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印殖民政府的中印边界政策：差异与协调
摘要：自印度殖民政府成立以来，围绕在西藏的贸易收益、政治特权及边界划定等问题，英国政府与印度殖民政府互动与交涉频密。由不同的机构特质确定的视角差异，导致英、印在一系列问题上显现出不同的政策倾向，二者互动的结果也最终确定了对西藏的政策输出。探究英政府及印度政府对同一问题不同的政策考量，有助于解读英、印的政策初衷及其对中印边界问题产生的影响。为具体说明英国与印度殖民政府不同的政策立场及相互间的协调，文章以中印西段边界线、寇松前进政策与荣赫鹏侵藏事件、辛亥革命前后印度新边界构想作为案例，详细分析了英、印相关政策的由来、互动及确定，以此揭示英、印对西藏及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轨迹及隐含规律。
关键词：中印边界；印度殖民政府；西藏；英国政府；政策差异
英国及印度殖民政府涉及西藏及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一直以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对于边界问题的缘起、英帝国的政策考量、印度政府推进边界的举动，马克斯维尔以时间为序，客观、详尽地展示了这一问题发展的整个过程。兰姆在考察西藏及边界问题时，更多围绕麦克马洪线的产生，展示了英国与俄国、中国的多方博弈，视角更为宏阔，细节把握也比较清晰。高希则以西藏为焦点，阐释了英（印）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以及这些政策产生的背景、实施及其影响，作者更多的是立足于维护印度利益的立场，论证印度边界政策的合理性。在国内学者中，吕昭义对英国在西藏发展贸易、扩展影响及蚕食边界的政策及行为有极为详尽的探讨，同时也指出寇松任印度总督时与英内阁在边界问题上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张皓对中英噶厦两国三方的关系演变进行了梳理，以此说明西藏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对中英关系、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的影响。虽然，国内外学者围绕西藏及中印边界问题有较多研究，但对印度殖民政府——通常作为政策建议提出者和英政府——作为决策者之间的沟通与分歧，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在此问题上，以英国外交部、印度事务部乃至英国驻华公使为代表的英国政府，其政策初衷、立场、相关政策所依据的原则，与印度殖民政府有着微妙而又明显的差异，由此也决定了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紧密互动与反复协调。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及重视程度，研究者的关注存在着明显不足。本文拟从这一路径出发，考察英、印政策的差异与协调、在几个关键领域的交涉过程，探讨双方不同的政策考量及背后的博弈及最终影响。
一、中印西段边界线
中印西段边界划界的缘起，来自英国控制下的克什米尔统治者古拉伯·辛格（Gulab Singh ）对西藏的入侵，英国人对辛格的野心深感忧虑，担心中国会把“（辛格）入侵中国领土归咎为英国政府的挑动”。为消除古拉伯·辛格的暗中扩张行为，英国与之签订了阿姆利则条约，条约中规定了标定西藏和拉达克之间的边界。同时，英国人希望从此消除“东方一切纠纷的最通常起因，即未定的边界”。由于当时英国在北京尚没有派驻使团，1846年英印总督哈定（A.hardinge）通过英国香港总督向清朝两广总督耆英呈交信函，相同内涵的信件也呈交给了驻藏大臣，表达希望划定克什米尔与西藏边界。耆英对英国的意图颇为怀疑，同时认为“克什米尔与西藏，既有相沿旧址可查，自应各守旧疆，无庸再行勘定”。在得到清廷谕令后，清官员也派员细心查访，并未会见英国划界委员。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认为清政府对划界一事极为推诿，声称未见划界代表前往议事，遂自行组织划界委员会，经过两年工作，划定了从班公湖（Pangong Lake）到司丕提河谷（Spiti river）的界线。这条英国官员自行划定的边界线，存在着从班公湖到喀喇昆仑山口继续往北延伸的一段空缺。后来印度测量局的约翰逊根据其冒险之旅，提出一条边界线以弥补边界划线的空缺，该线将阿克赛钦以及喀喇昆仑山以北地区都划入克什米尔境内。英国对约翰逊的边界划线产生的领土要求表示赞同，并在之后出版的多本地图集上反映出来。在1868年对克什米尔、拉达克和巴尔提斯坦或小西藏勘测的部分分段影印版地图集中，“约翰逊线”成为克什米尔的边界。与伦敦方面的态度相比，印度方面对约翰逊计划反应平淡。当时的英属印度总督兰斯顿（Landsdowne）认为：喀喇昆仑山脉与昆仑山之间的地带极难通行，价值不高。俄国人对这块区域未必有意，相反，若把这一区域让给中国会更加有利。中国在这一区域的强大，会起到阻碍俄国推进的作用。
