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三农”问题解决对策

　　摘要“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新时代“三农”领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破解这些问题,将为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道路提供关键保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拉长农业这条“四化同步”发展的短腿,补齐“三农”这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及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必将产生深远意义。

　　关键词“三农”问题;乡村振兴;优先发展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1]。2018年GDP突破90万亿元,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城镇化率接近60%。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幅提升,精准扶贫成效显著,我国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但是,在走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过程中,农业农村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民生活水平不高,农村社会发展滞后,农业现代化水平落后于整体现代化水平。

　　1“三农”问题的演进历程

　　新成立之初,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应该有2个:一是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二是快速走上工业化道路。但由于资金匮乏,二者只能选择其一。由于农业既缺乏供给弹性,不能推动二、三产业发展,又缺乏需求弹性,不能拉动二、三产业发展,因此,农业现代化在当时没有被确定为整个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工业则具备充足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能够带动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因此被确定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发达工业革命起步所需资金主要来自3个方面:掠夺殖民地、资本积聚与集中、掠夺农民。城乡关系的二元化是新成立后的一个特征,我国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原始积累只能从农业农村中获取,工农业产品价格和城乡要素“剪刀差”就是很好的说明。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导向的市场经济发展,农村生产要素长期净流出,“三农”问题因此越来越突出。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农村税费负担空前加重,农村社会不稳,群体性事件发生。到21世纪初,“三农”问题规模之大、烈度之强前所未有。2005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投入向“三农”倾斜,“三农”问题有所缓解,但未能根本好转。2012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生态文明作为方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5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让乡村振兴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2],至此“三农”发展有了新的机遇。2018年一号文件锁定“三农”,2019年一号文件《、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体现了党着力补齐“三农”短板的坚定决心。

　　2新时代“三农”领域的突出问题

　　2.1农业生产效率低,绿色发展任重道远

　　2.1.1农业生产效率低。我国农业科技水平低,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在设施装备水平、设施专用品种研发、环境管理调控技术等方面,与国外先进仍存在较大差距。科技成果转化低,基层农技服务人员数量不足,缺少农产品从产地到餐桌、从生产到消费、从研发到市场的全产业链科技支撑[3-4]。

　　2.1.2绿色发展方式跟不上。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仍然延续,化肥、农药、兽药、饲料等农业投入品过量使用,农业面源污染严重,优质绿色农产品占比较低。银川市2017年全年单位面积施用化肥数量超国际安全标准3倍,是平均水平1.5倍。废水、废气、地膜残留、工业污染等不当生产方式,造成不少地方的耕地和地下水污染日趋严重,农村生态安全不容乐观。

　　2.1.3农产品深加工能力不强。农业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且大多数停留在初级加工状态,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产品质量认证滞后,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不高。银川市农产品初级产品多,加工产品少;大路货多,高端精品少;季节性产品多,均衡性产品少。农村仓储、冷链、物流、信息咨询等服务较为缺乏,物流经营成本高。

　　2.1.4农地使用中的不规范行为。农村土地资源利用率低下,土地管理不到位,土地使用无章法。一些工商企业和个人借建农业大棚之名,占用耕地建设别墅、休闲度假设施、商品住宅等非农设施,改变了土地性质和用途,改变了农业生产功能,触碰了“农地姓农”这条底线,直接影响粮食安全[5]。对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缺少统筹规划,同质化问题突出,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缺乏相关法治保障。

　　2.2农村人居环境亟待改善,内生发展动力不足

　　2.2.1农村人居环境亟待改善。农村水、电、气、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与重复建设问题并存,行路难、如厕难、环境脏、村容村貌差等问题仍是影响群众生活质量的主要痛点。乡村建古筑被撤掉,民族风格逐渐失去主导地位,文化被瓦解、特色丧失乡村建设脱离实际。民生保障难以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

　　2.2.2农村内生发展动力不足。贫困地区农村“要项目、等资金、靠上级”的思想及“等着扶、躺着要、站着看”现象存在,农民自主创业、自我发展能力弱,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不够。农业现代化和乡村产业发展缺乏有能力、有热情的带头人。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动群众的方式方法陈旧,干部拍板多、农民声音少[6-7]。

　　2.2.3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有待加强。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班子不团结、政治功能弱化、工作作风不扎实、民主管理混乱等问题存在。农村“空心化”现象日渐明显和普遍,个人与集体争利事件时有发生。农村大部分青壮年长期在外,传统价值观转变,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比如:家庭破碎、集体合作意识淡漠、精神生活贫乏、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封建迷信风和宗教活动升温,乡村的“熟人社会”已经变成“半熟人社会”,乡村治理难度加大。

　　2.3农民阶层分化,人口老龄化明显

　　2.3.1农民持续稳定增收难度增大。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5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69倍。当前,银川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8]。银川市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但城乡差距依然较大。2018年,银川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586.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160.2元,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51∶1。

　　2.3.2农村社会阶层分化。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推广,大量社会资本进入“三农”领域,农业生产者的地位被边缘化,弱势群体的权益受到侵害,从而加剧了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据实地调研,农村人口分化,有靠“一亩三分地”当传统农民的;有靠规模经营和特种经营当现代农民的,比如种植大户和特禽养殖户;还有在本地不离土、不离乡从事非农产业的。

