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村经济社会需求端的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

　　摘要：随着四化同步、农地三权分置等制度的相继实施，使得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端对农村职业教育有现实的诉求，同时也为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契机。但由于农村职业教育存在办学定位滞后、培训体系不健全、结构布局不合理以及制度配置不科学等问题。农村职业教育应该从办学定位调整、培训体系健全、功能结构互动以及制度体系创新等方面来推进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为农民提供多样化、层次化、个性化的培训服务。

　　关键词：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经济社会需求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社会环境正在发展变化，这些新变化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注入了新的带动力与驱动力。但同时，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在当前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三农”问题的破解还面临着诸多现实难题与重大挑战。要理顺“三农”问题社会环境变化与经济新常态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进一步加大农村职业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提升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动能。故此，农村职业教育应该立足于农村经济社会的需求端诉求与特征，推动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

　　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需求端：基本特点与现实诉求

　　当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农村社会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其中，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最具影响力的变革包括“四化同步”、农地“三权分置”以及农民工返乡创业等方面。这些制度变革充分展示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端的特点与诉求，同时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也产生了直接影响。

　　（一）“四化同步”为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改

　　革指明了发展方向“四化同步”是指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其内涵要义有两方面：第一，“四化”需要同步发展，齐头并进，四个方面不能有明显的偏差，更不能有短板，这也是“新四化”的特点；第二，“四化同步”是一种体系性的资源配置模式，在新常态的现实约束下寻求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优模式[1]。但实际上，分析最近几年的“四化”发展现状，其中工业化、信息化高速发展，成绩斐然。尽管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相较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而言，还是存在着明显短板，发展速度与方式还较为滞后。

　　（二）“三权分置”为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提供了良好契机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农村土地权属分置做了明确规定。这项制度变革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最大的制度创新，也是国家对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做出的政策调整。简而言之，“三权分置”实际上是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种权能实现分立，在确保农民土地承包权的同时，推进土地经营权的合理流转。自从“三权分置”实施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日渐加快，各类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断出现。按照农业部的数据，截至2017年7月，我国有超过8000万农户实现了土地流转，农户流转比例超过了30%，在东南沿海发达省市，参与土地流转农户的比例达到50%。如江苏昆山市，早在2012年的时候，90%的农地已经流转到由150个村组建的合作社中，全社的种养大户超过2000户，户均土地规模超过150亩，到2017年7月，昆山市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仅为总人口的8.5%左右[3]。当前全国有近300万个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他们的土地大部分是从其他农户手中流转过来的，这些主体对其经营的土地不一定拥有承包权，但拥有经营权，这些农户是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现实问题与反思

　　“四化同步”“三权分置”的制度变革及实践推进，为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提供了方向与动力。但当前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需求端之间呈现出不相适应的一面。因此，对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要进行逐一分析，并反思其与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存在的差距。

　　（一）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滞后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对于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问题，长期以来学界与实务界对此有一定的争议。其争议的焦点在于农村职业教育应该为谁培养人才，是为农服务，还是为进城务工人员服务，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实践中，这方面的分歧也在逐渐缩小。无论争议的焦点有多大，当前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农村职业教育如何在“四化同步”“三权分置”、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背景下，加大对农村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培养，以满足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求，这就要求农村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积极调整自身的办学定位及人才培养目标。整体来看，目前农村职业教育在办学定位方面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明确农村职业教育应该为农服务的办学目标后，农村职业教育应当如何为农村培养人才，特别是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方面还较为滞后，相关的课程及教学改革行动还较为迟缓[4]。第二，农民工返乡创业目前成为一种趋势，但对于这部分人的职业培训还没有受到农村职业教育机构的重视。按照农业部的统计，目前我国返乡农民工人数超过了700万人，这部分人具备一定的城市视野，也富有创业精神，这是新型职业农民最为重要的潜在来源，其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作用不可低估。客观而言，我国整体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但是来自于返乡农民工的新人口红利还是存在的。如果能够积极加大对这部分人的职业培训，未来农业发展是可期的。

