空间状况之间仍存在着不平衡的矛盾现象。基于性别视角对公共空间进行考量，可以发现人们习以为常的现有公共空间中仍以男性为中心，女性在公共空间中仍处于弱势地位。现代空间领域延续着传统父权对女性尊严的忽视，从言语到行为影响着女性参与公共空间活动的热情和信心。对此，可以将现代空间理论与女性主义视角相结合，改变空间理解中的主客二元论倾向，塑造“爱的第三空间”的公共空间。从性别视角思考和重塑公共空间对大学公民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可以帮助大学生认识到公共空间的流动性和反思批判性特征，理解作为“第三空间”的公共空间的自由友爱本质，在此基础上，帮助大学生认同自身公民身份，保证公共空间交往中公民互动资质人格的形成，促进大学生公民品质的成长。
［关键词］性别视角；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意识；启示
性别视角下的公共空间（publicspace或publicplace）指公民作为平等的性别主体都有权进入的地方，是不同性别的公民在公共的参与活动中，使自由得以展现的空间。它既包括传统地理学意义上人们进行日常文化休闲活动的公共场所，也是公民享有公共权力、参与社会事务的共享空间。它“仿佛一张桌子置于围桌而坐的人们之间”，“把我们聚拢到一起，又防止我们倾倒在彼此身上”［1］。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在发展规范复合、兼顾他人的公共空间上做了很多努力，然而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以理性、勇敢自居的男性通常存在于向外延展的公共空间，被定位为非理性和柔弱的女性则被包裹于向内封闭的私人空间中，排斥于公共领域之外，人们对公共空间以男性为考量基础的建构模式已然习以为常，甚至认为公共空间和公共环境是无关性别的。本文试图通过性别视角下对公共空间的考量来思考现代空间的重塑，并以此为基点重思我国大学公民教育中公共空间意识的培养问题。
一、现代公共空间中女性的生存现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人们的生活与公共生活越来越密切，社会主体间交流、相互协调的特征日益明显。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息息相关的陌生人社会里，人们追求平等和谐公共秩序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当前，现代女性的生活空间显然已经不是“私领域”可以限定的。女性广泛地走出家门走向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参与物质生产和文化生活。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职业女性越来越多，女性所“占据”的公共空间也越来越多，公共空间不再只是男性活动的场所，也不再只为男性设计和服务。今天，大众传媒和文化工业的蓬勃发展更是将她们推向了消费文化的前沿，她们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的女性气质构成了公共空间中社会文化想象的来源和动力。
然而，现代女性在公共空间中仍会感到某些不适。其一，公共场所和活动空间中，缺乏对性别差异的关照。从公共厕所间数的规划到地下道阴暗的转角，公共空间各种建筑物或公共设施的设计往往缺乏性别与身体的考量，女性经常感受到与自身性别相关的出行不便。其二，公共场所和活动空间中以男性为主体，女性成为被动的客体，缺少对女性的尊重。大多数年轻女性在公共场所曾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事件，这些现象的频繁发生打击了女性对公共空间的信任，使其在公共空间中丧失安全感，总是惴惴不安。其三，公共场所和活动空间中女性的身影更难被看到，女性的观点更容易被忽略，常常受到冷落甚至嘲笑和打击。线下所谓轻松的场合中，女性总是作为被诙谐的对象，高学历、大龄的女性总是受到讥笑。线上虚拟的网络中，不仅复制了现实生活中的性别不平等，网络的匿名性更是使得不尊重妇女甚至侮辱妇女的暴力色情内容随处可见。无论线上还是线下，由女性主持并面向社会发言的高水准信息平台并不多见。
经济全球化之下，市场对资本的利用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公共空间，当性别关系在公共空间中存在差异时，资本对其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利用。从女性就业的空间分布来看,女性的就业水平明显低于男性，失业风险大大高于男性。真正的女性空间仍被定位为家庭，女性一直承担着家和港湾的角色，一直是守候爱人回家并操持家务的形象。即使对于成功的职业女性来说，“家务”仍是她们的分内事。即便大部分女性进入职场，但是基于性别刻板印象女性的工作空间较多地集中在低技术、低收入的职业，多限于办事性的“窗口”岗位，表现出离心发展的边缘化趋势。智联招聘发布的一份女性职场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男女职员的平均薪酬存在23%的差距，值得关注的是，在高层管理人员中，女性仅有18.7%［2］。而在另外一份来自国际组织的数据显示，1990年以来，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逐年下滑，与男性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随着2015年中国推行“全面二孩”政策，由于更多的女性回归家庭，使得这一差距有持续拉大的趋势。