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迁、政府能力与王朝兴衰——基于中国两千年来历史经验的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利用长时段历史数据，构建了一个包括中国古代17个王朝的数据集来研究气候变迁与政府能力对王朝兴衰的影响。实证结果验证了“王朝周期律”假说：王朝年龄与内乱发生率之间存在U形关系，与经济繁荣程度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温度与降水变化均对王朝兴衰有显著影响，气候冲击主要通过影响粮食丰歉而作用于国家财政能力，进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此外，在考虑中原王朝政府能力的情况下，外患的发生主要和王朝的个体异质性有关。

　　关键词气候变迁，政府能力，王朝兴衰

　　一、引言

　　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迁成为学术界与各国政府公认和关注的重大核心问题的背景下，利用中国古代气候重建时间序列以考察气候变化与中国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自从竺可桢(1973)根据中国历史文献中自然物候与灾害记载资料首次建立了过去五千年中国东部地区的温度变化曲线之后，古气候学者进一步利用史料及树轮、冰芯、石笋、沉积物、孢粉、珊瑚等自然证据重建了大量高分辨率中国古代气候变化序列(如Hughesetal.，1994;Tanetal.，2008;Yietal.，2012;Fengetal.，2012;Geetal.，2013;Houetal.，2016)，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

　　通过对中国唐末到清朝的战争、社会动乱和社会变迁的系统对比分析，章典等(2004)发现，战争数量与气温显著负相关，70%—80%的战争高峰期、大多数的朝代变迁和全国范围的动乱都发生在冷期。FangandLin(1992)在中国古代编年史中获得的数据基础之上，重建了前190—公元1880年在蒙古草原南部和亚洲中东部生活的游牧民族向南和向东迁徙的时间序列。研究发现，气候变化与历史上游牧民族的迁徙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王俊荆(2007)的研究同样发现气温和中国战争数目总体负相关，但气候变迁对战争的影响存在区域性差异。王会昌(1996)、李裕元(1999)、Zhangetal.(2007)、Zhangetal.(2008)、Zhangetal.(2010)和葛全胜(2011)的研究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然而，古气候学者对于气候变迁与中国历史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多为气温与战乱或朝代更迭之间的两两相关性研究。张德二(2008)和俞炜华等(2015)对这种研究方法表示了质疑，认为在复杂的古代气候变迁和历史发展面前，简单的相关性统计分析是不合适的，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结论的可靠性。

　　在量化分析方面，经济学有着强大的工具优势。为此，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众多经济学家也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实证考察。如BaiandKung(2011)将旱灾和黄河支流决堤作为降雨量多寡的代理变量，分析气温、降雨量与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战争冲突的关系，结果发现，游牧民族10年间主动进攻的频数与降雨量显著负相关，但气温与战争频数相关性不显著。赵红军(2012)实证检验了气候变化和以战争数量衡量的社会不稳定程度之间的关系，发现气温的升高(降低)倾向于减少(增加)社会不稳定程度，降雪异常对社会不稳定的作用是结构性的。陈强(2014)则着重考察了气候冲击、王朝周期与游牧民族活动的关系，研究发现，旱灾会驱使游牧民族为了生存而进攻农耕汉族。中原王朝越早于游牧政权建立，被后者征服的概率则越高。陈永伟等(2014)利用长期面板数据，对玉米引入中国后，对明清农民起义发生率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以玉米为代表的美洲作物的引种并未能让中国像欧洲国家那样摆脱“气候—治乱循环”。梁若冰(2014)考察了气候冲击与晚清教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气候冲击可以通过影响粮食收成和价格而影响教案的发生。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气候变迁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共识1①，但该研究仍存在以下几点值得进一步拓展和细化之处：①在研究方法上，缺乏控制变量的两两相关性研究会影响结论的可靠性，应充分利用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优势，使用多元回归方法，将气候与众多社会经济变量同时纳入分析模型，以全面评估包括气温在内的各种因素在王朝兴衰中的作用。②现有对气候变化与中国古代内乱和外患的研究多基于时间序列数据(timeseriesdata)，但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气候与内乱或外患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民族会呈现不同的特点。因此，在数据类型方面应该尽量使用面板数据(paneldata)，这样可以把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考虑在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通常难以避免的内生性问题。③现有研究大多考察的是气候与中国古代战争之间的关系，而对气候变化与朝代兴衰之间的量化研究仍比较缺乏。①2王朝的兴衰更迭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本文认为，应该把气候、战争与王朝周期和政府能力的变迁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气候在中国古代历史变迁过程中的作用。

