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VS政府，什么力量影响了我国菜农农药用量的选择？

　　摘要：近年来，农业生产中农药的超量施用已造成严重的负外部性，谋求农药施用量的减少因此成为现代农业政策的内容之一。本文利用对江苏省蔬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damage-abatement生产函数及计量模型，分析了影响菜农农药用量选择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有1/4的菜农在施用农药时会超过说明书规定用量，农药对蔬菜潜在的产量影响、价格影响及农户风险态度等造成农户收益认知直接变动的市场收益保证类别因素，是影响农户农药用量选择的主要因素，蔬菜售前农药残留检测也可有效规范农户农药的施用行为，而签订销售合同、参加合作社等市场组织模式以及宣传指导、种植监管等政府介入措施，并没有起到抑制菜农超量施用农药的作用，签订销售合同、参加合作社甚至对菜农的农药用量具有正向激励。另外，超量施用农药菜农在政策诉求方面存在一定的逆向选择，进一步增加了农药施用治理的难度。

　　关键词：农药施用菜农市场激励政府介入

　　一、引言

　　农药的使用对于提高农产品产量，节约劳动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SoaresandPorto，2009），有研究表明，世界范围内每公顷1%的农产品产量增加伴随着每公顷1.8%的农药用量增长（SchreinemachersandTipraqsa，2012）。但随着农药施用量的增长，其负外部性近年来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突出表现在过量农药施用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及环境问题等方面，因此，世界许多纷纷出台各种政策，激励与约束农户农药施用行为，在保证农民福利的基础上谋求农药施用强度的下降，如法国在相关文件中提出了到2018年农药用量减半的目标（Jacquetetal.，2011）。我国是农药生产与使用大国，过量施用农药的现象在农作物生产中普遍存在（米建伟、黄季焜等，2012），较普遍的认同为，我国单位面积化学农药的平均用量比发达高2.5~5倍，每年遭受残留农药污染的作物面积超过10亿亩，因此，对农药使用的治理已经成为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防止环境污染、提高农户健康福利的重要内容，特别是近年来“海南豆角”、“中药农残”等一系列农药残留事件的曝光，进一步促使我国政府加大对农药施用的治理力度，在此背景下，农业部于2011年提出了“十二五”期末化学农药用量减少20%的治理目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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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论分析

　　农药作为现代农业生产的投入要素之一不同于一般的生产性要素，其并不能增加农产品的潜在产量，而是通过对影响潜在生产产量因素如杂草、害虫等破坏因素的抑制从而对最终农产品产量产生影响。Hall和Norgaard（1973）以及Talpaz和Bo?rosh（1974）最早将此类投入要素（damageabate?ment）引入生产函数中，并提出damage-abatement生产函数的概念，此后，Fox和Weersink（1995）等又对前期damage-abatement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进行了总结、对比与说明。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农村经济研究所于2012年10月份所组织的调查，调查主要面向蔬菜（含少量水果）种植农户。为了确保调查数据的准确性，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了专题培训，并建立相应的考核与激励机制。调查共计回收问卷800余份，但由于个别样本收入等敏感数据存在少量缺失，并且去除部分农户蔬菜种植用于自给食用而没有出售的样本，共计获得有效问卷643份。从样本区域分布来看，由于调查主要面向江苏省，因此江苏省样本占到总样本量的94.71%，为609份，另有34份样本来自与江苏毗邻的安徽省（23份）和山东省（11份）。在江苏省样本中，苏北地区样本量最大，为351份，占江苏省样本量的57.64%，苏中地区样本量为127份，占江苏省样本量的20.85%，苏南地区为131份，占江苏省样本量的21.51%④。

　　四、实证分析

　　（一）对农药作用的检验

　　研究中，通常假设投入要素以C-D生产函数的形式对农产品的产出产生影响，在引入农药要素后，生产函数形式可以表述为：（13）而在实际估计过程中，常将（13）式转化为对数形式（LichtenbergandZilberman，1986），即：（14）农产品生产投入要素通常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等，产出往往以实际产量来衡量。由于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验证农药投入对产出影响的正作用，加之微观蔬菜种植资本投入及劳动力投入难以准确衡量，在此仅以土地面积作为基本投入要素，产量则以蔬菜产值代替，其他投入要素均进入常数项。具体计量模型中，因变量为种菜收入（income），自变量主要包括菜地面积（land）、农药支出（expend）以及控制变量收入来源（job）、种菜年限（year）、大棚种植（greenhouse）、售前合同（contract）、合作社（cooperation）、宣传指导（train）、售前检测（check_be）、种植监管（supervise）等。回归方法主要采用了简单的OLS回归，结果见表4，其中（1）栏中自变量仅包括土地面积和农药支出两个基本投入要素，可以看出，农药支出与菜地面积均对蔬菜产值有正影响，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2）栏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农药支付对蔬菜产值的影响依然为正且显著，并且，大棚种植对蔬菜产值的增加具有促进作用，与预期相符，但种植年限却表现出负影响，尽管影响程度非常弱，说明蔬菜种植的经验并不能给菜农收入带来更多的溢出，另外宣传指导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宣传指导对菜农收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鉴于不同种植规模菜农对种植诉求存在一定差异这一假设，（3）栏为对种植面积大于1亩子样本（有一定规模的菜农）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农药花费依然对菜农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弹性，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以其他收入来源为主的菜农，收入要低于以种地为主的农户，可能原因或许由于以种地收入为主的菜农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在蔬菜种植上，因此会对收益产生正影响，另外，大棚种植的收益相对非大棚种植农户来说依然较高，而且，参加合作社对菜农收益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预期相符。总体来看，在不同的回归中农药投入对蔬菜种植收入的弹性均显著为正，说明农药的使用可以有效提高蔬菜种植的收益，检验了damage-abatement生产函数设定的正确性。

