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启

　　摘要: 发生在 100 年前的五四运动，促成了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分化，从中产生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推动新文化运动由 “不谈政治”转向 “谈政治”，开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思考中国的困境与出路，回答 “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进而以唯物史观作为基础和出发点，对革命、阶级、国家、政党诸政治问题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思考和探讨，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最初进程。

　　关键词: 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唯物史观

　　1919 年发生的五四运动，至今已整整 100 年了。百年之间，岁月沧桑，神州巨变，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时间的推移中不是被消退、被磨灭，而是愈加鲜明、更为深刻地显现出来。以五四运动为起点，所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展，直到今天仍然充满活力地延续着，即是这种影响经久不衰的体现。早在五四运动 20 周年之际，毛泽东就在总结这一运动的文化意义时指出: “在 ‘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① 10 年之后，在五四运动 30 周年之际，毛泽东面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再次强调了五四运动后中国人精神世界这一新变化的重要意义。他说: “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② ; 但是五四运动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帝国主义及其文化 “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③。毛泽东所说的 “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 “科学的宇宙观”，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而他所说的与这一世界观相联系的 “社会革命论”，则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他看来，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节点，不仅在于从那时起中国革命的阶级力量和领导者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而且从那时以来中国革命有了这种崭新的宇宙观和政治哲学作为指南。正是这样，回溯百年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启，考察其进路，发掘其内涵，总结其得失，以此昭显五四运动的文化意义与精神遗产，启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 21 世纪的新开展，正是对五四运动 100 周年的一个很好纪念。

　　一、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从 “不谈政治”到 “谈政治”的转折点

　　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起点，在于五四运动促成了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分化，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和投身这一运动的新青年中，走出了一代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再只是致力倡导新文化的文人书生，而是集革命家与学问家于一身的知识精英。作为革命家，他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延续至今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作为学问家，他们为这个党、这个运动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哲学基础，使这个党、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发展起来。与鸦片战争以来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各种先进人物不同，他们开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思考中国的困境与出路，回答 “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大问题，进而以唯物史观作为基础和出发点，对革命、阶级、国家、政党诸政治问题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思考和探讨，由此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最初进程。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实践性、革命性和批判性的品格。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启，是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动新文化运动由 “不谈政治” 转向 “谈政治”相联系的。伊始于 1915 年的新文化运动，本是陈独秀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保卫辛亥革命成果而发起的，但由于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又不得不打出 “不谈政治”的旗号，使这一运动以思想文化运动的面貌出现。胡适等自由主义派学人加入新文化运动后，又按照他们的 “中国文艺复兴”构想来塑造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强化了原来的 “不谈政治”的色彩。陈独秀对此深有体会，曾作过说明和检讨: “本志 ( 《新青年》) 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① 这里的 “本志社员”，指 1917—1920 年 《新青年》北京时期编辑部成员和主要撰稿人，他们大多数人主张 “不谈政治”，由此决定了这一时期 《新青年》的办刊特点。陈独秀当时对现实政治的态度，与他们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他曾为自己与 《新青年》同仁 “不谈政治”的态度作出辩解: “我们不是忽略了政治问题，是因为十八世纪以来的政制已经破产，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②。这些话表明，陈独秀本人还是希望 “谈政治”的，只是所要谈的是 “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但在五四运动前， “造成新的政治” 的社会基础在中国还不具备，因此他对新文化运动的 “不谈政治”，没有去努力加以改变。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学生运动唤起了广大民众的觉醒，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造成新的政治”的社会基础开始在中国形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敏锐地把握了这一历史新走向，推动新文化运动由 “不谈政治”转入了 “谈政治”。陈独秀于 1919 年与 1920 年之交转变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新文化运动这一转变的主要推动者。1919 年 12 月，他在 《新青年》第 7 卷第 1 号上发表《〈新青年〉宣言》，提出 《新青年》今后要关注政治，使政治成为 “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③。1920 年 4 月，他在 《新青年》第 7 卷第 5 号上发表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明确提出建立新文化运动与现实政治的联系，在于 “创造新的政治理想”，摆脱 “现实政治底羁绊”④。1920 年 9 月，他在 《新青年》第 8 卷第 1 号上发表 《谈政治》和 《对于时局的我见》两文，不仅公然宣称自己必须 “谈政治”，而且明确表示自己是 “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① 来谈政治问题的。由此，“谈政治”取代了 “不谈政治”，成为了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新特点。1920 年底，胡适曾致信陈独秀，提出在 《新青年》第 9 卷第 1 号上 “发表一个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②，但这已是徒劳无功的努力了。

