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众参与为主导的科学传播实践中的知识论规范 ——从专长哲学和证言知识论的视角看

　　摘 要：科学传播这项事业即有社会性维度也有知识论维度。理解科学传播并成功地进行科学传播实践不能忽视两个维度中的任何一个。对当前以公众为主导的科学传播的研究在理解社会性维度已有了许多成果，然而在理解知识论维度上却缺乏清晰的理论。文章论证当代证言知识论和专长哲学为理解知识论维度提供了十分有用的理论资源。

　　关键词：科学素质 公众理解科学 公众参与 证言知识论 专长哲学

　　公众参与在21世纪的科学传播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如此。与以提升公众科学素质为主导和以加深公众理解科学为主导的传统科学传播不同，以公众参与为主导的科学传播不再把公众看成是科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把公众看作为具有知识论责任感的认知主体，并要求公众与作为专家的科学家们进行多元的互动协商活动，以此来减少甚至消除公众与科学家之间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和态度上的落差。建构更为有效的科学传播和科学教育的实践策略，不仅要求我们重视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和物质环境之间的多元和多层次的关系，更需要我们能够理解和说明科学家们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之所以可能的知识论层面上必要条件。目前的科学传播理论在理解科学传播的社会性维度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但对科学传播的知识论维度研究则相对缺乏。本文的目的就是探索研究科学传播的知识论维度可能方式，更具体地说，就是探求成功的科学传播在知识论层面上的必要条件。第一部分通过梳理近几十年科学传播如何从以提升公众科学素质阶段到加深公众理解科学阶段，再到以公众参与为主导阶段的发展过程，来展示当代科学传播的基本特征和面临的基本问题。第二部分着重揭示科学传播的社会性维度，该维度中的一些重要的规范性特征会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科学传播中的知识论规范。第三部分力图揭示科学传播的知识论维度，论证当代证言知识论和专长哲学为刻画科学传播得以成功进行的必要条件提供了有用的理论资源。

　　一、从科学素质、公众理解科学到公众参与

　　200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了名为《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简称《科学素质纲要》)的文件。这份文件自从发布起，便成为指导着我国科学教育、传播和普及实践的纲领性文件。这份由六部分组成，其中第二部分界定了我国今后科学教育、传播和普及工作的中、长期目标。其中中期目标是：“到2010年，科学技术教育、传播与普及有较大发展，公民科学素质明显提高，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长期目标则是：“到2020年，科学技术教育、传播与普及有长足发展，形成比较完善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组织实施、基础设施、条件保障、监测评估等体系，公民科学素质在整体上有大幅度的提高，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1世纪初的水平”。[1] 现在看来，这两个目标的设定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目标设定者们的严肃和真诚的初衷不容怀疑，对当时我国全民科学素质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国民科学素质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值得怀疑的是这两个目标预设了从20 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科学教育、传播和普及，以及相应的公民科学素质会呈现一种相对稳定的线性发展势态，并根据这个稳定的线性发展势态来设定我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要追求的目标。然而，这样的设定并不符合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真实状况。①[2] 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起直至今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科学传播已经历多次理论与实践的变化或转向，而这些变化与转向不是以线性积累的方式进行的。

　　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曾被理解为为了弥补存在与科学与公众之间的某种不足或欠缺(deficit)的某种努力。[3] 尽管这种被称为 “欠缺模型”(deficit model)的理解方式在现在看来很成问题，但所作为我们理解20世纪下半叶直至今日科学传播变化过程的切入点，还是颇为有用的。②[4] 一般来说，这段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的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Scientific Literacy)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增强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nece，简称 PUS) 阶 段，90 年代中期到今 日 的 公 共 参 与(Public Participation or Public Engagement)阶段。③[5]，[6] 由于这三个阶段是绝大多数科学传播工作者耳熟能详的知识，下面只对三个阶段的大致特征做出极为简单的概述。

　　在第一阶段中，欠缺的一方来自于公众的科学素质的缺乏。对于科学素质，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们给出的定义不仅相同。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定义是提高科学素质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米勒(Jon D. Miller)给出的。按照这个定义，科学素质大致包含以下四个方面：1)对科学事实的知识;2)对科学方法的理解;3)对科技对社会正面作用的认识;4)对迷信的拒斥。④[7]-[10] 这个阶段的基本共识是，一旦公众具备上述四个方面的科学素养，将会理解科学技术的正面意义，摒弃建立在迷信和不合理的理由之上的对科学技术的质疑，并最终与科学家们达成共识，进而支持国家的科学教育和研究计划。因此，提高公众科学素质阶段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加强包括全社会在内的、更为广泛的科学教育，改善科学传播的环境，以及建立科学素质的调查与检测标准等。在第二阶段中，欠缺的一方式公众对科学的正面态度。1985 年英国皇家学会的鲍德默爵士(Sir Walter Bodmer)发表的题为《公众理解科学》(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的报告，是这个阶段的标志性事件。这篇报告指出由于公共媒体大量宣传科学技术的风险和负面效应，使得公众对科学缺乏信任，也造成了科学家们难以从公众方面获得对自己工作的支持。为了推动公众站到科学一边，报告呼吁改善科学教育，让公众充分接受科技信息并使用科技帮助社会进步的具体事例来感动公众。

