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议题模型的构建与公共行政学解读

　　[摘要]在论证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议题核心中的核心的基础上，以2000—2013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为数据样本，选取ll项相关指标构成指标体系，通过Pearson相关性分析检验指标选取有效性，并通过诸因素回归分析，建构起“三农”议题的数学模型。利用“双因素理论”将影响“三农”议题解决的诸因素一分为二，认为农业补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农业综合机械化率和劳动力素质是有效推进“三农”议题解决的激励因素，并站在公共行政学的视角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三农”议题，模型，公共行政，激励因素

　　“议题”即会议讨论的题目，从公共行政角度，就是指公共政策主题和议定对象，针对“三农”这一具体公共事务来讲，则是围绕“三农”事实、价值观、政策和政府现有行为展开。“三农”从“问题”向“议题”的转变，既有其历史性，又有其现实性…，符合“三农”的自身发展规律，是目前“三农”发展动态性的表现之一，这使得“三农”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系统研究的前提假设之一成立。

　　一、“三农”议题的核心论证

　　笔者认为，“三农”议题的核心是农民，理由有以下几点：其一，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作为劳动者的人的认识水平直接决定着生产工具水平，也间接决定着劳动对象的涉及范围和作用程度。因此，作为农业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的农民自然成为了“三农”的核心和关键。其二，从社会主义的本质来看，不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论述¨1，还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公平和正义”¨1，最主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实现“人”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同时也符合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由此可见，“三农”中作为人的要素的“农民”自然成了核心和关键所在。其三，笔者认为，“三农”议题总体可以表述为以乡村为地域载体、以农民为行为载体、以农业为工具载体的结构共同体的生存状态、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等问题的综合和并发状态，“农民是落脚点，是归宿，是目标；农业是谋生手段，农民的主要生计来自农业；农村是场所，农业和农民要借助于农村这个空间才能实现对接。””。由此可见，农民自然是“三农”的核心与关键。

　　二、要素筛选原则及指标体系建构

　　衡量“三农”是否达到预期期望的影响因素很多，但是，出于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的考虑，“三农”影响因素的梳理和检索需要遵循以下原则：”’实事求是原则；透明性原则；完整性原则。具体原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阶段性原则：从改革开放“三农”议题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出发，本文根据针对“三农”的典型的政府行为，选取2000—2013年纵向跨度，并选取科学的评价指标；二是可操作性和权威性原则：建立的指标不但要反映我国的基本情况，而且要让想利用该指标体系的人员便于查找到相应指标，能够运用这些指标做出相应分析、判断。三是系统性原则：“三农”作为本论文的唯一研究对象，不同于农业、农村、农民的传统划分，其影响指标也不能呈现出一一对应的影响关系，正如前文述及，“三农”是一个农业生产不可持续性、农民生计不可持续性和农村发展不可持续性的错综复杂的综合和并发状态，要想从根本上找寻“三农”的解决办法和根本出路，只有将传统隔离开来的三者进行系统考虑，从“三农”的概念和本质出发，把反映“三农”特征的指标联系起来，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三、系统模型构建第一步：“三农”

　　诸影响因素关系。通过查询相关年限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并经过加工，并通过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如下(表2)：从表2可见，诸因素间交叉影响显著的比例较高，这说明我们提取的以上指标是有效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农业总产值的数学模型，用公式为：Y=109∑∑Ot。■+6，其中，Y代表农业总产值，a代表各影；面a响因素，y代表增长率，6代表干扰项(如自然灾害等不可控因素)，m代表标准系数，n代表解释变量。从前述分析，该模型同时也可以作为“三农”发展的计量模型。从该模型，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四、模型初步解读

　　21世纪以来的十数年，是农业发展不平凡的十数年，从总体形势来看，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增多，经济下行压力和通胀压力并存，农业发展面临着更为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环境，同时各种传统和非传统挑战的叠加影响日益凸显。在粮食连续七年增产的情况下，保持农业发展良好势头、促进农业生产再上新台阶的难度加大。在国家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带动下，2013年农业投人稳步增加，农业获得全面丰收，确保了基本供给，进一步稳固了农业基础地位，为保增长、调结构、控通胀、促改革和惠民生作出了重要贡献。结合这一阶段的总体形势和政府行为举措，通过以上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其一，关于“三农”发展阶段的划定。定量分析显示：土地生产率的增产率对三农的影响不显著，这正说明中国已经突破第一阶段的短缺范式。这一结论与于蒋和平等分析结果相契合。怕1通过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数据，对比国内政府权威机构、国内学者、以及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欧盟、美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评价“三农”的衡量标准，并参考蒋和平等关于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标体系和计算数值，将起步阶段标准为1进行比例转换，制作图2。图2“三农”发展参考指标对比示意图从此图不难看出，中国目前“三农”发展阶段已超越国际起步阶段标准，并基本达到初步发展标准。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改革开放以来，在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增长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加入w'ro以后，在El益激烈的国际农产品深加工、高附加值和低关税竞争面前，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针对“三农”的有效政策是分不开的。其二，关于“三农”发展动力的来源。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经营收入与其他各因素间均保持较高关系度，尤其是支农费用、社会人均GDP、农业总产值、农业税的取消与土地生产率，对于家庭经营收入的提高，政府还需要在劳动力素质、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补贴和农业科技方面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这与线性回归的结果分析相吻合。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认为，当保健因素出现问题时，组织成员首先感到不满，但这些问题得以解决并持续供给时，并不能使组织成员变得非常满意，也不能激发其积极性，而当激励因素得到满足时，往往能够给组织成员以极大程度的激励，产生较高的满意度，从而充分、有效和持久地调动其积极性。对于“三农”发展来讲，已有的支农费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值规模和取消农业税政策是归类于保健因素，而劳动力素质、农业综合机械化率、农业补贴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则属于激励因素之列，只有在保证既定水平的保健因素供给的前提下，注重激励因素的投入，才能真正发掘出“三农”的发展动力。

　　五、公共行政的路径选择

　　从前文模型的初步解读可知，目前我国已进人工业化中期阶段，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而农业也已经突破第一阶段的短缺范式，进入第二阶段的提高收入范式。根据国际经验，这时采取相应措施，以工业反哺农业，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这意味着，在我国实行了长达50多年的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倾斜政策之后，面对农业农村经济的日益萎缩和萧条，政府开始清还当初为发展工业与城市而向农村借的“贷款”了。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缴纳农业税的历史，农村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在全国农村实现免费义务教育等，这些是“还贷”工作的开始。同时，政府还需要从以下几个工作着手，在既有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保证社会人均GDP水平)、保障既定农业投入水平(保障支农费用、取消农业税)、保有原有农业生产力水平(农业总产值和土地生产率)的条件下，继续从劳动力素质、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补贴和农业科技方面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以将激励效用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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