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路遥研究的“多元化”特征与“无名化”状态
内容提要：1990年代的路遥研究经常被研究者进行“无名化”的结论性定义，事实上，90年代的路遥研究表现出纷繁复杂的“多元化”特征。对90年代的路遥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其进行“无名化”的结论性定义，还需从“多元化”的研究现状出发，还原90年代路遥研究的面目，以此探问“多元化”的研究为何没能促进批评或研究的繁荣，反倒使其呈现出“无名化”的状态。
关键词：1990年代的路遥研究 “多元化” “无名化”
1990年代的文学及文学批评一直以来饱受非议，不论是抨击者还是惋惜者都习惯用“边缘化”和“缺席”、“失语”等词汇来对其进行定义。具体到90年代的路遥研究，最早被李建军叙述为“路遥还被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及‘文学史’忽略和遗忘”① ，之后几乎成为定论。不论是“缺席”和“失语”，还是“忽略和遗忘”，换而言之，即可表述为“无名化”。我们不能说研究者对90年代文学批评和90年代路遥研究进行“无名化”的结论性定义是错误的，但他们的结论大多存在着以特殊来印证一般的“选择性评价”或大而无当的“空谈”倾向。事实上，90年代文学批评和90年代路遥研究如90年代文学一样，表现出纷繁复杂的“多元化”特征。这不仅表现在研究方向上的点多面广，也表现在研究体例上的从零到整。因此，对90年代文学批评和90年代的路遥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其进行“无名化”的结论性定义，还需从“多元化”的批评或研究现状出发，还原90年代文学批评和路遥研究的面目，以此探问“多元化”的批评或研究为何没能促进批评或研究的繁荣，反倒使其呈现出“无名化”的状态？本文主要是以90年代路遥研究作为样本的考察，希冀通过对90年代路遥研究较为全面的呈现，总结出能够适用于90年代文学批评的规律性东西。
1980年代路遥研究的强势影响
1980年代路遥研究所呈现出的“二元对立”思维和形成的“共名”词汇（“社会主义新人”/“个人主义者”“高加林”、“交叉地带”、“现实主义”），在90年代的路遥研究中仍有一定程度的延续。
对路遥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分析在90年代的路遥研究中仍然占有较大的份额，既有对小说单个人物形象的深度分析，也有对人物系统的整体概括，还有不同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但研究思维仍然残存有80年代的影子。杨喜军认为“运用道德尺度，我们应该毫不客气地谴责高加林在个人奋斗中表现出的利己主义倾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高加林所遭遇的“恰恰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性的冲突’”② 。这样的观点与1983年雷达在《简论高加林的悲剧》一文中所说的“高加林的遗弃巧珍和黄亚萍的离异高加林，从‘道德化’的角度看，都可以激起我们愤怒和谴责的感情，可是，从物质和精神上的‘鸿沟’、差别来看，又是不难解释的事情。正是在高加林的追求和这种追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中，《人生》显示了它的思想深度”③，并无大异。吴三冬通过高加林与孙少平的形象对比，认为“如果说孙少平的形象表达了路遥的理想，那么它表达的就是传统的计划体制下的理想。这个形象显然不是一个新人的故事，也绝不显示新一代农民的出路。相反，倒是带着强烈的悲剧色彩。但如果说高加林的悲剧主要是自我个性因现实的阻碍而实现不了的悲剧，因而主要是现实的悲剧，社会的悲剧，那么孙少平的悲剧是自觉放弃自我个性以适应现实的悲剧，因而是精神的悲剧，道德人格的悲剧。”④吴三冬对孙少平形象的分析确有其道理，但他以否认孙少平的“新人”定位来建构孙少平的悲剧形象的运思逻辑尚未脱离80年代对高加林进行个人利己主义者/社会主义新人二分的评价思维。陈占彪对路遥小说中的个人奋斗者群体高加林、孙少平们进行了分析，认为他们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光彩照人的精神人格形象，但是他们也有其局限性，“首先仍缺乏的是对造成‘人不能各尽其才’的某些社会制度等层面的不合理性的更加透彻的思考；其次，缺乏一种更强有力的质疑甚至批判精神；再次，对个人奋斗者的奋斗目标仍缺乏一种历史性深邃眼光。”⑤陈占彪的这一评述立场是延续了1985年李劼对高加林的定位。李劼承认高加林“不失为一个有深度的人物形象”，认为高加林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个人“奋斗者”，凸显其“人”的主体性地位，强调其奋斗进取的一面。至于他到底是启蒙意义上的人，亦或是革命意义上的人则是次要的。放眼全球，他既是启蒙新人于连的后裔，也是革命新人牛虻、保尔的后裔；缩至中国农民谱系，他则是具有革命进取精神的青年农民多多头、小二黑、梁生宝等人的传人。但他在文中着力谈论的是“这一形象塑造的不足及其原因”，认为高加林“将自己坚定执着的追求仅仅理解为自己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强烈的追求一时，在高加林心目中体现为进县城、省城，当记者、干部的奋斗目标。与众不同的人生理想，在此采取了极其世俗的形式……因而造成了他们人生追求的局限性。” ⑥此外，郑万鹏、姚维荣、贺智利、廖晓军、张瑛等人也对路遥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但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并不大。