英国开放大学女性地理学家多琳·马西曾提醒我们，劳动空间的分离会加剧女性就业环境的恶化。此外，女性成为公共空间的主要消费者，资本对“她经济”她经济也称女性经济。著名经济学家史清琪女士提出了“女性经济”，也就是“她经济”的概念。她指出，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从女性的视角来确定自己的消费群，研制并开发新产品。进行利用。除了在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工作场所以外，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大量涌现更多被定位为消费层面。媒体报道中总是突出性感的美女、恨嫁的剩女和渴望跻身豪门的拜金女，将女性视为“被看”“被欣赏”的客体的信息铺天盖地。女性作为生活和时尚物品的主要消费者，购物、瘦身、美容是她们主要的休闲方式。当女性在为提高“观赏价值”而过度关注和监视自身时，她们实则是通过给市场带来极大的商业利润，而将自身纳入到公共空间中。
不难发现，现代社会对女性的外貌一直有着赤裸裸地要求，各种媒介利用女性“身体”谋取利益，却又对迎合社会期待试图通过整容改善外貌的女性横加指责。不仅如此，若放眼整体女性状况来考察，会发现女性的地位，并没有因为少数女性的消费力增强而改变，大量底层女性，甚至中产女性，她们仍然处于堪忧的状况，例如女工的生存问题、教育问题等。
在某种程度上，在公共场所中，女性应时刻警惕自身性别的弱势处境以免受到来自男性的伤害；在经济生活中，男主外、女主内仍是天经地义的；政治生活中，女性被教导应该远离权力、耻于争权，少去参与有关政治的议论；在文化生活中，女性被认为不适宜染指设计技术的革新，而应充分展现女性气质，提高自身“颜值”，以充实男性空间。换言之，在大量女性已经进入公共领域承担社会责任的今天，现代女性看似公共空间积极的参加者，可以毫无阻碍地进入公共空间，而事实上，在市场资本与传统父权的双重结合之下，消费狂欢服从资本增值需要，“空间以男性的需要和要求为主要的考虑目标，女性则像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一样，始终处于空间的组织、规划和构造的边缘状态”。［3］
在性别公共空间中，人与人的交往和社会整合并没有建立在对个人的差异和特殊性的承认之上，表现出兼顾他人的伦理，这无疑不能表达出“共同的善”，无法实现“自我规定的自由”。
二、重塑性别视角下的公共空间
涵养自由与责任相平衡的公共空间意识的形成不是表面上的、在制度规章约束下就能达到的，公民公共空间意识的教育应该构建在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之上。这依赖于对公共空间深刻内涵的真正理解。在传统西方哲学的认识论中，空间一直被看成客观的、纯粹的物质性容器，似乎它仅仅是事物存在的场所、组合起来接纳事物的一种环境。空间不应再被理解为恒定在地面上的固定位置或者坐标系，这种关于空间是固定的、非辩证的、静止的理解应该得到改观。现代性的发展使得空间的社会性凸显出来，现代空间观已经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空间流动的必要性和社会意义。比如，福柯揭露了由权力所操纵的空间封闭性特征对人身心的监视和规训；列斐伏尔强调了社会和文化同空间之间的辩证关系，追求空间向着平等、公正的方向流动。他们的研究表明：空间不是“客观”的和“一成不变”的,它是“属人的”存在，是一种文化建构物和被生产物，是各种规范、价值以及意义的综合。它呈现为开放性的领域，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和潜力。
现代空间理论将空间视为文化建构物的观点，超越了时空二元对立的结构，为我们重新审视当下的公共空间提供了崭新的理论来源。然而，应该看到，这些男性哲学家对空间的理解运用在某种意义上仍然缺乏性别考量，甚至隐含男性为中心的话语，对于这一点，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多琳·马西的理论可以为现代公共空间的构建带来重要启发。在马西看来，“对于女性学者来说，不仅要研究性别，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将女性主义视角带到一切研究中去”。［4］为此，马西对比20世纪90年代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从业者性别关系的状况，从中揭示出妇女在劳动市场的劣势地位，马西看到，性别关系会随时空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劳动空间分工只是表象，其实是性别分工，公共空间中仍存在着以男性为权力中心的性别化特征。面对城市公共空间以男性为中心的习惯，以及将女性看作“他者”并将其限制在狭隘“私人”空间的现状，马西鼓励女性走出固有空间，寻找自身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女性主义者伊利格瑞对多琳·马西的空间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现代空间理论的基础上以性别空间为例对空间的双向流动，以及创造共有空间的可能性加以论述。伊利格瑞在其重要作品《性别差异的伦理学》和《二人行》中指出，男女两性各有自身的特殊空间，异性的他者不是我的客体或占有物，而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他异性涌出的源泉。因此，应在对他者的尊重基础上，推动相互主体性的实践，以建构一个更好的“两在”（being-two）的空间，即所谓的“第三空间”。这个位于你我的周围的第三空间，既保留了“二”又增加了“我们间”这个中项，可以提供一个你我彼此感知、交流的场所。通过这个空间，我们充满活力、心气相通，各自保持、发展自我，“在爱中，作为整体而相生相合，成为相互包容，并且不破坏彼此的信封”［5］，从而，世界得以重建，差别得以可能。可以说，伊利格瑞所述的这种“爱的第三空间”是对公共空间中主客二元论的批驳。“我爱你”不是“我占有或拥有你”，而应是通过各自独立的爱，在爱的公共空间中重新确立个体的主体性身份。
