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儿童心理发展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摘要：贫困儿童心理发展问题受到世界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现阶段对贫困儿童心理发展研究成果表明贫困儿童主要存在认知、心理健康与行为方面的问题。家庭和环境压力理论、家庭教养和投资理论、贫困文化理论分别从家庭和环境压力、家庭教育和投入、贫困亚文化视角解释了贫困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因素。政府和社会实施精准扶贫，扶贫要先扶智（扶志），切断贫困代际传递，未来研究还应进一步探讨贫困对儿童心理发展影响的机制和对贫困儿童进行有效的心理和教育帮扶，以期为政府和社会实施精准扶贫，扶贫要先扶智（扶志），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等实践活动提供依据和参考。

　　关键词：贫困；贫困儿童；儿童心理发展；研究述评；教育扶贫

　　《2015年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指出：“2015年贫困地区常住儿童规模粗略推算约为6500万人，占全国儿童人口的24%，其中生活在农村贫困地区的儿童有68%，考虑到并不是所有居住在贫困地区的儿童就是贫困的，粗略推算大约有1500万儿童处于贫困，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尤其值得重视”[1]。贫困是阻碍儿童生存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年幼和脆弱性使儿童更容易受到贫困的影响，因此贫困儿童不仅承受物质的匮乏，还有精神和情感的缺失，而且这种影响是不可逆的。

　　一、贫困儿童的概念

　　从生理和心理的发育与成熟特点看，儿童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成长受到家庭环境和早期经验的影响，其中家庭贫困和贫困经验是威胁他们身心健康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因对儿童贫困的特殊性缺乏概念化和辩论，对扶贫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减贫政策的成功又部分阻碍了对儿童和家庭的全面认识，由此导致了人们对贫困内涵和本质的认识的片面性，即以家庭收入情况作为重要的衡量指标。然而随着贫困研究的深入，人们意识到单纯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或家庭收入单一维度去衡量儿童贫困是远远不够的，况且儿童不一定能从到家庭收入中得到应有的部分并从中获益，如果单纯将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家庭的儿童定义为贫困儿童，就可能混淆成人贫困与儿童贫困的概念。所以，对贫困儿童的认识和定义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要问题，科学界定贫困儿童的概念对于政府制定旨在改善儿童福祉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贫困儿童的概念，现有的研究者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基于货币方法衡量儿童贫困。货币方法是和国际确定、衡量贫困最普遍的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则是按家庭收入状况作为判断依据，张时飞和唐均（2009）将贫困儿童界定为其家庭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所有儿童，主要有城乡低保家庭中的儿童、孤儿和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等三类群体[7]。但是贫困是一种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综合现象，仅以货币方法就容易忽略贫困儿童的性别、家庭结构和年龄及其他因素等。二是基于权利剥夺的方法来衡量儿童贫困，即将人权概念、分析、价值观和语言纳入减贫和扶贫对话，实质上是以人权为基础的扶贫办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一种“布里斯托尔指标”来作为衡量权利剥夺的方法，提出了包括食物、教育、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保健、住房、信息和获得服务的机会等八个指标，作为判断儿童是否绝对贫困的重要依据[8]。这一观点拓展了贫困儿童基于家庭收入的一维概念。基督教儿童基金会也从剥夺、排斥和脆弱性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来定义贫困儿童。可见，贫困儿童的界定和测量逐渐从单维转向多维。李晓明和杨文健（2018)根据现阶段的研究数据和的国情特征，将我国的儿童多维贫困的界定为：一定年龄之内的孩子在生活中其物质条件或非物质福利条件(如教育、健康、卫生、文化环境以及娱乐等维度)有多项指标没有达到当地社会公认或全国公认的最低标准时，所表现出来的生活状态[9]。