　　（二）农村职业教育体系未能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纳入其中

　　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对城市职业教育较为偏重，农村职业教育体系不完整，面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出现，未能做好系统应对，没有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纳入到教育培训体系当中。第一，现有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没有基于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将城市、农村职业教育纳入一个统一的系统中，对“四化同步”“三权分置”背景下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缺乏有效的应对与规划，导致农村职业培训效果不佳。第二，现有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更侧重于正规化、全日制的职业教育，对非学历职业培训重视不够。更为重要的是，正规的全日制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之间也没有实现相互沟通与衔接。第三，在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发展中，最重要的参与主体是各级各类职业院校，而作为供给侧的另外一端：农业企业、涉农行业组织、农业商会等在农村职业教育体系中处于缺位状态，导致新型农民培育的深度不够，特别是校企合作的宽度明确缺失[5]。可见，正是因为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存在这些问题，整体制约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效果。

　　三、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基本路径

　　（一）调整农村职业教育办学定位，构建农民终身教育体系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必须树立大职教观与城乡协同理念，并对农村职业教育办学定位进行重新布局。从这个意义上看，农村职业教育具有多样化的功能，既包括为农教育，也包括离农教育。第一，从离农教育角度看，农村职业教育要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所需的职业能力、技能与素质的培训，积极促进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促进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互动。第二，农村职业教育还需要积极开展农民市民化教育，对已经离开农村转移到县城、乡镇的农民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对城镇社会的适应性。第三，为农教育应是农村职业教育的重心。无论是从农业现代化的角度还是农村职业教育自身的使命看，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建立农民终身教育体系是农村职业教育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其发展的根本所在。在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其发展的重心应该由当前对留守农民进行职业培训转变为对农村新型生产经营主体进行职业培训，致力打造适应农业现代化需求的新型职业农民[6]。按照农业部颁布的“规划”要求，到2020年我国新型职业农民人数将超过2000万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必须注重将返乡农民工、新型农业生产主体负责人、涉农专业回乡学生、大学生村官等群体作为培训重点。此外，在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中，还需要按照农民需求打造相关的教育产品，覆盖农民生产及生活的全过程，能够保证农民随时、随地可学，构建终身化的职业教育体系。

　　（二）完善农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提升教育培训效能

　　随着“四化同步”的发展以及农地“三权分置”制度的实施，农村职业教育功能日渐多元化，城乡职业教育发展逐渐一体化。因此，面对新形势，必须要完善农村职业教育的培训体系，进一步提升教育培训的整体效能。第一，进一步拓展农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的开放性。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职业教育基本上形成了初级、中等、高等相互贯通的大职教体系。但基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始终是一个短板。如涉农职业院校、涉农专业相对偏少，专业设置也不健全；农村成人教育、社区教育与农村职业教育未能横向衔接，影响了农村职业教育整体功能的发挥。基于此，在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应该立足于满足新型职业农民的内在需求，按照区域构建一个农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社区教育共同参与的培训体系，从而增强农村职业教育培训的开放性，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多层次的培训计划，也为其构建一个能够终身学习的平台。第二，进一步拓宽农村职业教育培训主体的参与性。就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实践看，中职学校是农村职业教育的核心主体，但涉农企业、行业组织作为另一方参与主体参与力度不够，与中职学校未能形成良性互动，进而使得农村职业教育呈现出“一条腿”走路[7]。因此，在拓宽主体参与性的同时，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大政策供给，提升涉农企业、行业组织、基层组织参与的积极性，进而提升农村职业教育培训的实际效能。此外，在农村职业教育培训主体方面，除了中职学校之外，参与主体也可以进一步拓宽，如城市职业院校、城乡社区教育中心、农村成人教育学校以及非政府公益组织也可以参与到职业培训体系中来，以满足返乡农民工、新农人、新生代农民工等不同主体的教育需求，进而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立体式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1]刘文耀，蔡焘.“四化同步”的本质特征和指标构建[J].改革，2014（8）：65-71.

　　[2]陈荟.教育均衡发展是民族教育现代化的有效途径[J].教育发展研究，2017（17）：75-77.

　　[3]李延平，王雷.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的使命及变革[J].教育研究，2017（11）：70-74.

　　[4]张建萍，湛风涛.农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7（3）：51-54.

　　[5]侯宏皎.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职业教育三大追问[J].职教论坛，2017（19）：76-79.

　　[6]陈琪.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研究热点的知识图谱[J].职业技术教育，2017（10）：69-74.

　　[7]马建富，马欣悦.基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6）：54-59.

　　[8]杨维.基于农民市民化能力培养的农村职业教育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6（1）：51-56.

　　[9]张弛.面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职业教育大众化发展框架——基于人力资本视角[J].职业技术教育，2017（4）：8-12.

《基于农村经济社会需求端的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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