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活动、科学文化土壤与高端科技人才集聚

　　摘要：通常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人才集聚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对于高端科技人才来说，这一论断并没有相应的直接证据支持。本文以“杰青”和 “长江学者”的区域分布为例，对高端科技人才集聚与经济因素、研发活动、科学文化土壤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发现经济因素对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缺乏较强的解释力，研发活动、科学文化土壤与高端科技人才集聚具有更强的相关性，并据此对高端科技人才的政策安排提出了相应建议。

　　关键词：研发活动，科学文化土壤，人才集聚，高端科技人才

　　一、引 言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产业结构持续不断升级的过程，经济体产业结构的升级依赖于内在要素禀赋的升级[1]。在所有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要素禀赋中，人才禀赋的重要性首当其冲，因为人才禀赋不仅是发展知识经济的基础，也是推动其它资源要素禀赋升级的核心动力。人才中最稀缺、最关键的是高端科技人才，高端科技人才既是新知识、新技术的主要创造者和发明者(科学计量学的“洛特卡定律”和“普赖斯定律” [2]早已表明科学领域同样存在着“二八定律”)，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引领者，因此，实现高端科技人才的集聚无疑是国家或区域提升人才禀赋的重要途径。

　　科技人才集聚是人才资源流动过程中的特殊现象，是指科技人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某些区域汇聚的现象。在所有影响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因素中，一般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科技人才集聚的决定性因素[3][4]，不过对于高端科技人才来说，这样的结论并不一定成立，因为它无法解释国内与国际上许多相对富裕的地区其高端科技人才反而严重匮乏的现象。这充分说明，经济决定论在解释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现象时并不是很成功，这既反映了人才内在偏好的多元化，也反映了人们对于偏好排序的差异。本文认为在影响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因素序列中，可能存在其认知权重高于或同等于经济因素的要素。如果存在，那么这种(或这些)因素到底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影响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本文力图通过实证研究，回答以上问题，弥补国内有关高端科技人才集聚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同时也为国内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一个侧面的参考。

　　二、研究假设

　　高端科技人才，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得到同行专家评价和确认，对某领域某方面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并处于领先地位，正在发挥引领和带头作用的高级科技人才[5]。与一般科技人才相比，高端科技人才除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深厚的专业功底、突出的创新能力、卓越的贡献和广泛的影响等许多显性特征之外，还具有需求层次的高端性、成就动机高、事业心强等隐性心理特征[6]。外在的显性特征只是对人才的一种功能性描述，真正影响人才流动的原因则来自于人才的隐性心理特征。不论是什么层次的科技人才，从其自身的角度来说，流动都是一种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基础之上的理性选择。这里的成本、收益并不仅限于经济方面，如收入、流动成本等，还包括一些非经济方面因素，如家国情怀、兴趣爱好、事业成就、生活环境、心理需求等。换句话说，在人才个体的流动过程中，总是存在着有形与无形的心理博弈过程，而博弈的结果取决于各种偏好在内心中的权重排序。

　　把经济因素看作是影响科技人才流动的最主要因素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既满足了“经济人”假设对于人的行为的判断，也比较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人的内在需求的揭示，还与经济学家马歇尔[7]的“产业集聚—人才集聚—经济发展”的三者良性互动的逻辑相吻合，这一观点早已被学术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所支持[8][9]。更重要的是，用经济因素来吸引人才是一种当下可见的标准，而其他标准则是不可见的，它给个体的判断增加了不确定性，而理性人往往又厌恶不确定性。尽管如此，对于高端科技人才来说，仅把经济因素作为他们流动的最主要因素却又是不严谨的，首先在逻辑上它是不成立的，因为大样本(科技人才)的统计特征并不适用于大样本的某种子集(高端科技人才);其次在这方面也没有相应的实证研究可以支持这种说法，倒是有一些调查研究的结论与之不符，例如王成军[10]等的调查研究就表明影响高学历科技人力资源流动的最主要原因是事业成就动机而非经济因素，崔炤琨[11]等对北京“海聚创业人才”的调查研究则显示“高校/科研机构的研发资源”是吸引“海聚创业人才”来京创业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重新认识。

　　抛开经济因素，分析或推导影响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其它重要因素，不妨从高端科技人才的价值实现入手，因为较一般人才，高端科技人才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更强烈地期望他们的成果和价值在专业领域内获得同行的承认，以及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同[5]。科技人才价值实现的最重要方式—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科技进步，这一点对于作为科技进步核心力量的高端科技人才来说尤其适用。而科技进步是科学家、科学共同体、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科学家创新成果的获得与应用，既离不开科学家自身的不懈努力，也离不开科学共同体的支持以及社会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影响[12]。因此，对于高端科技人才来说，为了实现其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其理性的选择是寻找创新制度比较先进的地方，就职于创新资源丰富、科学文化氛围浓郁的机构，从而有利于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取得最大可能的创新成就，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基于以上逻辑，结合笔者早期的研究成果[13]，笔者尝试检验以下两个假设：①研发活动是区域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直接影响因素;②科学文化土壤是区域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关键影响因素。之所以选择研发活动和科学文化土壤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前者是国家支持科学发展与技术创新的主要制度安排[12]，而后者是科技创新成果产出的基础文化因素[14]。以下部分将结合“杰青”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和“长江学者”的区域分布来验证上述假设。

