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河南社会经济的衰败及历史影响

　　摘要：河南曾经长期是封建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其从南宋开始社会经济逐渐衰退，至晚清更是衰败，全面落后于江南地区。这种衰败对区域文化事业、经济发展和人口素质、人民性格形成都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晚清时期；河南；社会经济；衰退；影响

　　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其经济社会在封建时代长期居于领先地位，人口密集，农业发达，在许多方面都具有优势，经济总体上保持着强势的发展势头。但从南宋开始，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河南的社会经济发展不断走下坡路，并逐渐丧失了经济重心地位。尤其是在晚清时期，虽然河南省内个别区域、个别行业得到较快发展，但省域经济社会在整体上是沉沦衰败的，区域整体实力与江浙地区差距越来越大，在的经济地位也由曾经的中心逐渐走向边缘化［1］(P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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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晚清河南社会经济衰败的主要表现

　　晚清时期河南社会经济的衰败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既有传统农业、手工业、商业等优势的丧失，也有新兴工矿业、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滞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经济逐渐落后

　　晚清时期，河南整体上仍处于自然的农业经济时期，农民和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但分散的小农经济导致农业效率低下，农田水利不兴，农业经济比较落后，农民日益贫困，农村日益凋敝［2］(P19)。河南巡抚尹会一曾指出，“南方种田一亩，所获以石计；北方种地一亩，所获以斗计。”原因是，“不知地多则粪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而人事疏矣。”［3］(卷二乾隆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技术不精，投入不多，导致广种薄收，农业效率低下，如正阳“牛一犋约种田百亩，业不精而收薄”［4］(卷九《风俗》）。鄢陵“昔为声名文物之区，百年以来，风流稍歇......田无水利，旱则不能植，潦则水无泄处，致伤田禾。皆缘愚民爱惜土地，只顾目前，不肯开沟渠耳”。晚清时期河南的农业发展水平与南方相比，差距已经很大，就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当江南地区农民的集约经营出现向资金投入倾斜的趋势时，河南农民的集约经营还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5］（P2105）。据统计，清末河南全省约有60%的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但地主阶级仍按照封建实物租佃形式让农民耕种，佃农没有经营主动权，也没有生产积极性；加之租佃较高，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民日益贫困。随着农民贫困化的加深，清末河南全省的高利贷活动十分猖獗，贷款最低以三分行息，贷粮多以“加三”即春荒时借麦一斗，麦收后加三成息粮偿还。有些地区佃农佃地时欠交的押租也要转化为高利贷偿还，高利贷与地租剥削交织在一起，农民更加穷困不堪。无论是与同期的江南地区相比，还是与河南之前的历史时期相比，清末河南农业发展的穷困面貌已经十分明显。

　　（二）近代民族工矿业发展迟缓

　　19世纪50年代后，南北各省都纷纷开展洋务运动，兴办近代机器工业，唯独中原迟迟不动。后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兴办近代工业时，也主要是兴办军事工业，而且起步的时间晚，规模也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河南官方才开设了第一个近代工厂———河南机器局。河南巡抚刘树棠在上奏中说：“河南机器局规模甚小，若遵荣禄所议，兼造各式军械，财力实有未逮。”［6］（卷三八九《工务考》）民族工业资本亦十分幼弱，河南地处内地腹里，在晚清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冲击较小，自然经济仍然十分顽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重重阻碍，民族工矿业规模也不是很大，采煤业尚可圈可点，但规模也偏小，产量不大。据统计，光绪二十年（1894）前，全国民族资本经营的有规模的近代工矿业133个，而河南省却是空白。进入20世纪直到清廷垮台，河南省内近代民族工矿业虽然出现了20余家，但由于资金匮乏，规模都不是很大，且以官僚资本为主，民间资本份额很小。光绪三十二年（1906），郑州一地所产红枣总值就相当于当时全省工矿企业资本总额的1.5倍，反衬出河南民族资本力量之弱小，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之低。

　　二、晚清河南社会经济衰退的原因分析

　　晚清河南社会经济的全面衰退，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的客观原因，如自然环境变迁、水旱灾严重、历史机遇缺失等，也有内部的主观原因，如思想观念落后、改造自然主动性不足等。

　　（一）自然灾害频繁

　　晚清时期河南的自然灾害日趋频繁和酷烈，尤其以光绪三年（1877）的大旱灾震惊中外，河南灾民近200万人。史料记载，在同治十二年（1873），河南已经是连年缺雨，到光绪二年、三年，旱灾日益严重并遍及全省。是年夏、秋两季均绝收，米价比平时高出10-20倍，田产、衣物、器物，即使值百作一也无买主，家禽、家畜被宰杀一光。河南全省无数家庭、村落无一人存活。如豫西的新安县人口由原来的219475人减少为50894人，在旱灾中损失70%以上的人口［16］（P134）。与旱灾同样肆虐的是水灾，进入清代以后不再大规模治理黄河，原本脆弱的水利设施对地方造成严重的危害。19世纪下半叶，黄河就发生较大决口10多次，每一次都让辛苦集聚的社会财富荡然无存。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传闻附郭三万家，横流所过成荒杀。水面浮尸乱如麻，人家屋上啄老鸦”［17］（卷四《河决行》）。水灾还造成地形地貌发生改变，域内众多通航的河流淤积干涸，众多因河而生的商业重镇如朱仙镇、周家口等衰落，泛区内的土质退化，泥沙淤积、土壤沙化、盐碱化严重，土地板结，耕作困难，“沃壤半被沙压。沙地仅可植豆，而连年干、溢，几成石田。其不至流离失所、辗转为沟中之瘠，亦几稀矣”［18］（卷十《物产》）。时至今日，豫东地区仍然有很多很难种植的盐碱沙地。总之，晚清时期河南遭受自然灾害的频次和危害程度与历史时期相比，都是越来越严重，“地利”条件的丧失导致河南经济活动的地理空间不断受到压缩，而这是晚清河南社会经济衰败的重要外在因素。