　　为此，本文借鉴陈强(2015)的做法，构建了一个包括中国历史上17个主要的朝代(中原王朝3②)，时间跨度为前221—公元1911年的王朝面板数据集(dynasticpaneldataset)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王朝兴衰的决定因素。其中，横截面为王朝，时间维度为年份(10年间隔)，故面板数据结构为“王朝×年份”。分别用经济繁荣程度和社会动乱发生的频次来代表王朝兴衰的状况。经济繁荣、社会动乱频次较少代表“治世”，而经济萧条、社会动乱频次多则代表“乱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选取以下三类变量来解释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兴衰。

　　(1)气候变迁与自然灾害：中国过去两千年来气候冷暖变化与中原王朝兴衰的时期存在良好的对应关系。经验研究表明，大凡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国势强盛、人口增加和疆域扩展的大一统王朝时代，恰恰都与气候暖期或变暖期大体一致;而藩镇割据、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的分裂混乱时期，则都属于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冷期与变冷期(葛全胜等，2011)。因此，本文使用古气候学者重建的温度变化、降水变化、降雪异常序列和历史学者统计的中国古代水灾发生频次和旱灾发生频次这5个变量来代表气候变迁与自然灾害。

　　(2)政府能力：纵观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历史，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始终是政治结构的主导形态(金观涛和刘青峰，1984)。因此，政府能力在王朝兴衰和历史变迁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乃至至关重要。本文用三个方面来度量政府能力。首先，根据“王朝周期律”，一般来说，每个王朝都不可避免地经历成长、成熟、鼎盛、衰落的生命周期。因此，本文使用王朝年龄(dynasticage)来反映政府能力中随时间而变的部分。其次，通过王朝固定效应(dynas-ticfixedeffects)来捕捉政府能力中不随时间而变的部分。比如，王朝的建立时间、领土面积、基本国策、主流的意识形态等都可以包括在王朝的个体异质性当中。最后，本文还纳入了政府的财政状况这一变量。财政能力是国家能力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的行为表现。很多学者认为，税收制度的简陋、政府的财政危机是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最终使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Wang，1936;黄仁宇等，2001;费正清，2002)。

　　(3)人口密度：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也对王朝兴衰有着重要影响。一般来说，在每个朝代初期，刚刚经历了长期战争，人口大量减少，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食物供应充足，社会因此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稳定和发展。随着人口的增加，要素报酬递减，食物危机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王朝衰亡，而经过战争、瘟疫、饥荒之后，人口危机消失，新的王朝因而可以开始下一轮的循环(何炳棣，2000;郭艳茹，2006)。侯家驹(2010)也认为，在中国古代专制政治和统制经济的制度安排下，由于缺乏工商活力与科技突破，乃使经济长期停滞于静态的农业社会，而人口却一直在增加，使土地难以负担其一定的生活水平。因此，经济上人地比例的变化就成为引发政治上“治乱循环”的主要因子。另外，人口密度也常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如陈强，2015)。

　　本文的实证结果验证了“王朝周期律”假说：王朝年龄与内乱发生率之间存在U形关系，与经济繁荣程度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在一个王朝周期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拐点一般早于内乱发生率的拐点到来。气候变迁对王朝兴衰有显著影响，总体来看，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能够促进经济繁荣，有效降低内乱发生的概率，寒冷、干燥气候的作用则相反，从而使得王朝兴衰表现出“冷抑暖扬”的特征。作为政府能力的核心，财政能力对社会治乱也有着显著作用，富足充裕的财政状况与社会动乱显著负相关，与经济繁荣显著正相关。传导机制方面，气候变迁主要通过影响粮食丰歉而作用于国家财政，表明经济因素是气候变化影响政府能力变迁乃至朝代兴衰的重要途径。外患发生的概率随温度的下降、降水的减少而显著上升，但在考虑中原王朝政府能力的情况下，外患的发生主要和朝代的个体异质性有关。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点：首先，从内乱发生率和经济繁荣程度两个角度验证了“王朝周期律”假说，证明该规律的确适用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其次，构建了一个王朝面板数据集，并将气候因素与众多社会经济变量同时纳入模型，比较全面地评估了包括气候变迁、政府能力在内的多种因素对王朝兴衰的作用，使研究结论更为可靠。最后，本文在研究中使用了新的数据集。如古气候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Zhengetal.，2006;Geetal.，2013)、古代经济等级序列和古代粮食丰歉等级序列(方修琦等，2014)、古代财政平衡等级序列(魏柱灯等，2015)等。这可为日后学者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变量的理论假说，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数据与描述性证据，第四部分通过回归结果分析气候变迁、政府能力和王朝兴衰之间的关系，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讨论外患的决定因素，第七部分为结论。

