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问题审视与战略调整
[摘要]基于“十三五”期间全国教育信息化发展调研、本研究团队近三年开展的区域调研数据和国际比较数据,本研究发现,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发展,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发展不均衡、应用不充分、政策不落地等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优质的顶层设计和有效的基础研究。为了推进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高质量发展,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建议对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作出如下调整:理念上从深度融合转为育人为本、导向上从应用驱动转为改善学习、机制上从独立运作转为协同创新、方略上从各自实践转为研究先行、政策上从以点带面转为依据标准。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教育现代化;基础教育;国际比较
二十年来,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标志之一就是在2020年春季“新冠”疫情期间,我国中小学校利用网络平台基本实现了“停课不停学”,赢得了国内民众的普遍认可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具体成效如下:
1.信息技术课程。2012年,我国高中、初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开设率已分别达到100%、95%和50%(教育部,2013)。2003年起,教育部先后印发《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实验稿)》《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17年版)》《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并推进教材编写和教师培训工作。义务教育阶段信息技术课程标准正在研制过程中,计划于2021年底公布。
2.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20年底,全国中小学(含教学点)联网率已达100%,其中,出口带宽100M的学校,99.92%,半数以上学校建有无线网络。95.2%的中小学拥有多媒体教室,98.35%的中小学教室已拥有多媒体教室(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1)。
一、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发展不均衡
这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区域、城乡、学校之间发展差异较大;二是教育信息化要素之间发展不匹配;三是教育信息化实践落后于教育整体发展水平。促进教育公平是教育信息化的重要使命。人们希望通过信息化保障教育的“起点公平”,促进“过程公平”,实现“结果公平”。然而,我国区域、城乡、学校之间教育信息化发展不均衡引发的“数字鸿沟”,反而扩大了中小学教育的差距。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主要表现在网络接入、多媒体教室配备、教师教学终端和学生学习终端数量等指标上。截至2018年底,接入100Mbps及以上出口带宽的中小学占比最高的为浙江省(98.33%),最低的是贵州省(仅14.33%),变异系数达到中等(CV=0.48);每名中小学教师配备的教学终端数量最多的省份为北京市(1.69台),最低的为吉林省(仅0.56台),变异系数达到低等(CV=0.30);平均每百名中小学生配备的学习终端数量最多的省份为北京市(14.1台),最低的为河南省(仅4.81台),变异系数达到低等(CV=0.29)(教育部科学技术司,2019)(见表一)。以上数据说明,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建设兵团之间在信息化教学环境建设方面存在较明显的不均衡。此外,“十三五”期间全国教育信息化调研和近年来本研究团队开展的区域调研结果说明,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要素之间不匹配、教育信息化实践落后于教育整体发展水平的问题也较为突出。需说明的是,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并不是要求全国所有区域、所有学校在同一时期达到同样的水平,更不是完全消除差异。差异也可以成为发展的方向和动力,甚至可能在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发展。
(二)应用不充分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信息化设施(设备)使用频率低;二是实际应用效果不够理想,甚至较差。信息技术应用价值在于提高教学效率、提升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随着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教师教学中信息化设施的使用频率势必更高,技术促进学习的效果理应更加明显,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十分悬殊。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师教学国际调查(TALIS2013+)”项目报告显示,上海市仅15.2%的教师经常指导学生使用信息通信技术完成项目或作业,尚不到国际均值(38.0%)的一半(OECD,2015)。2018年的TALIS调查数据显示,上海市仅24.3%的教师“经常”或“总是”让学生使用信息技术完成项目或者作业,仍未达到国际均值(52.7%)的一半,居参与调查的46个的倒数第二位;排名前三位的丹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分别高达90%、80%和78%(OECD,2018)。《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2019)》显示,全国中小学校22.18%的教师已开通网络学习空间,但未使用其开展教学活动;教师在课堂教学环节仍以使用PPT课件(88.87%)为主,网络学习空间和其它类型数字教育资源的使用都不充分(教育部科学技术司,2020b)。
二、问题成因
为什么会出现发展不均衡、应用不充分和政策不落地等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两个原因是缺少优质的顶层设计和有效的基础研究。