　　（二）移民外迁的影响

　　河南历史上多次因发生战争等天灾人祸导致大规模的移民浪潮，每次移民南下都造成高素质的人才、掌握丰富生产技术和资本的劳动力大量外流，“绝城境为墟，来居者多汴、洛能远迁巨族仕家”［19］（卷八《风俗》）。尤其是北宋灭亡后，一些文化素养高的世家大族、富贵之家和社会精英不断携带巨额财富离开中原故土，这种移民活动一直持续到清代，移民时间之长、数量至多，世所罕见。如太平天国战后，仅豫南信阳的光山县移民到苏浙皖赣的人数就超过了100万人，罗山县超过30万人［20］。外迁移民将积累的财富及优势文化资源带离了故土。如太平天国战后移民浪潮中，河南信阳商城县的著名学者程沽荪举家迁移到安徽广德，在当地开设私塾，让当地“风气大变，文学大兴”［21］。而留下来的人，多是本分、服从、封闭、保守的人。可以说，清末河南的人力、财力在不断的移民中耗散，人口综合素质不断下降，减少了大量可以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户口耗减、田地荒芜，生产几乎停滞，让社会经济的复兴与发展失去了深厚的可支撑的人力和社会资本［22］。因此可以说，人口数量和质量所构成的“人和”优势的减弱，是晚清河南经济社会衰败的重要原因。

　　三、晚清河南社会经济衰退的历史影响

　　正如明代章潢所说：“故今之中原，非古之中原。今日之中原，已于古偏方无异。而古之中原，乃在今东南偏方之域矣。徇名而责实，必有轻重之当，议者可不深考云。”［28］（卷三四《论西北古今盛衰》）晚清经济社会的不断衰退让河南也由中心逐渐被边缘化，其历史影响是深远的。

　　（一）导致晚清时期的河南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地位的全面下降晚清河南在全国经济地位下降

　　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越来越滞后于沿海及周边地区。以农业田赋为例，宣统元年，河南为6995046两，人均0.22两；人口占全国总数的7.5%，位列全国第四，但田赋总数却只位列全国第11位，占全国田赋总数264006275两的2.6%。而同年江苏田赋为50242060两，人均1.48两，是河南的近7倍，全省田赋总数是河南的7.18倍［6］（卷六八《国用考》六）。田赋收入是封建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这说明晚清河南在经济地位中已经日趋边缘化。河南经济地位的边缘化也带来了河南地方战略地位下降，最能反映河南战略地位下降的就是地方驻军和驻防军事长官的职级变化。以清末绿营兵为例，河南是10468人，仅多于安徽的9364人和台湾的8268人［27］（卷一三一《兵志》二）。同时，驻防河南的军事长官职级亦较低，清代各省驻防军官有一、二、三品之别，河南当时的驻防军队最高军事长官是城守尉，属品级最低的三品。很显然，在清廷的心中，河南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地位是最低下的省份之一。文化上，晚清河南抱残守缺，地方士子不愿弃旧从新，建树不多，文坛平静沉寂，黯淡无光，“词章之学，远逊东南”［29］(P1)。原来在北方能够与陕西关中文化、直隶畿辅文化“三足鼎立”的中原文化成为“三足”中的一条短腿，在区域文化竞争中日益落后［2］（第八卷，P10）。因此可以说，晚清河南经济衰退导致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地位全面的边缘化。

　　（二）导致晚清时期河南地方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

　　河南人口数量向来众多，北宋时占全国的6.4%，明代占5.9%，乾隆四十五年（1780）占到全国的7.3%,位居全国第六，发展到宣统三年（1911），河南人口总数位于全国第四，达到3000万，131年间增长了1.52倍。但由于人口数量优势没有带来社会发展的优势，反而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特别是由于经济社会的长期衰败，导致河南在进入民国后民不聊生，社会生存环境日益艰难，人口流亡数量大量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明显增加，“河南一省，皆殷、周畿内，燕、赵之间，亦夙称富国。今则地成旷土，人尽惰民，安得不穷困而为盗贼？”［27］（卷三七四《姚文田传》）“自庚子以后，百物昂贵，谋生日艰，游惰日众，富者率入于贫，贫者率流于盗，十百成群，昌言不讳。”［30］（卷一，P4）匪祸在河南由晚清开始越演越烈，至新成立，地方匪祸持续近半个多世纪。史料记载，豫西、豫南在一度被称为是“土匪的王国”［31］（P60），全省108个县，无一县无匪，“欲寻一村未被匪祸者即不可得”。1922年9月2日天津《大公报》时评中说:全国均苦于土匪，“尤以豫省为最甚”。河南全省土匪数量最多时达到40万人［32］。尽管晚清、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多次治理匪患，但新成立后的1950年，河南省俘虏、毙伤和登记悔过的土匪总数仍然达到了132285人，收缴各种枪支超过160000支［33］(农民运动志，P192)，土匪“无亲疏远近，无老幼男女，无天理、国法、人情，一切不顾，惟枪及钱是要......所有奸杀烧虏，残忍凶狡、缅常毁法，无恶不备”［34］(P137)。可见，匪祸不仅威胁到晚清至民国时期河南地方政府的统治秩序，也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参考文献］

　　［1］程民生.河南经济简史［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王全营.中原文化通史(第八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9.

　　［3］(清)尹会一.尹少宰奏议［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4］(清)彭良弼，吕灏，杨德容.正阳县志［M］.嘉庆元年刻本.

　　［5］方行，经君健，魏金玉.经济史·清代经济卷（下册）［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张清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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