　　（二）对菜农农药用量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对菜农农药用量状况的度量，调查中主要涉及农药支出、农药施用次数与农药施用是否按说明书规定标准用量3个指标，因为样本涉及不同蔬菜品种，而每种蔬菜对农药的施用要求又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没有控制品种的条件下，农药支出及施用次数并不能成为衡量菜农农药用量选择是否规范的合理指标。因此，本文选择以是否按说明书规定标准用量来衡量菜农的农药用量选择行为。

　　王常伟顾海英

　　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选择逻辑及其影响因素

　　摘要农业生产者不规范的农药施用行为是制约农产品安全的重要因素，也是衍生食品安全风险的根源。为深入探究农业生产者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农药施用行为选择逻辑，文章以山东、河南、黑龙江、江苏、浙江等五个典型农业生产省份986个农业生产者的实地调研数据为例，在对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的个体特征、种植特征、认知特征、行为态度及政府政策实施情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剖析了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选择逻辑及其影响因素。统计结果显示，近九成农业生产者施用低毒高效农药，超过九成农业生产者认为不合理施用农药会给其收益带来风险。实证分析结果也进一步证实，农产品的主要生产用途与农业生产者对农药施用安全间隔期的认知分别是影响农业生产者是否按剂量施用农药、是否按安全间隔期施用农药的最主要因素。对农药不合理施用的风险感知、对农药残留的认知、务农年限、参加技术培训的态度、年龄、政府的宣传教育，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家庭人口数、种植面积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产生影响。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建立激励机制以提高农业生产者学习规范施用农药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普及规范施用农药知识以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宣传教育体系、实行差异化补贴政策以减少农业生产者因过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投机行为、严厉打击农药以假乱真现象、加强对农业生产者、农药生产商及销售商的监督管理以规范农药市场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产品安全;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

　　农产品安全生产是食品安全的重要源头，也是确保食品安全的根本［1］，其中农药施用是关系农产品安全生产的关键环节［2］。农药作为现代农业发展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其合理施用是提高粮食产量，减少人力投入，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保障。然而，农药毒性较强，不规范施用农药极易导致土壤板结，农药残留过高，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构成巨大威胁。部分农业生产者为追求市场效益，违反农药施用的有关规定，擅自加大农药施用量，缩短农药施用间隔期［3］，甚至施用禁止的剧毒农药，致使农产品农药残留严重超标，农药中毒事件时有发生［4］，引发广大消费者的心理恐慌。这一局面与政府监管薄弱和农业生产者的个体特征、认知水平、种植特征及行为态度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分析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为切入点，研究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的内在逻辑，剖析影响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的关键因素，探索规范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的科学路径与政策保障机制，推进农产品安全生产进程。

　　1文献梳理与评述

　　1．1影响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的个体特征

　　农业生产者的个体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所在家庭人口数、受教育程度及务农年限等要素。有研究表明，相关个体特征因素对不同阶段的施药行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一般认为，农业生产者的性别差异影响其对农药施用行为［5］，其中，男性农药施用行为较女性更加规范［6］。有研究发现，年龄因素是区分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量、施用频率高低的重要因素［7］，农业生产者年龄越大，越倾向于施用高毒农药，年龄较小，越倾向于施用生物农药、无公害农药［8］。另外，农业生产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其选择低浓度或标准浓度配药的概率越大，因此提高受教育程度能够从源头上减少农药配比过大等问题［9］。当然，也有研究发现，农业生产者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数、种地人口数等因素对不同阶段的施药行为有不同程度的影响［10］。此外，务农经验越丰富的农业生产者，对其个人经验的依赖性越强，基于过往的用药习惯，过量施用农药的倾向性越大［11］。

