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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乾隆前期对封建官僚体系的成功驾驭

来源:职称论文发表咨询网作者:赵编辑时间:2019-08-23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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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官僚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重要政治制度。作为清朝杰出皇帝,在统治前期,乾隆基于对官僚政治的深刻洞察,以专制皇权为依托,对官僚体制的弊端进行果断整治,对其实现了较为成功的驾驭。由于有以科举制为基础的成熟选官机制,国家能够选拔到有真才实学,且为百姓实心办事的官员。封建官僚体系较好地发挥了执行皇帝各项爱民养民政策的职能。“康乾盛世”逐步走向了顶峰。本文试图以乾隆前期的治国实践为考察对象,来梳理为实现治理国家目标,乾隆在其执政前期对封建官僚体系进行成功驾驭和有效控制的方式。

论乾隆前期对封建官僚体系的成功驾驭

  关键词:乾隆前期; 封建官僚体系; 驾驭

  作为我国古代社会重要的政治制度, 封建官僚制度到清代已日臻完善。 皇权是专制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它依靠庞大官僚机器来维持其权威,而又面临着熟悉和操纵这架机器的艰难任务。 皇帝并不处理所有的行政事务,但他必须按既定结构和程序,授权别人去处理政务。 如何选拔和督率各级授权的官员,按谕旨行事,使这架官僚机器正常的运转,乃是皇帝的重要工作。 [1]官僚体制的本质特征决定了皇帝必须具有杰出的才能和充沛的精力对整个官僚体系进行有效驾驭,使其正常运行。 在乾隆的成功驾驭下,封建官僚制度在乾隆前期展现出了勃勃生机。 “康乾盛世”迎来了高峰。乾隆对官僚体系的成功驾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选拔官员和对官员施政情况的考核

  在我国古代人治社会,社会的治乱和国家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使用是否合理。 举凡奋发有为的皇帝都高度重视官员的选拔。 [2]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和清圣祖康熙等概莫能外。 皇帝的治国方略要得到准确落实,必须依赖各级官员的认真执行。 官员的良好品行无疑可以增加社会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而这种信任建立在官员的实心为政与良好的道德操守,尤其是廉洁自律方面的高贵品质。 重视官员在实际施政过程中的能力和操守,并对其进行严格考察,是乾隆前期的一个显著特点。

  督抚是全面管理一方事务的封疆大吏。 乾隆对督抚的选用极为严格。 早在乾隆五年,皇帝就说:“今之督抚,即古之岳牧。 宣化承流,为百僚之表率。 必须诚实无伪,中正无偏,方可以整饬官方,澄清吏治,收封疆得人之效。方今督抚,皆朕慎重简用。 ”[3]对于文职知县以上、武职守备以上官员,乾隆也通过轮流引见的方式亲自考察,并把相关情况秘密记载,以便日后调整使用。 另外,乾隆还经常在外出巡幸时通过直接召见和询问其他官员等方式了解重要官员的能力及操守,并及时做出调整。

  乾隆元年,甘肃发生饥荒,皇帝要求巡抚许容不得吝惜财物,火速办理赈灾事务。 但许荣办理不善,导致灾民四处逃散。 皇帝质问他“如此轻视民命,为民父母之谓何,汝意固为国家惜费乎,夫民之元气,乃国家之根本也。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岂汝未闻之乎。 ”[4]并将他免职。

  与果断撤换不关心百姓疾苦官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宽留任为百姓实心办事官员。 乾隆二年,陕西发生严重旱情。 巡抚崔纪向皇帝奏请推行凿井灌溉。 乾隆御批:“此系及应行之美举! ”但在崔纪推行井灌之后, 有官员向皇帝反映由于崔纪急于求成和严行勒催,导致百姓怨声载道。 乾隆认为凿井累及百姓,一是由于崔纪建功心切,推行太急;二是由于下级官员对巡抚一味逢迎,导致奉行不善。 正如乾隆在一则谕旨中对属吏的批评所指出的“督抚意指,一为所窥,则百计逢迎,以取欢悦,偶发一言,偶行一事,必趋跄竭蹶,惟恐后时。 如昔年河南之垦荒,陕西之开井。 祗以有司迎合上司,奉行不善,遂大为闾阎之扰。 ”[5]乾隆三年五月,吏部议奏,陕西巡抚崔纪自陈旷职,恳请黜退,应照才力不及降二级调用。 皇帝指出:“崔纪在陕西巡抚任内。 凿井灌田一事,经理未善,以致滋累,咎无可辞,本应处分,但其本意系为百姓起见,且其才尚属可用,是以调任湖北巡抚。 冀其克自奋励,以观后效。 ”[6]

