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Q“革命”的三重悖谬
内容摘要：由于自我主体意识的丧失，阿Q对革命的原因与目的没有清醒的认识，他对革命采取既赞成又反对的态度，对革命对象既极端厌恶又极力巴结，在梦幻中他无比“神勇”而在现实中其行为又极其怯懦，这种悖谬现象说明阿Q的革命实际上是一种不在场的革命，与真正的革命相去甚远。
关键词：阿Q 革命 悖谬 不在场
正如《阿Q正传》并不因为写了阿Q的“恋爱”而使自身成为一部爱情小说一样，它也并不因为写了阿Q的“革命”而成为一部先声夺人的普罗文学作品，无论是写阿Q的“恋爱”也好，“革命”也罢，都不是为恋爱而恋爱，为革命而革命，而是一切都服从于对阿Q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服务于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1〕的创作目的。
《阿Q正传》发表之后，即有论者指出，“象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人格上似乎是两个”。〔2〕对此，鲁迅作了鲜明的回答，“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上也恐怕并不是两个。”〔3〕
从实际行动上看，阿Q“投降”革命是自愿的，并没有受任何人的劝说和引诱。可是他的这种自愿是建立在对事物现象的简单判断与推理上的。看到革命党“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看到“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按照阿Q的判断与推理，对手怕的必于己有利，他就根据这种模糊的有利可图的简单认识而想做革命党了。他的革命最初目的是要“革这伙妈妈的命”，是要报复，因为他本能地感到自己的屈辱地位不是自己一手造成的，而是未庄内外的社会群体联手压迫所致。与阿Q的“投降”革命的实际行动相比，他的意识深处是不愿参与革命的，因为他一向保有着“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的观念，所以对革命党总是“深恶而痛绝之”的。
革命到来之前，由于统治阶级把握着宣传工具，阿Q对革命的认识是合于“圣经贤传”的。他与统治阶级保持着同一立场，即“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国家、与朝廷为难，因此也是与朝廷下的每一个顺民为难。对于图安恶变的阿Q来说，反对革命可谓是他的一惯态度与主张。革命终于波及到未庄。出乎阿Q意外的是，无论是未庄的上层人物还是下层百姓都视革命为洪水猛兽，他们作为阿Q的敌对势力所表现出惊人一致的恐怖不安把阿Q彻底排挤出来，使之轻而易举地完成了由革命的坚决反对者向革命向往者的转换。他不是在理解的基础上产生对革命的追求和信仰，而是隐隐约约地凭直觉感到革命将会对他有利，首先可以满足他的报复欲望，把曾奴役过他的人踩在脚下，以取得心理的平衡，实现庸俗而卑微的个人价值。以实利为目的阿Q就这样奇迹般的跨越了所有未庄人，同时也跨越了自我。至于革命何以爆发，它的原因是什么，动机与目的又是怎样，他无意去考虑，蒙昧的主体意识也限制他去考虑这些问题。“革命之所以必须，不仅是因为没有其它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4〕阿Q意识上的这种悖谬现象在他对革命的对象与动力的认识上也有所表现。。
阿Q的革命对象既然是所有未庄的鸟男女，他所依靠的力量就只能是想像中的外来的“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了。阿Q对革命党也是不十分了解的，在城里见到的那个“革命党”未必如他想像中那样穿戴着白盔白甲，而且已经被杀掉了，留下给他的也不是什么如《药》中夏瑜式的革命宣传，而是提高他在未庄社会地位的一点谈助。可是，他日夜盼望着的“白盔白甲”之外部力量迟迟不来，从而延宕与阻止了他的“革命”行动，也使他的“革命”目的难以实现。他只好一个人怯怯地去静修庵实施“革命”，结果意外地发现自己来迟了一步，假洋鬼子已与赵秀才“合作”，“革命”抢在他的前头了。假洋鬼子们以快捷的行动占据了革命的要津，拉起“革命”的旗子来遮蔽阿Q们心灵的窗户，并掩住他们自己肮脏的灵魂。“革命”使阿Q脱离开未庄的整体，同时又使他不得不返回到这个整体中去。他必须对这个整体进行重新分割，或者把自己划到假洋鬼子与赵秀才们这一块去，或者是把自己原先厌恶的这一块划到自己这一边来。外部的盟友不见到来，“革命”又不可能孤军奋战，他只好到原先敌对的阵营中去寻求盟友。这样，假洋鬼子等革命对象一变而将成为阿Q的盟友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假洋鬼子拒绝与阿Q合作，不准他参与到“革命”中来，实际上等于取消了阿Q的“革命”资格，取消了他的“革命者”的身份。走投无路的阿Q绝望之极，由向往“革命”而退出“革命”，而诅咒革命，并再次表示了他对假洋鬼子们极端的厌恶与痛恨。由于阿Q缺乏主体的自觉意识，始终不能明白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的朋友，在革命的对象与力量上始终动摇不定，从而对假洋鬼子们这个固定的集团表现出既极其厌恶又极力巴结，既要打倒又要依靠的悖谬心理与行为。