(一)缺少优质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一种全局性的系统谋划,旨在为战略规划提供实施路径(汪玉凯,2012)。基础教育信息化的顶层设计是对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总体规划,即用系统思维对基础教育信息化各要素进行思考和设计(陈雄等,2020)。优质的顶层设计必须同时具备科学性、系统性、时效性三个特征。要保证顶层设计的“科学性”,我们就需要以基础研究成果为依据,并广泛征求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诉求。“系统性”是指顶层设计需要尽可能覆盖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各个维度,且各个维度相互呼应和补充,避免出现矛盾或缺失。“时效性”是指顶层设计必须在一定时期能够有效地促进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因此,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教育信息化的顶层设计要依据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需求的转变不断调整和优化。
(二)缺少有效的基础研究
基础教育的对象是成长中的青少年,关乎教育伦理,这意味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基础教育信息化更是如此,不仅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关系到亿万个家庭。因此,基础教育信息化实践需要建立在扎实的基础研究之上,通过前期基础研究取得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指导后续实践,按照由点及线到面的顺序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进程(杨彦军等,2009)。为了实现教育信息化健康可持续发展,基础研究工作应摆在优先位置,从深度调研、技术促进学习、国际比较研究等方面开展有效的基础研究,推动基础教育信息化实践。
三、战略调整
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应当以提升教师和学生的信息素养为目标,以改善课堂教学为重心,以学校的改进为抓手。结合当前基础教育信息化存在的问题和需求,本研究建议: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应当从理念、导向、机制、方略和政策五方面调整发展战略,坚持育人为本、改善学习、协同创新、研究先行和依据标准,推动基础教育信息化高质量发展。
(一)理念上从融合创新转为育人为本
育人为本就是以学习者为教育主体,以满足每位学习者的学习需要为出发点,充分挖掘和发挥学习者的潜能,为每个学习者自由发展提供条件(翟博,2011)。在教育信息化2.0时代,教育的重大变化就是从注重“物”的建设向满足“人”的多样化需求转变(朱俊,2018),其实质就是“育人”。因此,教育信息化2.0的落地与“育人”是相互统一的,教育信息化最终会回归到“育人”,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教育的本体功能。
(二)导向上从应用驱动转为改善学习
技术能够促进学习,因此教育信息化有价值,也必然会有成效。无论是传统的粉笔和黑板,还是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型技术,其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应用都是为了改善学习,其本质“万变不离其宗”。
(三)机制上从独立运作转为协同创新
“协同创新”主要指“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政”是指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能够进行资金和组织调控,推动和组织协同创新发展;“产”指信息技术企业、公司等能够与大学、研究机构共同开展研究;“学”主要指作为新理论、新技术、新政策接受者和受益者的中小学校;“研”是指新理论、新思想和新技术的主要诞生地———大学与科研机构(边家胜等,2015)。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建设主体不仅仅是中小学,还涉及政府管理者、信息技术产业和相关研究机构(主要指大学,特别是师范大学)。因此,基础教育信息化是一项政府主导、多主体参与的系统性社会事业。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由于长期缺少有效的组织与协调,各建设主体均从自身利益出发自行确立发展目标和工作内容,形成了主体间“各自为战”的局面,严重阻碍了教育信息化的推进。
(四)方略上从各自实践转为研究先行
教育信息化是人类面临的崭新课题,尚没有成功的经验和规律可循,人们对其需进行持续且深入的探究。教育信息化实践既关乎教育伦理,又依赖巨额的前期投入,所以教育信息化不宜盲目实践,更不应该急于大范围推广,必须在做好前期基础性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实践工作。以往基础教育信息化推进常采用打造“实验区”“标杆校”“示范课”“问计于民”等形式“边探索边推广”,不仅难以取得预期成效,还耗费了大量教育资源。因此,开展基础研究是当前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是新的信息技术工具大范围应用前的必备程序,也是推动基础教育信息化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五)政策上从以点带面转为依据标准
教育信息化发展是一个开放、动态的过程。鉴于基础教育信息化仍处于研究与探索阶段,政府管理部门不得不采用“以点带面”的政策灵活管控教育信息化工作,但这有可能导致“数字鸿沟”现象的加剧。为此,政府管理部门应尽快研制基础教育信息化各项标准,运用标准检验和评估教育信息化工作的质量和效果。
总之,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教育也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信息化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之一,推进其高质量发展也是必由之路。我们认为,当下教育信息化高质量发展应以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区域发展的均衡化和发展模式的可持续为核心特征,且必须在发展的各个阶段审时度势,深刻把握其实质性问题及其成因,并进行科学、合理的战略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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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玉琦1毕景刚2钱松岭2边家胜3乔沛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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