二 、寇松前进政策与荣赫鹏侵藏事件
寇松接替埃尔金任印度总督后，急于改变前任的外交政策。基于在印度事务部及外交部工作积累的对印度事务经验，以及清政府在处理西藏与英属印度关系时表现出的软弱、退让等，使得寇松希望与西藏发生直接联系，以改变西藏的地位。在给印度事务部的汉密尔顿的信件中，寇松认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仅是个闹剧，可以对西藏事务作出安排，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使西藏转变为印度与俄国之间的缓冲国。
恰逢此时，俄国人在西藏的活动日渐明朗。俄国人在西藏进行的科学考察，在印度政府看来只是间谍活动的托词。在给汉密尔顿的信中，寇松说：几乎无可怀疑的是俄国人同拉萨已经建立了联系，我们迄今所实行的政策是错误的，必须予以改变。这一时期，英国人认为俄国在中亚地区的地位明显居于优势，这种状况势必会对印度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俄国人在中亚越强，英国在印度就越弱，而且就越愿意在欧洲重修旧好。”寇松认为如果英国对俄国在西藏势力的扩展置之不理，作为周边大国，英印将会成为缺席裁判的一方，因此必须同西藏取得联系，达成协议。
三、1910年前后印度政府的东段边界政策
19世纪末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清廷中一些有作为的官员力图实现在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恢复中央在边陲区域的行政权和影响，这在蒙古、新疆、西藏都有体现。1906年张荫棠开始尝试改革西藏的行政管理，并逐渐扩展在部落地区的管辖范围。至1910年，察隅、波密已处于西藏的有效管辖范围之内。这些地区与英国人间接控制的阿萨姆山区的部族地区接壤，从而成为中英相互竞争的目标，尤其是印度政府把中国在西藏权力的巩固和影响的扩展视为对边界地区安全的威胁，提出应改变原有“精明的无为政策”加以应对。
四、结语
梳理英国方面与印度政府围绕西藏及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与协调过程，可发现双方在政策初衷或执行方案及具体认识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在中印边界西段划界问题上，英国方面的政策初衷是服务于英、俄“大博弈”的需要，制衡俄国在中亚的影响，避免俄国扩张影响危及英国在印度的特殊利益。在边界走向的划定方面，既要达到政策初衷，同时又要顾及中国可能的反应。印度政府在边界划定问题上，因对边界功能、考量的认识并不深入，主动的政策建议较少，基本保持与伦敦方面政策目标的一致性，仅在执行方案及具体认识上有一定的分歧，对政策的推行不构成影响。到寇松任印度总督之时，开始推行前进政策，意图排斥中国中央政府的参与和影响，直接与西藏发生联系，变西藏为英国保护国。伦敦方面既有意在西藏的扩展，遏止俄国势力的渗透，维护印度安全，同时又以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为前提，避免招致中国政府的抗议。在此政策目标下，英国并不同意寇松武装使团进入拉萨的计划。当时国际格局及态势的发展需要英国调整与俄国的关系，避免在远东问题上的激烈竞争，维持在西藏问题上相对稳定和均衡的局面，寇松派遣荣赫鹏远征及其后续影响显然引起了俄国的疑虑，并致使当时英国与清政府的关系陷入更多的困境。这一时期，也是英国与印度政府政策碰撞最为激烈、互动与交涉最为频繁的时期。在哈定任总督时期，英、印两方政策差异比较小，印度方面也基本顺应英国政策进行调整，仅在部分执行方案上有一定分歧，这也使得两方的交涉与互动相对平和。
刘红良
《英印殖民政府的中印边界政策：差异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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