90年代对路遥小说中“交叉地带”的主题阐释在80年代言说的基础上进行了不同程度地完善，周承华的《在现代理性和传统情感之间——论〈平凡的世界〉的审美特征》一文，从现代理性和传统情感的交叉心理机制出发，对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平凡世界》是如何体现出了现代的意义进行了阐释，认为“这部作品在清醒的现代意识统照下所显露的厚重的历史感，深刻的现实性，以及作者意识深处的传统情感体验”⑦ 相结合赋予了作品极大的艺术魅力。黄玉梅的《“交叉地带”的困惑——论路遥的小说创作》认为路遥在“创作中所流露的一种‘交叉地带’的困惑：一，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矛盾；二，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三，艺术表现与审美理想的对立。”⑧导致了他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超越。徐晓村的《城乡之间的文化困境——再评〈人生〉》一文通过对高加林经受的城乡之间文化困境的展示，揭示了作者理性与情感的矛盾困境。张鲁高的《反叛与忏悔——试析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形象》、鲁宝生的《路遥小说创作中理智与情感冲突之我见》等文也对路遥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矛盾交叉，以及所透露出的作者理智与情感的矛盾冲突等“交叉地带”的论题进行了论述。
“现实主义”作为80年代路遥研究的“共名”词汇之一，在90年代依旧得到了强有力的阐释，不过研究的侧重点主要在对路遥小说所体现出的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坚守以及为突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做的努力的分析。王西平认为，路遥虽然遵循传统现实主义的写法，但并未故步自封，而是通过主体意识的强化、注重心理剖析、对单一机械因果律的突破等方面为其注入了诸多现代因素。王海认为，路遥的小说“无论就其发展的生活矛盾冲突，或是精心刻画人物性格特征等方面看，都充分显示出他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钟情与执着。”而“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很多时候是通过人物的爱情关系、爱情态度和爱情心理，以及对爱情的道德伦理评判加以体现的。”⑨ 刘新生认为，路遥“以死亡体验和自我拯救心理基础的自传意向为路遥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现实主义创作范式的新思维”，实现了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现代文化启蒙主题”⑩的延续。此外，孙悦、王春云等人也对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其突破进行了阐释。
总体而言，90年代对80年代路遥研究“共名”词汇的进一步阐释，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对推进路遥研究所起的作用有限。
1990年代路遥研究的“向内转”
1992年路遥的早逝为大量悼念文章的出现提供了契机，1993年，晓雷、李星所编的《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和航宇所著的《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出版。这些关于路遥生活、学习、创作经历的回忆片段，成为研究路遥生平的珍贵资料。与此同时，解密路遥创作心理的三篇长文也在1993年出版的《神秘黑箱的窥视——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邹志安、李天芳创作心理研究》一书中集束式亮相，分别是路遥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李继凯的《沉入“平凡的世界”——路遥创作心理探析》和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这些都为路遥研究的“向内转”提供了便利，路遥研究从80年代的小说人物、主题、风格的“外部”研究，转而注重对作家创作心理及精神世界的“内部”研究。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一文通过对路遥的“苦难意识”、“土地意识”、“历史意识”、“伦理意识”、“哲学意识”、“生命意识”、“悲剧意识”等多种意识的分析，为读者呈现出了路遥的“多元”精神世界，为多元化的路遥研究起到了开创性的意义。在接下来的路遥研究中，多元化的路遥“内部”研究相继出现。
