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

来源：职称论文发表咨询网作者：田编辑时间：2021-03-26 09:46

　　摘要：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针对当前城市社区治理暴露出的结构性问题和系统性风险，需要重新审视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的结构要素，重构治理逻辑，在充分考量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状的基础上，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技术、治理效果等角度探究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阐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习近平同志更是强调要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如何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结构发生深刻转型、城市社区形态发生深刻变革的基础上，转变治理理念，提升治理能力，成为新时代重点关注的热点问题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事实与价值：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逻辑必然

　　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和政府为应对城市社区建设和治理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作出的主动回应。溯源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历程、治理逻辑和实践走向，深刻地揭示了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所蕴含的历史价值、理论价值、社会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遵循社会治理历史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与目标，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深刻反映了现代中国革命建国、发展富国、治理强国的治理现代化发展演变的历史逻辑。”[2]显然，理想型的社会治理是中国共产党长达百年探索追寻的执政追求和奋斗目标。为实现美好愿景，社会治理历经了“统治-管理-治理-善治”等发展变迁，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也在顺应时代变革中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形成了“适应-调整-转型-匹配”等周期性飞跃发展的历史脉络，促推城市社区治理能力为契合新的时代特色、新的基层实际不断转型升级，实现有效治理。由此可见，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正是对百年来我国探索基层社会治理之道的历史总结，也是遵循社区治理逻辑、治理规律的实践选择，更是响应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转型与发展前景的长远谋划。

　　（二）牢牢把握中国之治理论逻辑的根本遵循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3]作为新时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指向和奋斗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治理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在中国社区治理实践中不断传承、创新和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理论。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不断理顺“政府-社区-居民”三者之间关系，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协商民主、技术赋能等实现更为有效的基层治理，增强基层群众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更加科学认识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筑牢“中国之治”的基石。由此可见，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服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动力支撑，是新时代推进中国之治理论逻辑的根本遵循。

　　二、结构与要素：城市社区现代治理能力的分析框架

　　准确理解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厘清城市社区现代治理能力的结构要素。实践表明，城市社区治理能力能否实现现代化，主要取决于治理主体、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方式、治理技术等要素的现代化。

　　（一）党组织的领导能力

　　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学者认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最本质的特征是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切实发挥其领导核心作用，是创新城市社区治理路径的关键。”[5]可见，筑牢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思想共识，提升党组织全面领导能力，是实现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从社区实践来看，城市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起到了总揽全局、配置资源、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其政治引领、组织引领、思想引领、文化引领等能力直接影响社区治理效能。荣获“2019年度中国十大社会治理创新奖”的广东佛山顺德、禅城、南海区以及四川成都绵江区的成功经验都在于坚持党建引领；治理水平较高的武汉“百步亭社区”、上海“上港社区”、成都“锦绣社区”等都在社区治理中创新实施“党建+”，党的领导能力得到了充分彰显。因此，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任务是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着力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在组织领导中推进社区共建、资源共享、机制共通、能力互补，将党组织的政治能力、组织能力、宣传能力等转化为治理优势。

　　（二）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运行效率

　　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取决于治理结构的优化程度和运行效率。只有科学合理、运行有序、上下联动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才能推动治理理念、权责关系、治理方式等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从而孕育出现代化的城市社区治理能力。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的“一核一网多元共治”“大共治”“共享社区”“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多元协同治理”等治理创新案例，代表了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彰显了现代治理结构多元性、复合性、联动性、高效性等特征，充分调动了城市居民、社会组织等参与社区治理，体现了广泛的基层协商民主，避免了“集体行动困境”与“搭便车问题”，增强了社区治理有效性和优越性。实践表明，合理建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理顺城市社区治理主体间的相关关系，提高治理主体参与水平与能力，推动形成基层政府、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等多元协同、平等协商、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现代社区治理共同体，对提高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实践与探索：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考量

　　为深入了解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情况，课题组深入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4个乡镇街道22个城市社区，通过调查走访、座谈交流、资料查阅等方式实地调研。结果显示，浏阳市在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迈出了有力步伐，取得了一定实效。

