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语境下“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产生与应对策略

来源：职称论文发表咨询网作者：赵编辑时间：2019-07-05 10:23

　　要：“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在新时代条件下迅速滋生，这股思潮与盛极一时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即本质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目的是为了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但是，意识形态从未终结，只是与以前相比，在新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运作方式日趋隐蔽化、弥散化、复杂化。过度世俗化与消费社会的双重挑战是“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在新时代滋生的主要因素。提升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性，须在认识论基础上突破仅仅从阶级性与政治性看待意识形态的狭隘视域，从内生性的文化角度理解意识形态的内涵，更新意识形态工作理念。具体而言，要构建兼顾世俗性和公共性的话语体系，通过媒介文化“软包装”的形式传播意识形态。

　　关键词：新时代;去意识形态化;消费社会;去公共性;话语权威

　　新时代是消费社会与媒介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随着新技术、新媒体的发展，以及网络社会化的不断普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商讨国家大事相比，人们更关注自己生活的小确幸，御宅族、追星族、佛系青年、网红等成了网络新名词，时尚、明星八卦、电影也成为茶余饭后谈论的主要话题。大众沉湎于日常生活而忽视公共事务、追求个性否定共识的背后蕴含着一股“去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思潮在社会中迅速蔓延的趋势。意识形态建设是新时代的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在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时候，应该要警惕这股“去意识形态化”的思潮。把握这股思潮产生的实质、在中国滋生的原因以及找到应对这股思潮的途径与方法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

　　一、意识形态终结论的重现：“去意识形态化” 思潮的理论实质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中产生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是在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在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公开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并且将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的秘密公开，这使得原本对社会主义有所憧憬的西方知识分子重新反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理解意识形态终结论对于进一步把握“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实质具有重要意义。

　　阿隆、丹尼尔·贝尔与福山都是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代表性人物。阿隆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表达这样的观点，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意识形态对群众的影响力和动员力都在减弱，其社会整合功能也在消失，时代不再需要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丹尼尔·贝尔更是进一步指出，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的作用在慢慢淡化，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主要是在于文明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对抗。“在西方世界里，知识分子之间形成了普遍的政治共识：接受福利国家，希冀分权、混合经济体制和多元政治体系。”[1]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思想体系的逐渐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斗争的时代已经结束。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中更是大肆宣扬历史已经终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

　　但是，意识形态真的终结了吗?首先我们要重新反思意识形态的概念范畴。意识形态的概念往往很模糊、也很复杂，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由法国学者特拉西于18世纪90年代创制的，最初的含义就是“观念学”，即“作为一切科学基础”的观念学，用来解释观念的真正起源和本质。但是经过多年的发展，意识形态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国的马克思研究者大卫·麦克里兰指出，意识形态是一个在定义上存在激烈争论的概念[2]。约翰·B· 汤普森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第一种是“意识形态是一种理论学说和活动”[3]，也就是说不同的理论思想都是意识形态;第二种意识形态是“副现象概念”，根据副现象概念，意识形态指的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更广泛地说，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的思想;第三种是“潜在概念”，马克思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直接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有些地方出现的 “幻想”、“固定的观念”等也可以理解为意识形态。更有甚者，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各种不同意识形态进行了归纳总结，指出其中最主要的七种意识形态模式：“意识形态是有局限性的意识;意识形态概念是一种‘关于社会阶级的理论’或‘阶级合法化’;意识形态是物化意识;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语言异化意义上的意识形态”[4]。

　　虽然意识形态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但是这些观点的存在扩展了意识形态的概念范畴，让我们了解到意识形态不仅以系统的理论方式存在着，还存在于文学、宗教、艺术、日常生活、消费过程与语言系统等一切文化现象中。意识形态的外延不断扩大，要求我们以更开阔的视野来思考意识形态。具体而言，意识形态不仅指官方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还与文化概念相融合，只要有影响、有体系的思潮都可以被纳入意识形态的范围内;意识形态不仅以思想的形式存在着，还表现为客观的现实;意识形态不仅以意识的形态发生作用，还会在人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影响。因此，意识形态从未终结，只是冷战过后，意识形态运作方式日趋隐蔽化、弥散化、复杂化。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与“意识形态终结论”具有相似之处。首先，两股思潮出现的社会背景相似。虽然意识形态终结论早早出现在上世纪50、60年代，而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是产生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但是这主要由于中国是后发国家，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较晚，因此这股思潮在中国产生的时间与西方国家呈现不同步的状态。其次，两股思潮内在蕴含的思维方式相同，都是建立在对意识形态窄化理解的基础上，仅仅从政治化、理论化的层面上来理解意识形态，因此当意识形态以更为隐蔽化的方式发生作用时，会形成意识形态终结的幻觉。第三，两者的本质相同，本身都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为了鼓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以达到让大众顺从现有秩序和否认社会矛盾冲突的效果。“去意识形态化”同样在鼓吹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是不必要的，共识是不存在的，差异才是社会的本质，其目的是要解构、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二、世俗化与消费社会：“去意识形态化”滋生的社会语境

　　“去意识形态化”思潮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是疲软的。这股思潮在中国社会中滋生主要源于世俗化与消费社会进程带来的消极影响。“去意识形态化”思潮最直接的表现是，人们沉浸在日常生活中，对公共生活、人生价值、社会愿景都提不起兴致。在面对严肃的社会问题时，往往以戏谑化的态度对待，体现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气质