肖云儒在文中说到，“我感到，盘结在路遥心中的大痛苦主要是两点：第一点是历史发展铁的规律和个人文化心理、伦理感情之间的距离和矛盾痛苦。……第二是精神劳动所需要的漫长的孤独和他强烈的参与意识之间产生的矛盾痛苦。”也就是说，“一个路遥要求在艺术的模拟中最大限度地完成精神的自我。一个路遥则要求在社会实践中最大限度地完成现实的自我。”陈占彪在这一观点的影响下，将其进一步提炼为“现实激情与理性智慧之间两极共构的张力和平衡”是路遥小说创作审美心理机制的核心所在。“在路遥个体生命现实激情的浪漫化和理想化而前，我们却发现在作家的文学创作中的理性智慧表现出极端的冷静和现实。当他的现实激情高扬到极致时，却在文学创作中以出奇冷静的笔调揭示出那激情下面平凡乃至卑琐的一面；而当他的智性人格一旦落入低谷时，作家又通过理想化的笔调来弥补着主人公精神人格的缺损和想象性前提的丧失。” 赵学勇着力挖掘路遥的“土地意识”，将其进一步升华为“乡土情结”，并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对路遥乡土情结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探寻，认为它是路遥“童年之梦”的一种投影，同时他对这种“农民式”的乡土观也进行了审视，认为它缺少“一种对乡土的峻切审视”，但他对小说《人生》中所体现出来的“富有哲学意味的乡土”观予以了高度称赞。王西平的《路遥小说中的时代意识与政治意识》和《路遥小说中的道德意识》对路遥的创作心理进行了进一步的扩充，集中对路遥小说中的时代意识、政治意识、道德意识进行了阐释。他认为路遥的小说“总体上是贴近时代，直接进入社会关注的中心，极力把握时代的脉动和特点，在作品中贯注进鲜明、强烈、浓厚的时代意识和时代精神。”同时，它又“不回避政治事件和政治斗争”，“塑造了一系列从政人物，揭示社会政治问题”，有着鲜明的政治意识，“包容着较为深邃的政治内涵”。而且，“路遥的道德意识十分浓重，他的小说创作总是将政治的、思想的、性格的冲突，交织着道德的冲突和选择，总是将道德伦理作为 判断人生的一条重要准则，他塑造人物首先给出评判的，也往往是道德性质的，从而将伦理主题和杖会主题融为一体，因此，有人说他的小说‘表现出了一种道德至上’的伦理倾向。”韩鲁华从贾平凹、路遥的创作实际出发，对他们的创作心态及其原因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路遥的创作文化心态，表现出更为明显的稳定性和包容性，而贾平凹的创作文化心态，则体现出相对的开放性和自变性。”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地域环境、文化习俗、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侧重点以及家庭环境与个人经历上的差别等。”此外，刘传霞认为路遥无意识之中受到了传统男权文化意识的影响，张喜田等人揭秘了儒家农本文化对路遥的影响，王春云认为路遥“意图在宽阔的历史视域中审阅时代、社会与人生”，在艺术思维和审美判断上体现出了强烈的历史意识，李永建对路遥的巨著情结进行了批判，石世明对路遥小说中所体现出的农本文化精神与生命的悲剧意识进行了阐释，谢强对路遥皈依黄土的情结进行了探析，钟建波对路遥小说中悲剧情结的始源和苦难意识的形象投射进行了探问与呈现。
总体看来，对路遥创作心理进行探究的文章在90年代路遥研究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这一方面的研究，使得对于路遥创作心理的研究向更加细微处展开，但所取得的成绩并不理想，总体上尚未超越李继凯和肖云儒90年代初期的阐释水平，有的阐释甚至带有强制、任意的性质，让人觉得有些喧嚣而无聊，因而使其并没有因为研究文章数量多而呈现出繁盛景象。其实关于路遥创作心理的研究所呈现出的喧哗而研究水平停滞不前的现象与当时的批评语境也有较大的关系。自鲁枢元1986年提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的说法之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均表现出了“向内转”的倾向，也催生了新时期心理批评的兴盛，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是心理批评最为繁盛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出现了较多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对现代作家进行心理分析的，如钱理群、吴俊、李允经、蓝棣之等人对鲁迅心理的探究，刘纳、蔡震、周海波、李继凯等人对郭若沫心理的研究，等等。对新时期作家进行的心理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如吴俊对史铁生小说的创作心理透视，王纪人对张洁创作心理的分析，李书磊对张承志创作心理的分析，南帆对蒋子龙、张贤亮、莫言、韩少功、张承志、余华等人的创作分析，等等。而在90年代初的经济大潮中，“伴随纯文学的滑坡、人文学科某种程度的衰微，心理批评也在‘困惑’中于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疲软与无奈的现象。”
1990年代路遥研究的“系统化”特征