因此，个人对公共空间的态度绝不应仅是一种简单的客观认知和合理干预，而应注重空间中平等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促使空间中权力分配的生态化。应该看到，公共空间中的女性往往被赋予生产价值、审美价值、实用价值等各种工具价值。这与公共空间中的交往理性是不相容的。公民应该反对这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化的工具理性，在一种注重平等、尊重差异的交往中达到理性共识，实现公共自由中所包含的“德行”与“荣耀”的回归。就女性来说，她们应该在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中主动寻找发展空间的条件，成为重塑现代公共空间的生力军。就男性主体来说，要承认女性能够与他一起“安顿到爱的空间中”，从容自信地与男性并肩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朝向她可能运动的方向”，从而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接纳并帮助女性拓展在公共空间中的占位。
作为社会互动交往的公共空间，其本身具有客观性，但是人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其进行设计、构建和布局。以往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多是从男性视角出发的，容易忽视对女性生理特殊性的照顾，为此女性在公共空间内的活动常常存在着麻烦。当这些麻烦和伦理传统发生矛盾的事件被越来越多的公共媒体注意并报道出来之后，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思考性别公共空间建构何以可能，并对公共空间的建设做出不少有益努力和积极探索。当今社会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城市现代化逐步发展和基础公共设施逐渐完善，因此在这里以城市公共场所中的空间设计和安排为例，再造的第三空间要求为女性提供更多的生活、文化和舆论空间。首先，在生活空间上，应考虑到女性安全或特殊的身体需要，提供更多的女性生活空间建设，从人性化的角度调整公共设施并进行多维设计，进而建设和谐宜居的美丽现代化城市。比如过于拥挤的交通线上开设专用车厢，酒店开设女性专用楼层；扩充女士卫生间、设置女性专用停车场或停车位；改善地下通道的照明亮度,为女士深夜通行安全提供保障；增设育婴设施消除女性在使用文化设施时所遇到的不便。在文化和舆论空间上，投入更多的女性信息空间建设，使占人口一半的女性能够有多方面的信息平台供其发表言论。另外，还可以多出台保护女性的各项法律规定并切实实施，保护女性在就业上不受歧视，在人身安全上得到保障，使女性空间的各项功能稳定运转，形成良好的女性空间生态系统。从性别的视角重塑公共空间，使女性带着自身的差异性进入公共领域并呈现自身，在公共空间中彰显她们的公民身份和正义主张，这有助于广大女性公民意识的塑造，使其在更为自由广阔的空间中表达自身。
应该明确，基于性别差异来考量塑造公共空间，并不是基于加深传统对“女性本弱”的刻板印象，不是主张性别本质主义，不是追求女权战胜男权，也不是为了增加女性与男性的距离，而是要改变公共空间表面上无性别考量的限制，实际上以男性为中心进行的设计，而是为交往理性基础上的“爱的空间”的实现创造可能。这不仅对两性整体成长具有相当重要意义，更对建设和谐的公共空间具有极大的价值。因为性别偏见绝非一方压迫另一方的简单性别对立,而是一个压迫到所有人的意识形态。发挥女性在公共空间的影响力，使其作为交往行为的参与主体运用资源传播、更新文化知识和构建社会认同，有利于完善公共空间的“公共理性”，实现公民的“公共幸福”和“公共自由”。
三、性别视角下的公共空间重塑对大学公民教育的启示
良序公共空间的形成有赖于参与者对自身公共身份的认同，而公民身份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公民所拥有的权利和担负的义务，即公民的主体性；二是公民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即公民的公共性。就我国来说，长达两千年的封建专制文化传统中“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根深蒂固、影响深远，中国人长期以来主体意识较为缺乏。千百年来传统思想侵蚀进生活的各个角落，从人们的血液中抽离出早已习惯的思维注定是艰难且痛苦的。而如今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又不可避免带来一些过分关注私人利益而忽视社会整体利益的原子式的个体，加剧了德行和欲望、权利与责任的失衡，使得现代社会一些人公共意识缺乏、共同体归属感弱化、公共道德冷漠现象严重。这一切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在校青年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形成和公民身份的确立。对此，纯粹的公德教育自然难以抵抗社会现实对大学生的负面影响，而只有展开更为深刻的公民教育，方能真正培育大学生的公共空间意识，使他们成为重塑我国现代公共空间的生力军。
