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农业产业发展与农业转型:基于广西A镇的个案研究

　　摘要:乡村振兴的要义在于产业振兴，产业振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点，是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核心动力。在乡村社会加速转型的过程中，农业产业发展并不必然走向规模化经营，农业“去过密化”的结果和机制也并不必然是农民非农化和乡村空心化。相反，嵌入乡土社会的农业转型可兼顾农民家庭经营的基本形式，其内在机制在于有利的外部政治经济结构、嵌入乡土社会内部的市场体系和融合型工农关系的构建，以及符合农民利益的复合型商品化生计体系的建立。通过借用乡村社会关系和伦理规范，农业转型深嵌于乡土社会，经营主体具有明显的地域排他性和关系排他性，从而对农民家庭经营和小农户形成社会保护机制。嵌入式农业产业发展和农业转型具有内聚乡村秩序的社会效应，主要表现为乡村治理的精英再生产和共同体重建。以社区为本位的农业转型道路，对乡村产业振兴和有效治理形成有益镜鉴。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业转型;乡土社会;产业振兴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成为推进农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抓手。自2018年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历年一号文件均强调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现代农业转型中的重要作用。随着土地流转的普遍实践，新的农业经营形式和经营主体正在形成，小农经济正在加速转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正在改变基层农业经营体系的全貌，成为牵动乡村社会变迁、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关于农业现代化的学术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

　　二、嵌入地方社会的农业产业发展

　　(一)A镇的甘蔗产业发展及其条件

　　A镇位于桂西南，与越南接壤，镇内以甘蔗种植业为主，镇上有一家大型制糖企业，素有“制糖强镇”之称，是全国糖料甘蔗主产区。A镇耕地总面积24万亩，其中甘蔗种植面积17万亩。自1981年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A镇农民基本以在村里务农为主，很少外出打工。1987年，兴隆糖厂的建立使得农民外出务工的动机更加弱化。本地农村，尤其是甘蔗集中生产的村子，始终未出现由于劳动力持续大量流失所造成的无人种地和村庄“空心化”问题，农民一家一户的甘蔗种植成为A镇农业的主要特征。

　　(二)嵌入乡土社会的农业产业

　　任何形式的农业产业发展都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经济过程，而是一个嵌入特定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的社会问题［18］。虽然今日的农村已不是“乡土中国”的状态，但乡土社会的某些伦理规则和社会道义机制却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下来。地方政府和工业资本要想延续农业产业化，必须将产业嵌入乡土社会，通过一整套社会建制与社会动员实现产业的持续发展。

　　三、嵌入乡土社会的农业转型与农民家庭经营

　　在农业产业嵌入乡村社会的基础上，农业商品化转型并未导致工业资本对小农户的排斥。除了外部结构与政策环境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村庄社会结构和农民生计体系的耦合性。当这种生计体系与农民家庭经营有机衔接在一起时，就形成了内生型的乡村经济体系。

　　四、嵌入式农业产业发展和农业转型的社会效应

　　农业的转型与产业发展不只关系到村民收入的经济问题，更与乡村治理的结构和有效性密切相关。村庄社会内部的“人气”以及稳定的社会结构有助于嵌入乡土社会的农业转型生成内生型的乡村治理结构。

　　(一)乡村治理的精英再生产

　　农业转型通常具有深刻的治理内涵。高度商品化的农业经营可以通过某种机制将农民和外部市场实现有效链接，而机制的建构者即乡土社会的精英群体———西瓜“代办”则是帮助村民销售西瓜的经纪人。西瓜代办大多来源于甘蔗种植大户和村干部，他们也最关心村里的西瓜能否顺利进入市场，每到西瓜收获期他们都会通过私人关系积极联络一批外地老板来村里收瓜。一方面，经纪人具有很强的议价能力，有能力实现村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代办通常从外来老板那里按固定比例获得报酬，其经济利益与乡村发展高度联系在一起。每年能够帮多少农户销售多少西瓜，已经成为经纪人在乡村享有社会声望的象征符号。因此，利益连带和权威地位的社会授予让经纪人成为重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积极行动者和重要关联性纽带。

　　(二)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建

　　乡村治理精英的公共性体现在其真正将村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并赢得了乡土社会的信任，在市场高风险的场域中建立起稳定的内生型经济治理结构。A镇复合型农业生产实践中，在精英再生产的基础上，农民普遍进入市场却未被市场所牵制，经济精英和村民反而结成了一个利益内聚的乡村治理共同体。首先，这得益于村民与村民之间建立起的紧密型利益关系。复合型的商品农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形态，在华南宗族文化浓厚的乡村社会，换工等互惠性的劳动体制依然顽强延续下来，有效抵御了外部资本的渗入，成为乡村治理共同体重建的经济与文化基础。其次，这种利益内聚性的生计模式所溢出的经济机会在村庄社会内部实现了均衡分布，而非少数人主导的权力失衡的阶层分化，这构成乡村治理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基础。例如，商品化农业转型调动起整个乡村社会的经济活力，农民中连带涌现出一批从事西瓜育苗、市场化水利服务等不同经济活动的能人，能够在私益和乡村公益之间取得平衡。而且，乡村内部的社会分工也有序展开。显然，这种不断丰富的产业结构和利益内聚性有利于整个村庄的长远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农业转型基础上形成的多元化产业发展与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有效衔接在了一起。经济活力、政治参与、文化传统与社会关系的内在一致性使得绝大多数农民家庭主动选择留在村里，村庄的整体活力也得以长期保持。

　　结论与讨论

　　以A镇甘蔗产业发展为个案，本文发现实践中存在不同于“自上而下”规模导向的农业转型路径，嵌入乡土社会的农业转型可兼顾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家庭经营的基本形式。若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建构在地化的市场体系和融合式工农关系，农业产业发展并不排斥家户制的农业经营形态。只有当农业产业形成链接工业与农业的融合式发展，农民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分享产业发展的利益，而不至于在低效的农产品流通环节利润空间被挤压。也因此，若市场嵌入地方社会，商品化农业转型化解农业过密化困境、进而改善农民生计的机制或后果就不必然是人口流失、非农化和村庄空心化。市场嵌入地方社会的社会效应表现为促进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并延长了产业链;由于深嵌地方熟人社会关系，经营主体具有明显的地域排他性和关系排他性，从而对农民家庭经营也形成一种社会保护机制。而在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农民又可通过乡村社会中的互惠机制来有效应对劳动力不足等挑战，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资本下乡对小农户的利益剥夺。若农业产业和市场嵌入地方社会，农业转型并不只有规模经营主体重塑这一条道路。对于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联，应当根据不同的农业产业类型进行不同程度的判定。对于农业资本化程度较高、附加值较高而机械化程度不足的农业产业，以小农户为基础的家庭经营是一条有效路径;而对于优势地理区位的大田粮食作物种植，在具备较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之后，可以适时推进地权集中和规模化经营。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到城乡———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J］．管理世界，2018(10):128－146．

　　［3］朱冬亮．农民与土地渐行渐远———土地流转与“三权分置”制度实践［J］．中国社会科学，2020(7):123－144．

　　［4］张翼．土地流转、阶层重塑与村庄治理创新———基于三个典型村落的调研［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2):13－21．

　　梁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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