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身体”的缺席、复显及医学伦理困境

　　摘要：约翰·奥尼尔提出的“医学身体”概念，独立、系统地阐述了医学与身体的关系，为审视医学伦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和理论生长点。基于身体社会学视角，从身体的缺席在场，再到作为权力、消费、医学等身体复显方式中发现，医学哲学研究应通过“医学身体”的概念范畴，逐渐解密身体的隐秘属性、破除身体的“二元论”偏见，并辩证地认识到现代医学危机源于将身体视为技术存在、权力存在、消费存在等原因。基于此，医务人员及相关工作者应提升对当前医学社会问题的哲学认知，并构建适应医学发展规律的新型医学伦理。

　　关键词：医学身体，潜态势身体，身体复显，医学伦理

　　现代医学发展的议题，不仅是人类能否战胜病菌和疼痛、医生能否医治患者的生理性疾病，还是医学如何更理性、更克制地回应社会关系的复杂变化，以及如何解决现代人对身体知识的焦虑与匮乏等问题。从传统的医患矛盾问题，到微整形泛滥和器官交易，再到２０１８年“贺建奎基因编码事件”、２０１９年底的“民航、朝阳伤医案”等，证明了传统医学的藩篱正不断被打破，医学在应对社会性事件中显现出了“捉襟见肘”的困境，这一切让医学不得不去思考医学与社会的理论与现实关系。缺失哲学、伦理学维度的医学进步会降低医学的温度，不能回应社会诸多问题的医学发展将会扩大医学本身的负面作用。身体社会学者们始终秉持着这样一个基本信念：身体虽是最易被忽略的因素，却隐喻着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原始内核。杜治政［１］认为，借鉴外国学术界的成果，从身体视角认识疾病、认识医患关系、认识医学，是医学哲学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医学身体”概念的提出，是身体诸多概念范畴中距离医学最近的、最丰富的、最具有社会性质的概念。同时，该概念不仅会成为医学社会化的重要概念之一，也将为我们进一步理解身体社会学与医学社会学的关系、理解医学伦理学面临的诸多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

　　１医学身体概念的提出

　　１．１身体转向与医学诘难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身体转向始于：战争和第二波女性主义兴起、西方社会人口老龄化、从生产转向消费的资本主义结构转换、对身体为何的知识焦虑［２］２７－３７。在尼采、梅洛－庞蒂、福柯助推下，西方的身体理论框架基完成。中国身体理论出场于“西风东渐”和社会转型，作为哲学本体的身体和作为社会意义生成器的身体交相呼应，形成了关注中国问题的身体哲学、身体政治学以及身体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范式。以“价值中立”为原则的自然科学将人类文明带入了无比辉煌的现代社会中，然而诸如克隆技术“不假途男女之爱生产人的身体”、人工智能“代庖人的大脑”，这一切是人类“以身为殉”，“与理性富有、知识爆炸并行的是感性的贫困、生命感受的江河日下”［３］。作为生命科学对象的身体，正是在医学技术不断挑战人类终极伦理价值中走向哲学社会学领域。而当前医学哲学的研究主题，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从“意识哲学”转向“身体哲学”，并视身体为医学哲学理论体系中最基本、最深刻的概念［４］。

　　１．２五种身体形态与“医学身体”的诞生

　　身体向来不是生物医学的专属，身体社会学兴起旗帜鲜明地将身体置于更为开放的社会生活中，也就是说，我们所认知的身体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这种复杂性源于身体的生物属性，但又不限于此，而是在身体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相互交错中显现出多元的“身体形态”。奥尼尔在《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中首次提出了“医学身体”概念，他虽然没有明确地界定医学身体的概念，但清晰地阐述了医学身体是五种身体形态中的最具现代性的表达。