对于“神往”革命的阿Q，鲁迅着力刻画的是他的“革命”最本质体现的革命目的，从“投降”革命之日起，阿Q即毫不含糊地宣布了自己的“革命”纲领：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这是一条非常大胆、非常醒目的纲领，它赤裸裸地揭示出阿Q对金钱、物质和权力的攫取欲望。这条纲领之下，有它的具体条款，鲁迅是以梦幻的形式来加以描述的，这既符合人之本性，又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因为“首先可以肯定，幸福的人从来不去幻想，幻想是从那些愿望未得到满足的人心中生出来的。换言之，未满足的愿望造成幻想的推动力，每一个独立的幻想，都意味着某个愿望的实现。或意味着对某种令人不满意的现实的改进。这些作为推动力的愿望各各不一，随着幻想者的性别、性格和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但它们明显地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促使梦幻者做升官梦的野心欲，另一种是性欲。”〔5〕鲁迅对阿Q白日梦的革命幻想作了有条不紊的多个层次的集中描写，可见这些层层堆积的世俗意义上的欲望在革命之前是如何残酷的压制着又如何热烈的引诱着阿Q渺小的心灵，几乎快要撑破了他的心胸。
阿Q以革命为梯勇攀他“梦”的高枝，其伟力不可谓不大，然而，他攀得愈高，离大地上的革命也就愈远。阿Q的“梦”从最根本来说，其实是他生存观念的一种体现。按美国学者埃·弗罗姆的说法，人类有两种最基本的生存方式，一种是存在生存方式，一种是占有生存方式。前者强调的是经验，是“不可言传的生动经验”，它要求我们去表现自己的能力，“去有所作为，去与他人发生联系，去逃脱自私自利的牢狱。”〔6〕至于后者，它意指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需的生存性（功能性）占有，而是一种性格型占有。从人的本质上看，阿Q的“梦”越大，其物化、异化程度就愈高；从革命的立场上看，他的“梦”是与真正的革命宗旨不相吻合的，一开始他就没有走上革命的正轨，反而与他“革命”的对象赵太爷等人日趋同一。就现实的地位与处境来说，阿Q与赵太爷是势不两立的，然而他们在本质上都具有“既为主，又为奴”的相同品性，当革命到来之后，他们根据自身的情况发生了不同的转向，赵太爷的路线是从“主”向“奴”，阿Q则相反，是由“奴”向“主”，尽管这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赵太爷不可能从内心里放下主子的权威，阿Q也没有真正大权在握而摆脱自身卑微的处境。主、奴的根本区分在于权力。阿Q由“奴”而“主”的愿望即是对权力崇拜的欲望，他的“革命”不是为了粉碎专制者的权力，而是要把它转移到自己手中来。
总的说来，鲁迅“对阿Q的革命愿望、对他改善自己社会地位的要求是肯定的。”〔7〕阿Q要求革命，但由于自身意志的软弱，又没有真正的革命者来引导，行为上一直在革命的门外徘徊，而没有勇敢地走上革命的道路。而在思想上，意识上，他与革命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他看不到也想不到真正的革命将会是怎样的。因此，对于纯粹意义上的革命来说，阿Q是不在场的。鲁迅在《阿Q正传》中，“既批判和否定阿Q的不革命，又批判和否定阿Q的‘革命’。”〔8〕鲁迅这种创作意图上的悖反只是形式上的，二者实质上是一回事，因为阿Q的“革命”即是不革命，他的不革命也就是他的“革命”。鲁迅希望中国能够出现一场真正的革命，一场能够“彻底结束‘主奴互换’的历史的真正的革命”。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鲜明地指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也只有在“人立”之后，人类才会消除阿Q式的不在场的革命。
参考文献
〔1〕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鲁迅全集》7卷，第81页。
〔2〕西谛（郑振铎）：《呐喊》，1926年11月21日《文学周报》第251期。
〔3〕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3卷，第379页。
〔4〕〔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转引自林非：《鲁迅小说论稿》，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作者陈子林
《论阿Q“革命”的三重悖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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