　　二、贫困儿童心理发展问题

　　贫困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贫困经历或境遇对其身心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Duncan和BrooksGunn（1997）是第一个广泛研究早年儿童贫困可能带来的长期后果的学者，随后Duncan等人（2010)通过对从出生到5岁生活在贫困中的孩子进行纵向动态小组研究数据表明，幼儿时期的家庭收入与儿童的成就之间的相关性比家庭收入与心理健康之间相关性更高[10]。Johnson等人（2016）研究也发现，贫困儿童比一般正常儿童更可能经历更糟糕的健康状况、更严重的发育迟缓、更低的成就、更多的行为和情感问题[11]。此后大量文献也从贫困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和大脑发育等层面，揭示早期贫困与心理健康、认知能力发展效果之间的关系。

　　（一）贫困儿童的心理健康与外化行为

　　贫困儿童心理健康问题主要体现在低自尊、更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和问题行为。尤其是早期经历过贫困对儿童心理健康造成的消极影响更强烈、持久。有研究发现，早年贫困预示着14岁和21岁时抑郁和焦虑程度的升高，儿童早期贫困的持续时间越长（即产前、6个月、5年），青少年和年轻人内化症状的水平越高[12]，成年时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差。这可能是贫困通过父母不良互动和社会资本不良为介导进而对儿童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13][14]。因为家庭经济困难造成父母和儿童的压力可以通过生物和心理社会途径将贫困压力体验与儿童的心理、情感和行为联结起来，导致儿童在情绪上有更多更强烈的消极体验，由此引发焦虑、抑郁、孤僻、自卑等心理。这些不良心理因素，进而影响了贫困儿童的社会适应性，给他们的适应行为造成困难，表现出更多的问题行为，如人际不信任、交往障碍、攻击性、打架、搞破坏、逃课等[15]。这些问题行为实际上是内在心理问题不断外化的结果。因此，贫困儿童通常被父母和老师认为比同龄儿童有更多的行为问题和较差的自我控制能力[16][17]。从以往研究我们可以看出，贫困儿童在儿童阶段就存在较多内化的情绪问题和外化的行为问题，青春期和成年后，非婚生育率和犯罪活动率较高[18]。

　　（二）贫困儿童认知能力发展

　　有研究建议根据对健康受试者在执行特定认知任务时大脑区域中有损伤和功能性激活的患者的研究，在解剖学上定义简单将大脑功能分为五个独立的神经认知系统：（1）左大脑前叶-语言系统；（2）前额叶-执行系统，可进一步分解为侧前额叶-工作记忆系统、前扣带-认知控制系统和腹内侧前额叶-奖赏处理系统；（3）内侧颞叶-记忆系统；（4）顶叶-空间认知系统；（5）枕颞-视觉认知系统[19]。在贫困儿童注意力和语言方面，一项研究调查了389名4至22岁儿童，发现贫困家庭的儿童额叶和颞叶皮质以及海马的灰质体积减少，额叶对自上而下控制注意力，抑制、调节情绪和复杂学习特别重要，而海马是颞叶的一个组成部分，承担关于记忆的作用，颞叶则对记忆和语言处理非常重要[20]。贫困儿童在执行功能方面上，有研究对77名出生早期至4岁之间的儿童进行纵向分析，发现低收入或贫困家庭的儿童总灰质体积比富裕家庭小近一半的标准差，与执行功能相关的额叶和顶叶区域尤为明显[21]。儿童认知能力发展受到贫困的影响，其影响途径有营养、家庭环境与社区环境、父母与儿童的互动、父母身体与心理健康、邻里关系等，总结以往研究表明贫困中长大的儿童认知和教育效果较差，患一系列精神疾病的风险更高，其中包括抑郁和反社会行为等[22]。Dickerson和Popli（2016）通过研究发现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即使在控制了广泛的背景特征和父母的投资之后，他们的认知测试分数还是显著降低，早年持续贫困对他们的认知发展产生了累积的负面影响[23]。事实上，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表明，在向学前和幼儿园过渡的过程中，贫困儿童在阅读和数学方面的得分显著低于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儿童[24]。Hanson等（2015）研究发现低社会经济地位儿童的海马体（一种起关键作用的脑结构，负责处理空间和语境信息，与长期记忆功能有关）和杏仁核（对情绪和记忆起很大作用）较小[25]。未来也有必要对大量样本进行研究，进一步探索影响贫困儿童认知的神经中介，而不是某个特定的脑区。此外，文献中经常强调的一个重要影响途径是家庭教养和投资，包括从父母投入时间的质量和数量到父母提供给孩子的商品（学习资源、玩具等）的质量和数量等。但是大多数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儿童的父母受教育程度不高，难以认识到早期教育投资对儿童长远发展的影响或者没有能力而放弃对儿童的教育投资，导致贫困儿童缺少对认知技能发展有利的刺激材料，比如书籍、电脑或丰富的经验，而这些都能够提高贫困儿童在标准化测试中的表现。