  二、营造和谐君臣关系,提倡君臣一体

  乾隆皇帝强调君臣一体,希望各级官员以君心为己心,认真办理公务。 因此,他特别注意培养自己与各级官员的感情。 这对于增强君臣之间凝聚力,协调君臣关系具有积极作用,使得官员能够与皇帝同舟共济,共同努力治理好国家。

  对于恪尽职守的官员,皇帝格外关爱。 乾隆特别体恤为国家出力多年的老臣,给予老臣很多特殊恩典。 乾隆五年十月,皇帝赐兵部尚书鄂善在紫禁城骑马。 此外,乾隆皇帝还利用各种机会,赏赐地方官员宴席、食物和其他物品,有时直接赏赐官员银两,有时还赏赐官员的父母。 乾隆五年,因操守廉洁而受到乾隆表彰的闽浙总督德沛,一次就获得了白银一万两的赏赐。

  乾隆还经常鼓励有真才实干的官员排除干扰, 坚定信心办理事务。 乾隆四年二月,江南河道总督高斌上奏在治理漕运过程中,一些官员与自己意见不一,为防止彼此产生嫌隙,影响工作,请求皇帝另派他人代替自己职务。 皇帝看到其奏折后,指示“此奏朕甚不直之,卿既肯担当任事,乃国家求而难得之人也,况治河已有成效。此何时也,讵有以浮言动朕听。而反使出力报效之人得罪乎,第恐卿固执己见,料理有弗合宜耳,若自问万无可疑,切莫畏人。 ”[7]基于对官员施政情况的准确了解, 乾隆没有听信其他官员的报告调整高斌职务,“而反使出力报效之人得罪”。

  身处人情关系错综复杂的官场之中的官员,能受到皇帝如此关心体恤,必然会受宠若惊,唯有勤勉为民来报答皇恩。 而要做到对官员施政情况了然于胸,皇帝必须勤政且有着足够的政治智慧。 此外,各级官员对自身所管事务比较熟悉,因此可以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三、对官僚体制中的弊端进行果断整治

  官僚体制的特性决定了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 很容易滋生各种弊端。 而如果对官僚体系的弊端不能有效应对,整个国家政权体系都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对于官僚体系中的各种弊端,乾隆皇帝总是不遗余力的进行实力整顿。

  (一)抑制党争,大胆提拔年轻官员

  乾隆即位之初,鄂尔泰和张廷玉同为受先帝雍正重用的肱骨重臣,位高权重。 而周围又聚集了一大批依附于两人门下的官员,形成鄂党和张党。 双方互相排斥、势同水火,严重影响着乾隆对皇权的有效行使。 作为年轻君主,乾隆在鄂张两党之间表面上保持公正立场,尽量保持平衡和均势,让双方互相牵制。 同时,果断提拔了一批以讷亲、傅恒、汪由敦等为代表的官员,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施政团队。

  (二)对贪污渎职官员严肃处理

  官员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当地百姓的生活, 是对百姓利益的剥夺。 同时腐败又极大地破坏了政权的合法性, 降低了政府的效率。 乾隆前期,对于贪污腐败的治理非常坚决。 皇亲国戚涉及贪腐案件,乾隆皇帝也一视同仁,丝毫不加以袒护和宽贷。 慧贤皇贵妃在生前深受乾隆的宠幸她的亲弟弟高恒在担任两淮盐政后,收受商人所缴银两至十三万两。乾隆二十二年案发之后,乾隆指出高恒“辜负圣恩,罪无可逭”,并将其处死。云贵总督恒文因能力出众深受乾隆喜欢和信任。皇帝称其“历任封疆,受恩最重”。 乾隆二十二年,恒文因勒索百姓被告发,乾隆令其自尽。 而与案件有牵连的名州县官员都受到了严厉处罚。