1990年代路遥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1990年代，路遥研究进一步走向系统化、体系化，出现了一些研究路遥创作及其作品的学术专著。”
1995年，赵学勇所著的《生命从中午消失——路遥的小说世界》算是国内第一本路遥小说研究专著，该著作的研究关键词主要有“交叉地带”、“乡土情结”、“苦难意识”、“悲剧意识”、“现实主义”。著者对路遥小说中“交叉”风貌的呈现以及“交叉地带”所蕴含的各种意义的阐释；对路遥与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关系，以及对心理现实主义的拓展所做出的分析，均是沿着八十年代路遥研究的路径在掘进；而对路遥的乡土情结、苦难意识、悲剧意识的阐释则是承袭了李继凯和肖云儒所开拓的“精神”路遥的“内部”研究路子，总体上在路遥研究的系统化层面做出了贡献，但创新度貌似不够。1997年，王西平、李星、李国平等著的《路遥评传》从“路遥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丰富宏大的小说世界”、“路遥的意识世界”三个方面展开，对路遥其人其作做出了全面而系统的评价，“从人格心理学视角考察童年心理萌芽、青年精神潜质与人生选择和命运际遇的关联”，力图呈现路遥的完整人生经历，进而探寻路遥创作的奥秘。这在路遥研究界尚属首次，但著作录多于著，提供的新东西有限。著者之一李星是八十年代路遥研究的中坚人物，其对路遥小说的现实主义艺术追求的阐释具有代表性；王西平则是九十年代路遥创作心理研究收获较大的评论家之一，其对路遥政治意识、时代意识、道德意识的评论绵密而深刻。因此，很大程度上我将之定义为路遥研究资料汇编。如果说赵学勇的《生命从中午消失——路遥的小说世界》算是国内第一本路遥小说研究专著，2000年出版的宗元的《魂断人生——路遥论》则可以说是第一本路遥研究专著，著作分为导论、人物论、艺术论、比较论四个部分。该著着重从创作心理的角度上对作家与作品进行了深层次的解析，有着典型的90年代路遥研究的痕迹。“他选取创作的主体作为突破的方向，执著地投入路遥的生命世界和心灵潜层进行全方位的探索，拆解路遥的生命本体和精神内质所隐含的文化密码，而发现了路遥的创作文本建构与其文化心理、文学人格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导论部分注重对作家的人生之旅和创作历程进行整体概述，并尽力建立起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另一个值得圈点之处，是它对路遥在70年代的创作也进行了简单勾勒，虽然著者对这一部分的阐释不尽详细，但他也意识到了路遥这一时期的创作“实际上已经比较隐蔽地预示出路遥日后创作的基本趋向”，这为下一阶段的整体视野中的路遥研究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人物论、艺术论这两部分则在80年代路遥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将人物分成由马建强、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组成的“抗争者”系列，由刘巧珍、田润叶、贺秀莲、惠英嫂、孙兰花组成的传统女性系列，由黄亚萍、田晓霞、杜丽丽组成的当代女性系列，由张志高、田福堂、孙玉亭组成的农民“政治家”系列。艺术上不仅有对路遥小说的宏观巡视，也有从人物“造型”、情节“结构”方面的微观透视。比较论这一部分则体现出了更宏大、开阔的视野，在中外文学的参照下将路遥小说谱系化、历史化。2000年，姚维荣的《路遥小说人物论》将路遥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分成了四个系列：城乡交叉地带有文化的农村青年系列、农村和城市中的年轻女性系列、中老年农民系列、党政干部系列，深入剖析人物的个性和共性，揭示路遥小说中人物塑造所蕴含的丰富意蕴。姚维荣的路遥研究带有明显的评论味道，阐释的主观、随意性很强，距离学术性的研究尚有一定的距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出现了第一篇以路遥作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丁增武的《路遥小说论》，丁增武在文中从路遥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坚守，在传统与现代“交叉地带”的徘徊与跋涉、庙堂意识与民间意识的混合审美空间三个方面对路遥小说进行了阐释，阐释视角仍是从80年代的路遥研究延伸而来，并无太多的新颖之处，但也预示了整体化路遥研究的大量出现。
90年代路遥研究的“系统化”特征还表现在，这一阶段出现了较多的比较研究文章，除了宗元将路遥与柳青、贾平凹、陈忠实以及外国文学（特别是俄苏文学和法国文学）所做的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之外，靳原、李静、韩鲁华、吴文燕、闫雪梅、王金城、郑万鹏、张宁生、丁琪、张克力等人也对路遥及其作品做出了不同的比较研究。王金城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将“崇高的路遥及‘路遥族群’与浪漫的琼瑶及‘琼瑶族群’”作为思考世纪末中国大陆文学及其走向的两个观察视点，对九十年代的大陆文学进行了批判与反思。李静在“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文学语境之中，将路遥、张承志、梁晓声、史铁生等人的创作，划归为体现着对人类永恒精神的追求，有着对人间深层次的关切的“拯救”之作，以此对抗表现出对人的价值与命运的忽视、冷漠的“逍遥”之作，譬如：王朔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等等。