　　三、贫困儿童心理发展问题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

　　贫困儿童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各方面的影响毋庸置疑，而起负面影响的内在机制更具有研究价值，以往研究主要从家庭和环境压力、家庭教养和投资以及贫困文化视角三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

　　（一）家庭和环境压力理论

　　根据格伦埃德尔提出的家庭压力模型，经济地位低下构成压力体验，控制感和无力感则是地位低者脆弱性的核心作用[26]。家庭经济低下是贫困儿童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更有可能生活在比同辈群体更混乱、有更多结构问题、更拥挤的家庭。经济不足带来的家庭结构不稳定、学校环境差等对贫困儿童造成反复的压力，压力促进适应，但是贫困及其随之带来的长期慢性压力会引起生物应激系统的频繁或持续激活，而生物应激反应系统功能的破坏被认为是暴露于不利的早期生活环境影响人类发展的一个中心机制[27]，长时间的压力会导致身体的磨损，影响着神经系统和大脑发育。在美国，每五个在贫困中长大的孩子中就有一个会增加社交情感困难的风险，导致其风险升高的一个因素可能是暴露于多种生理和心理应激源[28]。从生理结果看，有研究表明贫困对人的脑区例如海马体产生影响，这些脑区涉及压力调节和情绪的处理，因此可以将慢性压力视为贫困对儿童发展产生影响的潜在机制[29][30]。该理论将贫困儿童和暴露的压力以及随后的外化症状与脑的发育联系起来，是一种可行的解释理论，但不能有效地揭示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效应。因为贫困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不可控制的或者没有排除在实验外的其它影响因素，而且贫困伴随的压力种类及数量的累计等都会对儿童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或创伤，这些方面都值得深入研究。

　　（二）家庭教养和投资理论

　　加里贝克尔认为对儿童的投资，随着父母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受到父母投资、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支出影响[31]。不恰当的教育态度和教养方式会造成儿童不健康的心理。与同龄人相比，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在面对更高水平的生活压力、更多的家庭不稳定和更多的暴力暴露的同时，较少经历父母的养育[32]。与此同时，由于无法维持收支平衡而更容易经历负性生活事件，给父母造成很大压力，父母的这种压力和冲突反过来又和父母教养有关，他们更有可能对待孩子更严厉，更具惩罚性，对孩子的需求不敏感，而简单粗暴的育儿方式使得儿童养成敏感多疑、焦虑易怒等不健康的品质[33]。在儿童早期学业成就方面，已经证明父母的养育方式在贫困与儿童阅读和数学成绩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并由此提出新的研究视角，即父亲提供温暖和家庭学习刺激可能在塑造儿童学前成绩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34]。除此之外，长期接受严厉的教养方式会导致儿童对父母不安全的情感依恋和随后的行为问题，例如目标导向差，自信心和社会能力低，更倾向于不一致的行为[35]。这些发现进一步强调了早期提供高质量的儿童养育的重要性。有关研究将贫困儿童的心理发展影响因素扩展到神经发育领域，表明支持性的父母教养在儿童海马体发育中也起着关键作用[36]。然而这些研究并不能明确贫困对儿童认知功能影响的因果关系顺序，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贫困与儿童注意力、语言、执行能力和记忆等方面认知功能的影响完全是环境介导的，也有可能是基因的作用。同时在研究家庭教育和投资时也不能完全脱离贫困本身的作用。