　　1．2影响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的种植特征

　　影响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的种植特征主要包括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农产品的主要生产用途、种植面积、农药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和劳动力投入成本等方面。研究发现农业生产者家庭的经济状况对是否采用农药新技术有一定的影响［12］，一些农业生产者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他们会根据自身条件和周围环境进行农药施用行为选择［13］。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对农业生产者决定是否采用绿色农药也有一定的影响，商品化程度越强，农药施用量越大，而以满足自身食用需要为生产目的农业生产者则更关注农药残留问题［14］。而农药施用行为不仅受生产用途的影响，还受种植面积的影响，农业生产者种植面积越大，其承受的预期农业收入风险与生态环境风险越小。因此适度增加农业生产者的种植规模已成为促进农业生产者增收、规范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的有效方式［15］。

　　2方法选择与模型构建

　　文章对变量之间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的目的在于清晰的了解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影响机理，当因变量是定性变量时，可以采用的模型有:Probit模型，Heckman模型，Tobit模型。当数据不符合常态分布时，可以采用Logit模型进行分析，本文主要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

　　3数据来源与特征描述

　　3．1数据来源

　　本文以农产品安全为基础，以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选择为切入点，基于调查问卷的形式，采用分层设计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由江南大学食品安全研究基地于2013年2－3月组织在校大学生，利用寒假期间进行了相关实地调查，以此获得调查数据。本次调查涉及以小麦为代表性农作物的河南、以蔬菜为代表性农作物的山东、以水稻为代表性农作物的江苏、以油菜为代表性农作物的浙江和以大豆为代表性农作物的黑龙江等五个典型农业生产省份的100个行政村的986个农业生产者。并针对性选取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选择相关变量作为分析的数据来源，用以研究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选择的内在机理及相关变量对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效果。

　　3．2相关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3．2．1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的范围与类型

　　(1)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范围。现代农业生产者的农产品种植多依赖于农药及现代化机械设备来提高效率，在农业生产者施用农药的可能性调查中，95．0%的农业生产者表示施用过农药，这足以说明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范围之广。

　　(2)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类型。在“农业生产者施用农药类型”的调查中，8．7%的受访者在农产品生产经营过程中主要施用高毒高效的农药;低毒高效的占86．6%，低毒低效的占1．6%，另外有3．1%的受访者主要施用高毒低效的农药。数据表明，农业生产者在选择农药类型时，大部分选择低毒农药，有一定的安全意识。但是农业生产者更看重的是高效农药，低毒高效与高毒高效所占的比例均高于其他。由此可以分析，农业生产者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施用高毒农药的可能性较高。

　　3．2．2农业生产者对农药施用的相关认知

　　(1)对农药残留的认知。在所调查的样本中，9．0%的受访者对农药残留根本不了解，其余91．0%的受访者对农药残留有不同程度的了解。数据说明大多农业生产者对农药残留有不同程度的了解，但缺乏全面的了解。在“您认为大量施用农药会造成农药残留”的调查中，53．7%的农业生产者认为经常或大量施用化学农药应该会造成农作物农药残留，所占比例最大;其次认为肯定会造成农作物农药残留的比例为22．2%。应该不会和不清楚的比例分别为6．3%和17．3%，肯定不会的比例最小，仅为0.5%。

　　(2)对农药施用安全间隔期的认知。数据显示，农业生产者对于农药安全间隔期的了解较差，完全不了解和基本不了解占10．1%和11．0%，相对于农药残留的了解较少，导致在农药施用过程中没有节制，人为缩短农药施用安全间隔期。在调查“农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对安全间隔期的考虑程度”中，24．3%的受访者表示总是会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考虑到农药施用安全间隔期，39．0%的受访者表示经常会考虑，19．8%的受访者表示偶尔会考虑，11.2%的受访者表示很少考虑，只有5．7%的受访者表示完全不会考虑。以上数据可以说明，在了解农药的安全间隔期的前提下，绝大多数农业生产者会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考虑到农药间隔期，而且总是会考虑和经常考虑的比例较大。

　　参考文献：

　　［1］江激宇，柯木飞，张士云，等．农户蔬菜质量安全控制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北省藁城市151份农户的调查［J］．农业技术经济，2012，(5):35－42．［JiangJiyu，KeMufei，ZhangShiyun，etal．AnAnalysisofFactorsAffectingFarmers'WillingnesstoVegetableQualityandSafetyControl:BasedontheSurveyof151FarmersinGaocheng，HebeiProvince［J］．JournalofAgrotechnicalEconomics，2012，(5):35－42．］

　　［2］郑风田，赵阳．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与对策［J］．软科学，2003，(2):16－20．［ZhengFengtian，ZhaoYang．OurCountryAgriculturalProductQualitySafetyProblemsandCountermeasures［J］．ChinaSoftScience，2003，(2):16－20．］

　　［3］MorrisML，DossCＲ．HowDoesGenderAffecttheAdoptionofAgriculturalInnovations?TheCaseofImprovedMaizeTechnologyinGhana［J］．AgriculturalEconomics，2001，(1):27－39．

　　王建华1，2，3马玉婷1，3刘茁1，3山丽杰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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