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协商治理的优化路径

　　【摘　　　要】协商治理作为协商民主理论的重要实践运用，在化解社会矛盾，防范社会风险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社区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对于化解社区内部利益矛盾冲突、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提升社区治理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社区协商治理存在行政干预过多、社会组织缺乏有效参与途径、居民协商能力弱和协商议事效果较差等问题，有效将协商作为价值和方式运用到社区治理当中，是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关键。

　　【关　键　词】社区；治理共同体；协商治理；优化路径

　　201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指出城乡社区协商是基层群众自治的生动实践，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实践形式。协商治理是处理好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纠纷，形成治理合力并常态化运行的重要切入点。城乡社区协商治理是汇聚群众力量，达成共识、实现社区居民利益最大化、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一、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成

　　对于共同体的阐述，始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他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指出，“共同体”是依赖于记忆和习惯等自然意志，在血缘、地缘和共同精神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共同价值及融洽感情的结合体[1]，社区是具有共同文化、共同利益的居住在一定地域人口组成的生活共同体，社区即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包括政府主体、社会主体、市场主体、民间组织和居民个体等。

　　1.政府主体：基层党组织、街道办事处

　　基层党组织作为社区建设的领导核心，在社区治理中主要是作为群众利益的代表参与到社区协商中来；直接参与社区治理的基层政府单位的派出机构主要是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工作服务站，街道办事处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执行基层政府下派的各项任务，对社区居委会的建设、管理提供指导和帮助。基层党组织和政府是社区治理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2.社会主体：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社区社会组织

　　社区居委会作为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社区具体的工作事务，协调社区矛盾纠纷；小区全体业主组成业主委员会，集中反映小区业主的利益诉求，代表业主利益；社区社会组织由社区居民发起成立，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志愿服务等，培育社区精神和文化，促进社区和谐发展。

　　二、社区协商治理的必要性

　　1.有利于增强政府公信力

　　以政府为主体的社区治理主体解决社区问题主要有权威裁决式和协商对话式两种方法[3]。传统社区治理方式主要是通过党政力量来解决社区问题，即权威裁决式方法，其治理主体局限于党和政府，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和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并且将矛盾冲突转移到党和政府身上，致使党和政府形象大打折扣。通过对话式协商，社区各治理主体均能通过合法程序公平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通过对话、讨论等方式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党和政府也能及时了解居民需求，将党政民生工程与居民需求有效对接。

　　2.有利于提高社区治理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民众的意愿如果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政府决策，则很难在实践中加以实施，公共利益得不到充分表达、个人权利得不到有效维护。只有在获得广泛信息，充分关注和了解政策对象真实感受的基础上，决策才是科学的、民主的，才能获得广泛的认同和支持[4]。社区协商治理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和发言权，社区利益相关者通过协商这一程序向决策者表露自身利益诉求，有利于决策者获得最真实和有效的信息；协商也保证利益相关者切实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只有当决策是在社区治理多元主体的讨论中形成的时候，才能保证决策的结果是合法和正当的。

　　三、社区协商治理的实践及成效

　　1.党建引领协商治理模式不断创新

　　是否能够有一个强大的基层党组织来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基层协商民主的成效 [6]。北京朝阳区的党政群商共治模式以文件规定议事代表中党员的比例占半数以上，通过“问需、问计、问效、问责”四问，在社区协商治理中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北京平谷区首创“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治理模式，从街乡发现问题，到相关部门从各自监管领域出发，形成了一条联合执法链，打破了原有的条块分割管理方式，形成了一套畅通的执法联动机制[7]。在党建的引领下，构建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社区协商治理模式，社区居民能够有效有序地参与社区治理，社区治理与居民利益诉求也能实现最大契合。

　　2.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协商治理

　　2011年《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颁布以后，社区社会组织得到较大的支持，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上海普陀区于2002年成立了我国首家民间组织服务中心，用于培育和服务社会组织。2017年民政部从中央层面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各地政府在此基础上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出台方针政策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以共同的行为规范，在不需要外部力量强制干预的情况下，通过自我内部协商就能实现社区公共生活的有序化。

　　四、社区协商治理的现实困境

　　1.行政干预过多

　　党政机构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领导核心的作用，很多社区协商治理的案例表明，协商治理的萌芽和发展得益于政府的重视和推动。在中国，社区是一个半政府半自治的组织，社区居委会既要进行自我管理，又要完成街道办事处交办的任务，同时社区的资源分配、人事任命和考核权又掌握在街道办事处的手中，使得社区与街道办事处呈现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社区自治空间被大幅压缩，所谓的社区自治也变成了“任务型自治”，党政机构仍然是协商过程的核心参与者或组织者，协商的主题依据街道办事处的需要而选择，协商治理没有摆脱街道办事处的干预和控制。

　　2.社会组织缺乏有效参与途径

　　社会组织作为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社区协商治理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社区社会组织准入门槛较高，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孵化需要外部环境提供场地、资金、技术服务等方面的支持，部分地方政府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孵化和培育缺乏详细的规划和实施细则[8]，规范化的社会组织数量较少，种类不全，还处于摸索前进阶段。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社区社会组织的成立必须到政府主管部门进行审批、登记和备案，严格的审核程序使得部分社会组织缺乏合法性，无法真正参与到社区协商治理中去。

　　五、社区协商治理的优化路径选择

　　1.推进服务型政党建设，转变政府职能和理念

　　党政过分干预社区协商直接影响了社区协商治理成效，理顺党政与社区的关系，将协商的主动权还于社区手中是社区协商治理的关键。要实现党的领导和群众自治的有机统一，将党的领导和协商精神结合起来，通过协商机制来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寓领导于服务之中；淡化社区治理中的行政化色彩，变管控为治理，厘清政府与社区的权责边界，政府主动向社区赋权，搭建政府与社区居民沟通协商的平台,实现政府行政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衔接；当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时，社区党组织和政府要积极作为，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进行正面引导，帮助协调矛盾纠纷，促进社区关系和谐。

　　2.紧密利益共同体自治，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不稳定或者不可持续的利益一致和特殊信任关系无法保证基层社会的良性自治，也无法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和机制的持续有效[10]。社区社会组织由于具备共同利益诉求，公认的行为规范，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社区治理的良性运转，保证社区治理制度和机制的持续有效。首先，政府要对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帮助，包括资金保障、政策宣讲、场地支持及其他方面的帮助；其次，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建立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政府应允许社区社会组织合理表达诉求；最后，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确保社区社会组织活动遵守规范秩序，资金使用合法。

　　余　论

　　社区的基层属性决定了治理必须从维护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入手，在多个社区治理主体的矛盾和博弈中寻求均衡和最优，社区协商治理旨在探索社区治理的有效途径，打造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尽管各地的社区协商治理发展水平不一，大多数社区还处于摸索前进阶段，但是协商治理以独特的优势表明其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地位，推进社区协商治理发展将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王亚婷，孔繁斌.用共同体理论重构社会治理话语体系[J].河南社会科学，2019（3）：36.

　　[2]郑杭生，黄家亮.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分析[J].东岳论丛，2012（1）：2.

　　[3]孙照红.城市社区治理的主体困境和协商进路——基于“党政群共商共治”的案例分析[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9（2）：70.

　　[4]陈家刚.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46.

　　[5]李增元，王岩.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实践动因及有效运转思路[J].政治学研究，2018（5）：33.

　　[6]任中平，王菲.基层协商民主的经验、价值与启示——以成都市青白江区芦稿村为例[J].政党研究，2015（4）：86.

　　李　琼

《论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协商治理的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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