　　三、研发活动与高端科技人才集聚

　　研发活动是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研发活动既是推动科技进步与创新的基本途径，也是集聚人才的重要方式。研发活动集聚人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研发活动可以吸引科技人才，研发活动本身需要大量人才的参与，这直接拉动了对科技人才的需求，而科技人才也需要借助研发活动作为载体，来实现其能力与智慧的释放;其二，研发活动可以培养科技人才，研发活动是一种具有明确目标导向的创新过程，它需要在一个特定时间内，把各种相关知识整合起来用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从而可以有效地激活和优化个体的内在知识网状结构、盘活组织机构内那些沉淀的知识和能力要素，使个体和组织表现出极高的创造性，促进人才个体的成长和人才群体的涌现。而人才集聚的实现途径不外乎两种：引进与培养，因此，研发活动本身就是科技人才集聚的良好途径。

　　为了考察研发活动与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关系，本文采用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作为衡量研发活动的指标，将 2006—2015 年十年间各省市总研发经费和总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作为变量 x 和 y，计算出各省区的研发经费平均投入强度值(x/y)并作为自变量 X1;选取杰青、长江学者的区域分布数作为各省市高端科技人才集聚度的样本指标，其中 1994—2015 年间的杰青区域分布数作为因变量 Y1，1999—2015 年间的长江学者区域分布数作为因变量 Y2;考虑到目前常把经济因素作为影响人才集聚的最主要因素，所以统计出 2006—2015 年间各省区的人均 GDP 平均值，将其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并计作自变量 X2，对研发活动与区域经济因素影响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差异性进行比较。研究中选用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作为衡量研发活动的指标，一方面这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科技投入强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另一方面是因为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与人均 GDP 都排除了人口规模的影响，从而使二者具有可比性。以上数据中统计年限并不完全一致，主要是由于早期研发数据的不完整性造成的，不过考虑到早期研发数据体量过小且样本采用的是均值数据等因素，这个瑕疵对总体趋势分析的影响可以忽略。具体数据如表 1 所示。

　　基于以上数据，运用 SPSS16.0 统计软件，将杰青、长江学者区域分布数分别与区域研发投入强度、区域人均 GDP 进行斯皮尔曼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相关性分析表明：杰青区域分布与研发投入强度、人均 GDP 这两项指标均在 0.01 显著性上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916、0.599，长江学者区域分布与研发投入强度、人均 GDP 这两项指标均在 0.01 显著性上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921、0.605，而且杰青区域分布、长江学者区域分布与研发投入强度都呈高度相关性，与人均 GDP 都呈中度相关性，表明研发活动相对于经济因素对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假设①得到验证。此外，长江学者区域分布与杰青区域分布也在 0.01 显著性上高度相关，相关系数为 0.946，由此可见，虽然“杰青”和“长江学者”人才项目不同，但是二者人才分布具有趋同性。

　　考察研发活动深度影响高端科技人才集聚的背后逻辑，笔者认为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不容忽视：一个是高端人才往往更重视自身的事业发展，另一个则是科技创新的现代特征。相对于一般科技人才，高端科技人才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期望通过创造性劳动来取得科技创新上的成果，从而获得科学界的承认和精神上的满足，体现其自身的非凡价值。研发活动则恰好可以为这种愿望的实现提供一个不可缺少的平台，研发投入强度越高，说明区域对研发活动和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越高，从而在研发资源和研发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力度越大，对人才的需求力度和对人才投资的力度也越大，因而更有利于人才的快速成长和创新成果的产出，人才的自我实现的需求越容易获得满足。另一方面，在当前知识经济快速发展而科技竞争又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下，科技创新也表现出一些新特点：科学技术的专业化与复杂化趋势使科技创新的难度显著增加，风险越来越大;“实验型”科学知识生产全面渗透并影响科技创新活动[15]，大科学实验装置与尖端科学实验设备成为重大科技创新的基本工具;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区域人才的合作与交流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组织形式;科技创新对研发资金的依赖越来越强，动辄上亿资金需求的研发活动越来越多。以上所有这些都直接使得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成为科技创新的必要前提，研发资金的高投入已成为科技活跃度的一种直观指标，这导致高端科技人才更乐于向研发投入强度较高的区域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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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活动、科学文化土壤与高端科技人才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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