　　二、理论假说

　　根据可获得的变量，本文以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动乱发生率(包括内乱和外患)和经济繁荣程度作为王朝兴衰的代理变量，以气候变迁、政府能力和人口为主要解释变量，考察中国封建社会王朝兴衰的决定因素。其中气候和灾害冲击可看作王朝兴衰的外因，而政府能力的变迁则是王朝兴衰的内因。根据前人的研究，可得到各类变量的理论假说如下：

　　1.气候变迁和自然灾害变量

　　众多的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气温与战乱存在负相关关系，历史上的朝代更迭和大动乱大多发生在冷期，王朝兴衰大体呈现出“冷抑暖扬”的特征(兰博文和张雪梅，2010;葛全胜，2011;张启峰，2015)。因此，本文的理论预期是，适宜的气候环境(如温度升高、降水增多、水旱灾害少)有利于王朝的兴盛，而恶劣的气候环境则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会增加动乱发生的可能。

　　2.政府能力变量

　　本文用三个方面来衡量政府能力：一是王朝年龄，二是王朝的个体异质性，三是财政能力。首先，王朝年龄代表的是政府能力中随时间而变的部分。根据“王朝周期律”假说，所有历史政权都必然经历兴起与衰弱的生命周期，不可避免地重复着成长、成熟与衰亡的历程(OlsonandMancur，1982;Ken-nedy，1988)。通常，王朝在创始人在位或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达到鼎盛。但随着时间推移，既得利益日趋巩固，统治阶层越发腐败低效，而王朝政治与军事实力则每况愈下，最终导致王朝衰亡。因此，根据上述“王朝周期律”，我们预计，王朝年龄和内乱发生的概率之间应呈现出一种U形关系，王朝年龄和经济繁荣程度之间则存在倒U形关系。①4其次，王朝的个体异质性代表的是政府能力中不随时间而变、不可观测的朝代个体特征。由于王朝异质性在一个王朝周期内不随时间发生改变，因此，这一变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王朝建立初期开国皇帝在位时所制定的政策5①。最后，作为政府能力的核心，财政能力也对王朝兴衰有重要影响。我们预期，政府财政能力的提高将有助于经济发展，降低动乱发生的可能。而财政能力的下降则意味着政府的控制力不足，容易引发社会动乱，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6②

　　3.人口变量

　　人口常作为经济发展的代理指标，人口的增加会带来劳动力和兵源的增多，有利于国家的强盛。但在农业经济占主导、技术条件一定、国土面积不变的情况下，人口的增加也意味着人地比例的提高，意味着人与自然资源的紧张关系，从而人们容易为了争夺资源而引发冲突，对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人口对于王朝兴衰的作用从理论上来看是不能确定的，我们只能在后面的实证研究中对其进行验证。

　　4.外患的发生

　　作为中原王朝面临的另一重要外部冲击，外患的发生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历史上的外患主要是游牧民族的入侵。外患的发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气候环境的变化可能会促使外患的发生。一般而言，在寒冷干旱期，北方游牧民族面临水草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的生存威胁，所以容易南下向农耕地区扩张(BaiandKung，2011;赵红军，2012)。另一方面，外患的发生频率也取决于游牧政权和中原王朝的力量对比。陈强(2014)的研究发现，中原王朝越早于游牧政权建立，被后者征服的概率越高。也就是说，垂老的农耕王朝一般来说更易被新兴的游牧政权所征服。

　　因此，考虑到外患的特殊性，本文将单独列出一部分考察中国历史上外患的决定因素。本文的理论预期是，外患的发生不仅取决于游牧民族所在区域气候环境的变化，也取决于中原王朝政府能力的强弱。

　　《气候变迁、政府能力与王朝兴衰——基于中国两千年来历史经验的实证研究》来源：《经济学(季刊)》2018年10期，作者：孙程九; 张勤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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