  在乾隆前期,乾隆皇帝牢牢抓住吏治这个与民生关系极为密切的关键因素对官僚体系进行大力改造。 为驾驭臣属,乾隆常常施展出人意料的手段,既有轻罪重罚,也有一月数迁。 生杀予夺、祸福沉浮全在皇帝一人手中。 各级官员深深感到天威难测。 [8]由于深知皇帝对侵害百姓利益的贪污行为极为痛恨,官员大都能够廉洁自重。

  (三)修订和完善相关制度约束官员

  制定严格的制度是从根本上遏制官场上种种弊端的有效手段。乾隆也非常注重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通过制度的确立来进行约束。

  1.完善奏折制度,加强对官员的监督。 为监察主要官员的举动,在要求雍正时有具折言事权利的官员继续“照前折奏”的基础上,乾隆又加强了秘密奏折制度。 通过秘密奏折来监督官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乾隆时期,统治集团中几次较大的政治斗争、官吏中各种贪污违法案件的揭露, 无不通过奏折的形式极为迅速地反映给乾隆皇帝并得到及时的处理。 通过奏折制度,乾隆皇帝迅速加强了对各级官员的控制。 [9]

  2.加强中央对各级官员的控制。 乾隆即位之初,对官僚政治的种种弊端就非常熟悉。 对于中央政府机构,在乾隆三年六月的一份谕旨中,乾隆指出:“朕闻近来各部院办事,因循成习,每遇难办之事,即互相推诿,文移往返,动经数月,迨夫限期已满,则潦草完结,以避参处。” [10]乾隆对地方督抚的评述是:“方今督抚,皆朕慎重简用,其间实心供职,不愧任使者,固不乏人,然尝留心体察。向来有积习数端,一时未必人人尽能悛改。 ”[11]这些积习表现在督抚不和、朋比为奸和对胥吏为害百姓的疏于管理等等方面。 大学士、九卿等负有对地方督抚等官员进行考察和监督的责任。 乾隆指出:“尔等俱为大臣,天下督抚之贤否应于平时留心细访以备顾问,谁贪谁廉,即行公举。 虽门生故旧,不为徇庇,庶人皆知畏惧而勉励亦。乃者,朕问时,或谓未经同衙门办事,或自谓平日不接见人,知之不真,以此推辞,非理也。 ”[12]

  总之, 封建官僚制度运行的内在规律决定其存在很多固有弊端。 但由于乾隆皇帝对官僚系统的成功驾驭,使其治国思想和封建官僚体制下的官员行政行为找到了一个较好的契合点。 乾隆前期极为注重听取各级官员的建议。 在皇帝勤政的带动下,官僚队伍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工作状态,各级官员都能较好的履行职责。 君臣的良性互动使官僚体系实现了高效运作。 可以较好地发挥执行和落实皇帝各项政策的功能。 正是在各级官员的认真作为、积极进取下,随着农业生产发展的推动,各地的经济显著发展,人口也迅速增加, 社会形势出现全面转好的局面, 为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乾隆皇帝和各级官员的努力之下,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太平盛世在乾隆中期达到了其最高峰。

  但是, 在执政后期, 随着乾隆精力逐步衰弱和自满导致的倦政,再加上权臣的影响,皇帝对官僚体系的控制逐渐松弛,导致封建官僚政治固有的弊端也逐渐变得突出。 而这种变化进而对整个大清王朝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整个官僚体制的运行逐步出现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由盛而衰。

  参考文献:

  [1]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11 页

  [2]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第 12 页

  [3]《清高宗实录(第 135 卷)》,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 947-948 页

  [4]《清高宗实录(第 10 卷)》,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 338 页

  [5]《清高宗实录(第 135 卷)》,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 948 页

  [6]《清高宗实录(第 69 卷)》,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 110 页

  [7]《清高宗实录(第 87 卷)》,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 360 页

  [8]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31 页

  [9]王戎笙.清代全史(第四卷),方志出版社,2007 年版,第 80 页

  [10]《清高宗实录(第 71 卷)》,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 143 页

  [11]《清高宗实录(第 135 卷)》,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 947 页

  [12]《清高宗实录(第 130 卷)》,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 9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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