从性别视角思考和重塑公共空间可以帮助大学生认识到公共空间的流动性和反思批判性特征，理解作为“第三空间”的公共空间的自由友爱本质，在此基础上，既可以帮助大学生认同自身的公民身份，又可以保证公共空间交往中公民互动资质人格形成，促进大学生公民品质的成长。这是因为，理解空间的流动性可以增强大学生对空间“属人性”的敏感性，增强他们对自己与公共空间关系的认识，增强参与的主动性和热情。理解公共空间的反思批判性，可以引导大学生在不同群体的对话中体验主体自身参与和塑造公共空间的自由，促进他们公民品质的成长。理解公共空间的自由友爱本质，可以培养他们的同情、友爱和责任感，拓展他们生命的宽度，使其在具体生命的“共在”中享受作为“世界公民”的存在的自由。
当然，这一切的真正实现绝不能限于社会和教育者单纯的解释性活动，那样只会将公共意识的培养仅仅限于理论或知识的灌输，而无法真正进入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因而，公共空间意识的培养必须要以大学生对公共生活的切身体验作为基础和平台。
伴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当前大学校园里男女比例失调，出现了表面上的“阴盛阳衰”现象，然而，性别歧视现象仍隐秘地潜藏在校园的角角落落，以一种人们习以为常的形式存在着，一般难以察觉，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甚至通常被忽略。比如，近年来，大学里虽然相比男生许多女生更努力更优秀，但男生在很多方面仍比女生享有优先权。例如，无论是在大学社团内还是班级中，男生大多数情况下被挑选为负责人，而女生更多是协助者的角色，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男性更有担当和主见，因而更具有总览全局的能力。这使得女大学生似乎通过努力就能获得的目标，却看得见、摸不着，出现人们所谓的“玻璃天花板”现象，女大学生的发展受到自身所不能控制的隐形限制。
对此，基于性别公共空间的考虑，就大学校园的公民教育来说，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做起。其一，大学各种建筑和公共设施的设计应该充分考虑性别差异的关怀，充分保证性别正义。比如，在男女厕所的比例上，根据女性的生理需要，将女生的厕所间数设计为男生厕所的二到三倍等，通过对公共空间的重塑使女生在日常的生活细节中感受性别的平等和空间的正义。其二，在教师进行班级管理、课程设计和各种活动的组织和分配中，要改变自身对性别的刻板印象，既保证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对大学校园公共生活的全面参与，又要注重引导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公共生活中尊重他者人格的尊严及生命存在，寻求包含差异的多元共识。其三，在大学的公共生活中，处理好不同性别、不同岗位、年龄的教师之间、管理者与普通教师之间、教师和大学生之间等各种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改变男女教师在信息掌握、职称晋升中的不平等，改变管理者对普通教师的权力支配，改变完全从属的师生关系，加强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这既是从性别视角审视社会空间的必然逻辑延伸，也是大学公民教育的应有之义。在目前仍比较缺乏差异关怀的男性主导的环境中，将女大学生的实际需求考虑到对大学校园公共空间的实际设计和建构中，无疑将是改善大学性别不平等的初步实践。
倘若大学生在日常学习活动、实践活动、游戏场所中不断践履协商共识、宽容开放、关怀尊重等价值原则，他们便在批判反思和沟通对话中丰富了彼此的空间，从而真正体验着实质性的公共生活，增强着对自身公民身份的认同和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感和主体意识。从性别视角出发对公共空间进行人性化的设计和构建，能为社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总之，从对女性自身身份的认同中走向“爱的第三空间”，作为公共空间的“爱的第三空间”抛开了性别对立，不再是实现某种性别特权的工具，而是具有内在的价值和善的居所。它以公共幸福为出发点，注重公共空间成员之间超越契约的情感关系和公共福祉。生活于这样的公共空间中，是学生形成公共空间意识的根本途径，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善的爱是完美的……作为善良的人，他们都是为了自身，为了朋友自身而善的，因而不是在偶然性上的。这种友谊就得以永远维持，只有德性才能永恒如一。”［6］
［参考文献］
［1］［美］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4.
［2］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列菲伏尔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8.
［3］张也.空间、性别和正义：对话多琳·马西［J］.国外理论动态2015，（3）：3-5.
吴华眉，张英荟
《性别视角下的公共空间思考及对大学公民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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