　　当然，在陈独秀这些文章的背后，还有他所直接参与的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 1920 年初，在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秘密离开北京前往天津以返回上海的途中，二人商讨和确定了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的目标; 这年 8 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一个名为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在上海成立，陈独秀是这个组织的发起者和领导人。在后来的中共党史书写中，这个组织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921 年 7 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一大就是由它发起和筹备的。与此同时，陈独秀实现了 《新青年》编辑部的改组，陈望道、李达、沈雁冰 ( 茅盾) 、李汉俊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入并主持了编辑部; 《新青年》从第 8 卷第 1 号起，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实际掌握的理论刊物。这就有了陈独秀在这一号《新青年》上发表的 “谈政治”的两篇文章，宣告新文化运动由 “不谈政治”转入 “谈政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 《对于时局的我见》中，有多处 “吾党”的提法，阐述 “吾党”的政治主张。③ 这里的 “吾党”，显然不是指某个抽象的政治群体，也不是指 《新青年》同仁，而是指正在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这些都表明，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转向 “谈政治”，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直接相联系的。

　　陈独秀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谈政治”的内容，大体涉及政治问题的两个层面: 一为现实政治的层面，主要是对当时国内外的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问题的观察与衡论，这些内容都是具体的、易变的; 另一为政治理论的层面，主要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基础和出发点，对革命、阶级、国家、政党诸政治问题所进行的哲学层面的思考和探讨，这些内容带有抽象性、普遍性。正是这些哲学层面的思考和探讨，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最初内容。尽管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明确地把这些内容称为政治哲学，但这些内容通过今天哲学史的发掘、疏理和阐释，是完全可以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开端的。

　　二、“谈政治”: 由 “问题”与 “主义”之争开始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由 “不谈政治”转向 “谈政治”，由此而开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其间存在着很大的阻力和严重的分歧。这种阻力和分歧，表面上看是来自五四运动前新文化运动 “不谈政治”的历史惰性，深入地看则是来自新文化运动中自由主义者在 “谈政治”上对马克思主义所持的反对态度。五四运动后不久，当陈独秀因散发 《北京市民宣言》还在被捕坐牢的时候，在李大钊与胡适之间已经发生了 “问题”与 “主义”之争。这场思想争论就是因 “谈政治”而引发的，深刻反映了新文化运动这一转向中的阻力和分歧。

　　在五四运动前，胡适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中 “不谈政治”的典型，用他自己的话说，曾 “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④。但这并不意味胡适不关心政治，不思考政治哲学问题。他之所以 “不谈政治”，其实是在等待 “谈政治”的适当时机。正是这样，在五四运动后不久，胡适面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世界影响的迅速扩大，就很快从 “不谈政治”转向 “谈政治”了。他后来对自己的这一心路历程有过说明: “直到 1919 年 6 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 《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国内的 ‘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① 这一号《每周评论》是在 1919 年 7 月 20 日出版的。在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 “主义”! 》这篇 “政论的导言”里，胡适强调 “谈政治”的重心，应放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的 “问题”上，而不应放在空谈什么 “主义”上，特别是不应倡导社会主义之类的 “过激主义”。在他看来，这类 “过激主义”危害大得很: “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世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② 很明显，胡适在这里是主张以自由主义而反对以马克思主义回答 “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只是他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对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加以了伪装，似乎所主张的不是一种 “主义”，而只是一种看待 “问题”的态度和解决 “问题”的方法。

　　与胡适不同，在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中，李大钊不仅是第一个打破新文化运动 “不谈政治”局面的人，而且是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来 “谈政治”的人。在 1919 年 1 月出版的 《新青年》第 5 卷第 5 号上，他发表了 《庶民的胜利》和 《Bolshevism 的胜利》两文，热烈欢呼俄国十月革命，高度赞扬布尔什维主义。针对胡适的文章，李大钊在 1919 年 8 月 17 日出版的 《每周评论》第 35 号上发表 《再论问题与主义》作出回应，指出 “谈政治”固然需要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的 “问题”，但同时也需要积极宣传理想的 “主义”。文章说: “《新青年》和 《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 ( 即布尔什维主义———引者注) 的议论很少……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③ 在这里，他明确地主张自己的 “谈政治”，就是谈布尔什维主义，也就是谈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阐明自己所主张的 “主义”，李大钊集中精力、深入研究，撰写了长文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连载于 1919 年 9 月和 11 月出版的 《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和第 6 号。他告诉读者，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 “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④。李大钊由此在中国思想世界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确立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谈政治”的基础和出发点。

　　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 “问题”与 “主义”之争，规模不大，时间不长，在当时的影响也有限，但意义却是重大的。艾思奇将这场争论称为 “五四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争论”， “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一次重要的思想战”⑤。这一争论已经预示: 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尽管表现为不同的形态，但总是属于一定 “主义”的，总是表现为不同 “主义”的政治哲学之间的竞争。那种抽象的不谈 “主义”的政治哲学，固然也有人鼓吹，但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因其鲜明的 “主义”，而与其他 “主义”的政治哲学显示出不同的思想特征。相关论文还可参考：谈历史轨迹及其哲学思考

《五四运动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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