很多研究者在慨叹90年代文学批评“缺席”、“失语”的时候，会将一部分原因归为文学批评的“学院化”转向。他们往往认为“学院派”那种立场稍显中立、态度不够鲜明的“研究”文章导致了批评的“缺席”。然而，正是文学批评的学术转型，使得以问题为中心的系统性论文和专著增多，也为研究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基石。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批评的发展与深入的表现。90年代系统化的路遥研究虽没能提供很多令人眼前一亮的新观点，但在研究资料的积淀上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是路遥研究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也为下一阶段路遥研究的深入发展作出了贡献。
结 语
总体来看，1992年之后，路遥研究表面上呈现出一种喧哗的态势，如上所论，不仅路遥研究文章的数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各种忆念文集、研究论集也喷涌而出。但仔细看来，针对路遥其人的研究虽然可以算是90年代以来路遥研究所呈现出的新取向，但有深度的论文不多，平面化的概述与情绪化的表达较为普遍；对路遥其作的评论则几乎还是沿着80年代的研究路径在滑行，或是直接辑录了著者80年代的路遥研究成果。而且，相比80年代二元对立聚焦思维下的路遥研究，90年代的路遥研究呈现出多元发散的状态，阐释的点多面广，却不深不精。因此，90年代的路遥研究几乎没有诞生新的具有“共名”性质的路遥研究词汇。本文以1993年作为路遥研究的90年代的起点，以2002年李建军的《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一文作为这一阶段的终结点。这一阶段路遥研究所表现出的“多元化”特征与“无名化”状态很大程度上受到了90年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随着90年代初知识分子‘精英集团’的瓦解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曾经弥漫在80年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逐渐发生改变，围绕着共名而尖锐对立的两极意识形态也随之逐渐淡化；随着大众文化市场的形成，传统文学的审美趣味也相应地发生变化，群众性多层次的审美趣味分化了原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各自所提倡的单一的艺术标准。因此要像对80年代的文学史那样对90年代文学作出简单明了的公式，几乎是不可能了。当然，我并不是说90年代的文化格局里没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局部的尖锐对立依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但从总体的格局而言，这样的局部的对立并不可能支配思想文化领域的整体趋向，相反，多种冲突与对立的并存构成了无名状态的基本格局”。有人甚至以王蒙1993年发表的《躲避崇高》一文，作为二元对立思维范式开始消解的标志，王平认为，“王蒙提出‘躲避崇高’这一论题，其指归就在于消解‘二元对立’思维范式”，“希望以此来冲破‘二元对立’的思想藩篱，使人们能够对于自我的精神建构和文化语境进行严肃的审视和思考。”按理来说，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应该为文学批评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但90年代的“文学批评陷入了空前的困境，无力命名文学、阐释文学、总结文学与引导文学成为批评家普遍而强烈的感受，对文学批评的不满、失望与焦虑情绪弥漫在整个批评界，文学批评似乎丧失了方向感”，而呈现出多元论基础之上的相对性倾向。这样一种完全以批评家主体为中心的多元化批评思维“完全否定了作者在场的这个观点，否认文学批评的准确性”，表现出极大的任意性与主观性，与80年代作家与批评家强烈共振的批评模式有着显著差异，很难形成一个被绝大多数批评家认可的“共名”词汇。因此，多元阐释须以文本“自在性”为依据，才能实现文学批评的真正繁荣与喧哗，否则将会堕入虚假喧哗的“无名”状态。
注释：
①李建军：《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南方文坛》2002年第6期。
②杨喜军：《浅析〈人生〉的爱情悲剧——兼评高加林、刘巧珍的形象》，《甘肃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③雷达：《简论高加林的悲剧》，《青年文学》1983年第2期。
作者王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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