　　一方面，过度世俗化导致公共世界坏死。韦伯将西方的世俗化理解为政教分离的过程，即神圣宗教领域与世俗政治领域逐渐分离的过程，而中国社会的世俗化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转变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成了社会的主要目标。市场经济的发展刺激了经济的活力，但是它的消极面在于，将 “物”放在突出的地位，确立了“物的权威”，鼓励物质享乐和感官体验。可以说，世俗化的进程将人们从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带回到凡间生活。

　　中国社会的世俗化有两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长期的政治生活对日常生活的挤压后，世俗化浪潮的兴起既带来个性的觉醒和日常生活的合法化，也唤起人们参与政治生活和重建公共领域的热情，因此，这个阶段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较为和谐。但是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90年代以后，人们不再关注公共领域而是沉湎于“物质享受和内心隐私”[5]。具体表现为大众往往都沉迷于“两性、明星、娱乐、旅行、购物、游戏、化妆美容、健身、时尚”[6]等话题中，希冀从日常生活而非公共生活中获得满足、意义与解放。阿伦特曾经指出，健全的世界最突出特征是 “公共性”，人们会热心于公共事务，但是在坏死的公共世界中，人们要么遁入空门，皈依上帝;要么遁入个人内心世界，沉迷私人生活，享受物质消费。对于缺乏宗教信仰传统的中国，去公共化的最大特点是大众沉浸于日常生活的狂欢，对公共生活态度冷淡，具有娱乐至死的倾向。

　　另一方面，消费社会的兴起解构了大众的“意义世界”。消费社会的兴起是世俗化进程重要标志。以符码化消费为特征的消费社会给人们的生活赋予虚假的意义与虚假个性，让人忘却思考，全心全意地享受日常生活，不因远离公共生活而愧疚。具体表现为，人们在消费中不关心物品的使用价值来满足实用性需求，更多地强调商品的符号价值，通过消费符号来实现身份认同与社会认同，比如豪华轿车与普通轿车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身份尊贵的象征。符号价值的实现在物质层面上依赖现代传媒，最常见的宣传方式是广告，广告穿梭在实体世界与虚拟世界中，无论是在大街小巷、公交地铁上，还是在使用任意一个手机 APP，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广告。“广告是一种携带经济逻辑的糖衣，它通过使用无动机的幻影来使其得到更好的实施。”[7]在精神层面上，符号化消费通过营造平等的幻觉消解人们的反抗意识，平等的假象主要依靠商品平等的交换形式：无论处于哪个阶级，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消费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这种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虽然只要有钱就可以消费，但是在历经了被剥削了剩余价值的底层工人从一开始就失去购买的权利，平等只是幻想。可是符号的魅力在于它不需要通过依靠五马分尸、血肉横飞的暴力威慑，也不需要通过理性说服的途径，在大众传媒造势之下，让人们在感性与无意识之中就认同了它所宣扬的逻辑，将消费高级商品视为个性，视为进入上流社会的标志，并且认为是自主而非被迫的选择。因此，在消费社会中，大众将精力投入购买高级商品以体现人生的价值，通过追逐时尚来显示个性，宏观层面上的意义荡然无存。

　　总之，公共意识的萎缩和消费主义观念的蔓延都可以纳入到同一种文化精神———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精神气质往往体现为“去公共化”“反理性”“重差异”“重多元”的特征。后现代精神在中国的迅速滋生，也与中国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整个社会一度陷入泛意识形态化的景象。具体表现为意识形态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党的意识形态严重入侵了个人相对独立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呈现政治化、同质化的状态。这种日常生活政治化的状态持续到十年文革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更是将泛意识形态化极端化。但是长期的政治运动不但没有让人们生活的品质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动不动就开展的批斗大会更是摧毁了大批知识分子的自尊心甚至是他们的生命。对政治领袖的疯狂崇拜，使整个社会生活失控，人们厌倦了长期的政治斗争，视 “意识形态”为洪水猛兽。改革开放后，党的指导思想调整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让人们感受到世俗生活带来的快感，久违的快感让人变本加厉，结果从泛意识形态化的一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去意识形态化。三、回归日常生活：新时代下意识形态工作的转型

　　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意识形态作用方式与大众精神气质转变的双重挑战。而传统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往往给人们留下话题刻板、内容单一、高高在上的印象，无法发挥指导、解释人们日常生活的作用。同时传统意识形态工作往往都是采取理论化、直接化的宣传方式，这样的工作方法也无法迎合新时代的需求。这就要求意识形态工作者转变意识形态工作思路，迎接新时代的重重挑战。相关论文可参考：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与践行

　　参考文献

　　[1]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M].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62.

　　[2]麦克里兰.意识形态[M].孔兆政，蒋龙翔，译.2版.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

　　[3]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高铦，文涓，高戈，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38.

　　[4]王晓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31-340.

　　[5]陶东风.从两种世俗化视角看当代中国大众文化[J].中国文学研究，2014(2)：5-8.

　　[6]闫方洁.“中国梦”与“美好生活”：现代性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创新 [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3)：184-189.

　　[7]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53.

　　[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

　　[10]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24.

《新时代语境下“去意识形态化”思潮的产生与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