　　2.3.3农业人口老龄化明显。从农业生产的人力资源来看,现代职业农民不足和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3]。技术型、专业型、创新型人才和青壮年劳动力缺乏,乡村发展活力衰退,农业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业农村。

　　3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破解新时代“三农”难题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破解“三农”难题,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个总方针,进一步强化要素支撑和制度保障。

　　3.1落实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就是要在干部配备、要素配置、资金投入、公共服务等方面优先安排、优先满足,拿出有效过硬的办法补齐“三农”短板。

　　3.1.1对标硬任务,选优培强“三农”工作队伍。乡村振兴需要人来实施,“三农”工作需要人来推动。对标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农”领域硬任务,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选配素质高、能力强、能实干的“三农”工作队伍,啃硬骨头、打硬仗;大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和实用技能人才;高等院校加强涉农专业建设,更多更好地为乡村输出合格的农业专门人才、乡村治理人才等;实施农业农村高端人才引进计划,特别是规划、设计、金融、品牌营销等方面的高端人才,建设“农村新型智库”,打造农业人才高地;落实激励关爱政策,加强对驻村干部、大学生村官、乡村技术员等人员的关心爱护,清理规范各类检查评比,让基层干部把精力集中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上来;发挥农村致富带头人的示范引领作用,确保乡村振兴中的人才支撑。

　　3.1.2夯实农业基础,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加快突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障耕地存量和农业生态环境条件,优化农业结构,实现粮食安全目标;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提高农产品品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增加有效供给,实现食品安全目标。就银川市而言,以扩大绿色、有机、无公害农产品供给为重点,坚持质量兴农,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创建一批符合银川实际的绿色生态标准化农产品生产基地,推进“三品一标”认证,大力发展“宁字号”“银字号”优质农产品,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建设,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全程监管[7]。

　　3.2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3.2.1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在保障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前提下,破除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打破阻碍农村吸纳城市资源要素的栅栏,建立农村开放发展的制度环境,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比如,建立高标准基本农田等新增耕地指标跨县域调剂交易机制[11]。

　　3.2.2完善城乡深度融合发展的扶持政策体系。设计出台一批含金量较高的重大政策,撬动社会资本投入乡村振兴,形成多元投入格局;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加大对涉农政策性担保机构担保基金支持;完善农业保险政策、制定创新发展政策措施,推进农业保险增品提标扩面[12];研究制定农业支持保护意见,构建新型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创新设计适合农村实际的项目审批和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比如:完善乡村振兴用地保障政策,简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用于餐饮、住宿等乡村休闲服务业发展和休闲娱乐设施建设的审批程序。

　　3.3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发农村活力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既要靠外部倾斜投入,也要靠改革激发内生动力[12]。深化农村改革,持续激发农村内生发展动力,要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贯彻落实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根本地位、严格保护农户承包权、加快放活土地经营权,稳定农户和经营者预期收益。推动农村各类产权应确尽确,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制度体系,加快确权成果转化[13]。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按照确权、赋能、活化的思路,分类有序稳妥推进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全面加快房地一体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使用权确权颁证,稳妥推进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促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效开发和优化利用。稳步扩大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两权”抵押贷款试点。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推进分级、分类、分档农业水价。加快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推进水流产权确权试点。建立水权交易制度,加强水权交易监管。深化基层水利服务体系改革,逐步实现农业用水、工程管护一体化服务。

　　4结论

　　精英俘获是政府权力退出乡村社会,依靠村庄精英,村民容忍、信赖村庄精英等多重因素的综合结果;精英俘获也是政府、村民、村庄精英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现象。在精准扶贫实际过程中,作为主要的扶贫资源输入者,没有办法对资源输入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严密监管;同时,每一级政府都有自己的偏好,“变通”的政策执行就随着政府层级传递到达村级单位,导致政策偏差。

　　本质上,精英俘获现象体现出了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笔者从乡村治理角度出发,解释精英俘获现象的产生,希望从微观层面提出一些实际的解决途径,提高资源的合理利用率,减轻精英俘获现象,使更多贫困群体受益。

　　参考文献

　　[1]黎昕,高鸿.社区微治理: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载体[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9):143-148.

　　[2]包先康.农村社区“微治理”中“软权力”的生成与运作逻辑[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5):11-18,154.

　　[3]邢成举.乡村扶贫资源分配中的精英俘获[D].北京:农业大学,2014.

　　[4]刘小平.精准识别中的乡村精英俘获问题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8.

　　[5]ABRAHAMA,PLATTEAUJP.Thedilemmaofparticipationwithendogenouscommunityimperfextions[D].Namur,Belgium:UniversityofNamur,2000.

　　[6]BARDHANP,MOOKHERJEED.Decentralizingantipovertyprogramdeliveryindevelopingcountries[J].Journalofpubliceconomic,2005,89(4):675-704.

　　[7]CHOWDHURYS,YAMAUCHIF.HasdecentralizationinIndonesialedtoelitecaptureorreflectionofmajoritypreference?[R].WorkingPaper,JICA-RI,2010.

　　韩立雄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三农”问题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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