　　（一）深化社区集成改革，增强党组织的领导能力

　　浏阳市坚持“强改革、提素质、优效能”，积极探索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推进社区综合改革，促推治理能力提升。一是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淮川街道9个社区统一实施街区行政体制改革试点，取消街道招商引资、协税护税职能，全面取消社区“一票否决”事项，主要履行加强党的建设、组织公共服务、维护社区安全、保障社区自治等八项职能，行使规划参与权、职能部门反向考核权、辖区重大决策和项目建议权等七项职责，使城市社区集中精力抓党建强服务。二是推动社区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选贤任能的社区工作者选拔机制，由街道统一选聘社区工作人员，优化组织结构；注重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建设和组织培养，统一安排后备干部到先进社区挂职锻炼；打通社区工作者晋升通道，3年共招录8名城市社区工作者到机关任职或担任领导职务。通过改革，城市社区工作者年龄、学历、能力结构等得到优化，社区两委班子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党组织领导能力不断增强。三是推进社区执法机制改革。为解决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浏阳市在城市社区率先实施“部门联合执法”等改革，指向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纠纷调解、垃圾分类等治理难题，打破行政壁垒，提高基层党组织资源统筹、组织领导能力。

　　（二）构建多元治理格局，提升社区协同治理能力

　　按照“多元协同、社区共治”的治理思路，浏阳市积极打造“党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治理新格局。一是构建“党建+微网格”治理格局。浏阳市以微网格为依托，将城市社区划分为若干微治理单元，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到人、设岗定责，构建了“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党支部（党小组）—微网格”四级联动的全域网格化治理新单元，形成街道党政领导干部、社区工作者、在职党员、志愿者等多元共治格局，实现城市社区协同治理。二是构建“党建+驻社区单位共建”治理格局。为增强城市社区治理合力，浏阳市创新实施“城市社区+市直部门+企事业单位”合作共治格局。2019年，淮川街道社区党组织与辖区45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签订党建共建协议，部门单位与社区实现共享党建阵地45个，31名部门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到社区担任兼职委员，有力解决了社区资源不足的局面。三是构建“党建+居民自治”治理格局。浏阳市在党建引领基础上，鼓励发展城市社区各种居民自治性组织，如“红帽子志愿服务队”“义工联”等，汇聚民智民力，发展协商民主，充分发挥自治组织政策宣传、民情收集、促进和谐、推动发展等职能，在协同治理中有效破解城市社区治理难题，促推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目标与方向：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从浏阳市推进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来看，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政务改革、方式创新等实践增强了社区治理能力，但与现代化的治理能力要求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党建引领功能、多元主体协同、社区组织培育、治理技术运用、治理效果提升等能力结构，需在创新发展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一）加强党的建设，提升党组织统筹引领的系统治理能力

　　从治理规律和实践来看，用城市社区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发挥党组织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要任务。

　　1.转变治理理念。转变“政府统揽、社区包办”的传统治理理念，强化党建引领，明确社区权限，推动治理重心下沉，让资源、服务、管理下放社区，促使治理主体由政府主导向协同治理，治理方式由被动分散向主动精准，治理技术由简单粗放向智慧高效，治理效能由政府评价向群众测评等现代化社区治理理念转变，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城市社区治理体系。

　　2.加强组织引领。把加强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城市社区治理的主线，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多元互动、全面融合”的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新路径。加强街道、城市社区党组织对社区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准政治方向，明确工作重心，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和机制引领等，促使城市社区着力提升治理能力，更好地服务改革发展、社会民生、党员群众。

　　（二）优化治理结构，提升多主体共建共治的协同治理能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能力，成为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1.重构社区治理单元。以政府服务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现代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为目标，进一步理顺“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党支部（党小组）—社区自治组织”关系，明晰权责，摸清实际，细化治理单元，拓展网格化服务管理，推动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域覆盖、精细精准的城市社区治理新单元。

　　2.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完善群众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等作用，积极构建“街道+社区+驻区单位+自组织”等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搭建“基层党组织当舵手、街道社区抓服务、驻区单位和社会组织聚合力、社区居民齐参与”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打造城市社区组织共建、决策共商、问题共治、资源共享等社区协商共治机制，激发社会活力，促使社区党员、在职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志愿者等发挥各自优势、有效参与治理、积极发挥作用、形成治理合力。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05.

　　[2]赵耀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DB/OL].(2019-11-25)[2020-05-10]

　　[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3.

　　[4]习近平谈社区治理：提高社区效能的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DB/OL].(2020-07-24)[2020-08-10]

　　[5]王海荣，闫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问题与发展[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2):30-37.

　　[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周　波

《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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