　　四、述评与展望

　　大量文献表明贫困儿童在心理、行为、认知和情感的发展、脑的发育等方面受到消极的影响，从而影响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机会，这些影响可能是通过家庭环境压力、父母教养投资以及贫困形成的亚文化造成的，可见童年时期经历贫困对儿童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从影响贫困儿童心理发展机制的现有研究来看，还存着一些不足和未来值得探索的方向。

　　（一）将贫困儿童概念从贫困研究中抽离出来，深化贫困儿童问题影响机制研究

　　贫困所造成的长期压力的累积有助于解释贫困儿童的发展困境，但生理上的变化同样受到个人先天基因和后天生物环境的影响，所以无法确定贫困儿童所遭遇的发展问题是否完全来自于贫困环境的影响，而且在贫困环境作用的过程中，尚且无法明确贫困是通过心理或是生理因素对儿童的发展造成影响。到目前为止，贫困研究对象主要还是贫困大学生和贫困帮扶对象。结合我国现行的扶贫政策，我们认为决策者应该重视贫困儿童这一特殊群体，要明确贫困儿童的概念，将贫困儿童作为主体从贫困研究中抽离出来。虽然现有的研究分别从家庭经济收入、权利剥夺以及衣食住行等指标来衡量贫困儿童，但是对贫困儿童的概念的探讨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和定论，未来研究可以更加系统地阐释贫困儿童这一主体。

　　（二）深入探索贫困儿童与家庭养育双向互动过程的影响

　　家庭养育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贫困可能会对这一双向过程同时造成影响。一方面，贫困儿童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不良的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发展造成威胁，同样贫困处境中的儿童在与父母互动的过程中也可能存在更多的消极反馈。贫困儿童的心理发展表现出的个体差异与照顾他们的养育者有关，也与他们的养育者的社会支持程度和压力有关。虽然儿童贫困不等于家庭贫困，但是后者是前者的致因，儿童权利的实现需要家庭作为载体。为促进贫困儿童健康成长，除了严格执行资助政策，凝聚全社会教育扶贫强大正能量，还要把贫困儿童家庭的各方面援助看作是消除儿童贫困的重要途径，为贫困儿童家庭提供有价值的实物补贴，实现精准脱贫战略目标。再者，由于贫困儿童在某些方面的发展与父母教育有关，那么教育方案则可能会为改善贫穷儿童的生活机会提供另一个机会。

　　（三）促进贫困儿童研究本土化

　　贫困文化会通过贫困儿童生活的广泛处境对儿童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造成消极影响，现有的研究还没有对这些因素综合考虑，明确儿童贫困文化传递的主要渠道。研究表明贫困具有代际传递的特点，但是这在本质上是否认穷人为脱贫所做的努力，加深了对贫困人群的刻板印象。未来应加大对贫困儿童本土化的研究，打破这种刻板印象，为解决贫困儿童心理发展问题提供更多针对性的建议。同样，对于缓冲贫困文化对儿童负面影响的保护性因素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开展“童享阳光·促进贫困儿童健康成长”等关爱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探讨贫困儿童心理与教育理论研究，构建贫困儿童关爱教育的模式和网络平台，加强贫困儿童身心健康状况监测评估指标体系的建设，提高儿童心理抗压能力和心理弹性，减少资源匮乏对贫困儿童身心发育的消极影响，从根本意义上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正如习总书记总书记提出的“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摆脱消极心态，提高其自身发展能力，发挥其主体作用，摆脱贫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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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海燕曾天德谢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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