　　２身体缺席在场的理论与现实原因

　　柏拉图［６］告诫：“带着肉体去探索任何事物，灵魂显然是要上当的。”与先哲不同，当代身体社会学家希林［２］５在其《身体与社会理论》序言中指出，有些理论总想着绕过“具身特性来说明社会行动，就会面临难以解决的问题”。柏拉图并不是唯一一个敌视身体的哲学家，同时，希林也不是唯一一个重新关注身体的社会学家。从先哲们到近代理论家们对身体的认知转变，可以发现，身体历经了从“缺席”到“复显”的转换。其中，身体的潜态势和“内部脏器的隐形”特征加剧了身体的缺席，而医学技术发展促使身体的复显。

　　３身体复显的方式

　　身体复显既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个现实范畴，该概念描述了身体在历经了社会学所述的“缺席在场”历史困境之后，在当前现实社会中的逐渐显性的状态。我们认为，身体复显理论上源于权力意识，现实上源于消费社会，特别是医学技术进步和产业化趋势，直接凸显了身体的显性地位。２０世纪末，社会学者及部分哲学家们逐渐把隐藏在传统社会学中的身体概念“挑明”，并力求将身体本身作为对象，逐步融入日常生活化研究之中。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身体终于在形式上打破了与权力、消费和技术等因素间的“隐喻关系”，并随着现代医学技术进步及产业发展趋势，成为日常社会系统中难以忽视的显性因素。但身体社会学者们指出，从器官移植、基因工程、整形手术和运动科学中，医学虽然给人们重新认识身体、改造身体提供了“一种包含诸多选择可能和选择权利”，但也加剧了身体受到别人控制的可能［２］３。换言之，聚焦在身体层面的权力意识、消费意识和医学技术干预，虽然凸显了身体的社会性表达，但其本质是以一种更为隐秘的消费方式和医学方式，将身体降格为消费品。

　　４医学身体的伦理困境

　　政治权力的实质是“支配肉体的权力技术学”［１３］３３，消费社会的到来以及现代医学的发展进步也得益于技术更迭。因此，无论是作为权力的身体，还是作为消费的身体，抑或是作为医学的身体，均蕴含着技术与身体的关系。奥尼尔以“配假肢的上帝”隐喻身体与技术的内在关系，指出“人类已经主动臣伏在科学技术的威力之下”，并在技术逻辑中形成五种身体形态。显然，在权力因素、消费因素以及医学因素的刺激下，身体虽然从“缺席在场”走向“复显”，但其显现出的各种社会伦理问题，特别是由技术驱动的医学进步过程中所暴露出身体伦理问题，正制约着医学本身的发展。正如刘虹教授［１６］所述：“身体未来的命运令人堪忧：身体医疗化将身体的每一个阶段都置于医学控制之下：从排卵、受精、怀孕、出生、养育、性行为、生病、衰老、临终到死亡，尤其是疾病过程的过度治疗；身体工业化的平台上，身体是可以定做的产品，基因剪辑的客户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定制宝宝，诸如此类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的事件，只有在身体哲学的语境中才能获得诠释和解语。”

　　结语

　　哲学家们对身体的“二元论”偏见、身体本身的隐秘性，以及目前多数学者将医学仅仅视作技术存在、权力存在、消费存在等原因，造成了“医学身体”被忽视。科学技术进步作为医学社会化动因之一，将医学的矛盾，从处理人类与病菌、疼痛的自然关系范畴扩展到处理医生与患者的社会关系范畴，因此，科学技术进步对医学社会化的作用是显性、外在的。而从作为权力存在的身体到作为消费存在的身体，再到作为医学存在的身体发展史证明，对身体的认知，特别是身体社会学者们对身体双重属性的挖掘，是医学走向社会领域的隐形、内在的动因。

　　参考文献

　　［１］杜治政．梳理·整合·开拓·坚守：医学伦理学的回顾与思考［Ｊ］．医学伦理学，２０１８，３１（４）：４１０－４１８．

　　［２］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Ｍ］．李康，译．２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３］张再林．作为身体哲学的古代哲学［Ｍ］．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２０１８：２３４－２３５．

　　［４］刘虹．医学哲学：从意识哲学走向身体哲学［Ｊ］．医学与哲学，２０１６，３７（９Ａ）：２５－２７．［５］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Ｍ］．张旭春，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

　　陈天赵旭

《“医学身体”的缺席、复显及医学伦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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