　　在以上两个阶段中，欠缺的一方都是公众，只是欠缺的内容有所不同。在第一阶段中，欠缺的是公众对科学知识和方法的理解;在第二个阶段中，欠缺的是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正面支持态度。因而，科学传播的方向是单方向的从拥有认识论权威的科学家一方向公众一方传输正确的内容和正面的态度。这种单方向的传播的局限性不久就显示了出来。一些学者的调查展示了拥有更多的科学知识、对科技成果越是了解的公众，越有对科技的发展越容易持保留甚至怀疑的态度。[11] 这无疑是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和公共理解科学运动所期望相反的结果。产生这种结果有许多原因，其中较为重要的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公众在对科学更加感兴趣也更多地了解科学的同时，也会更多地关注和了解科学技术引发的环境问题与技术风险。如空气污染，核能风险，化学添加剂，转基因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引发的焦虑难以被具有基本科学素质的公众忽视。第二，对科学实践的关注与理解也使得科学实践中科学家个人和团体利益的影响更为透明，科学家们也不再被看成是单纯追求真理的理想化的榜样，而是无法避免实用考虑的真实个人。第三，对科学实践更为深入的理解会让公众意识到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的研究传统，而各传统对同一研究对象有可能提出互不兼容的理论。以上这些因素都可以使得具备科学素质的公众对科学技术持更为审慎以致负面的态度。

　　面对以上这些影响科学传播有效性的因素，第三阶段即当下的科学传播承认妨碍成功传播的欠缺的不仅在于公众，也同样存在于科学家们在前两个阶段不足的地方，如未能主动地理解公众的焦虑、听取公众的意见、并接纳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等。在以公众参与为主导的第三阶段中，科学传播的起点建立在科学家与公众之间如下共识之上：首先，既然我们的社会与文化生活摆脱不了科技的影响，我们需要知道科技的正面功能与可能的风险。这一点在公共理解科学的第二阶段已被强调过。其次，科技的未来是开放的，为了社会的健康与安全发展。人们需要尽早地得知并了解科技发展可能以如种方式影响人类未来的走向。这一点是第三阶段所特别强调的。它意味着科学家与公众双方面的责任。一方面科学家们需要在负责任的态度下高度注意自己研究方向所可能带来的风险，注意听取不同意见。另一方面，公众有责任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以便能够以合理的方式参与对科技发展反思、讨论甚至决策。与前两个阶段的单方向传播方式不同，第三阶段所采纳的公众参与的方式则强调作为专家的科学家与作为非专家的公众两方以合理的方式进行互动(如对话、协商、咨询等)，以使双方能够相互理解并形成共识。本文的目的是要讨论在以公众参与为主导科学传播中的知识论特征，这个讨论需要我们首先作为公共专家的科学家在传播过程中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与公众之间的社会性关系。

　　二、作为公共专家的科学家

　　科学传播是一项多元和多层次的实践活动。除了科学家与公众之外，科学传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政府、媒体、科技工业和教育等领域。因而，成功的科学传播也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一系列异质性(heterogeneous)条件。由于科学传播的第三阶段即以公共参与为主导的科学传播的基本要求是作为公共专家的科学家在与公众的互动协商中获取公众的信任与支持，本文将注意力集中在讨论作为公众专家的科学家如何获取公众信任的知识论上的必要条件上。然而，在展开这个讨论之前，我们在这一节中需要先搞清楚什么是作为公众专家的科学家。

　　科学家是他所在的研究领域中的专家。然而，什么是专家(expert)呢?美国技术哲学家塞林格(Evan Selinger)和科学史家克里斯(Robert P. Crease)于2006年编辑出版了一部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科学史等多学科视角下反思专家以及专长知识的论文集。其中收入的绝大部分论文均堪称经典研究，有高度抽象的理论探讨，也有细致的案例研究。这部文集近期已由上海社科院翻译成中文出版。按照这两位学者的定义，专家可被理解为广泛地被公认为能够对某个相关问题或事情做出可靠的专业性分析或判断的人。[12] 而在科学传播中，科学家不仅是自己学科的专家，而且也扮演了公共专家的角色。所谓公众专家(public expert)，是指在公共媒体上主要参与以下活动的科学家：1)以公众易于理解的方式传播科学知识; 2)宣传科学事业，解释分析科学与社会的关系;3)讨论相关争议话题，以期公众对话题获取更为客观的理解。[13] 作为公共专家的科学家与公众的关系是多元的，其中在两个层面上最为重要。首先，在社会层面上，作为公共专家的科学家与公众的关系可被理解为是一种被咨询者和咨询者的关系。比如，政府、政策制定者或公民所委托的机构等向科学家咨询科技的运作和对未来的影响，消费者向科学家咨询相关科技产品的性能与质量，病人向医生和专家咨询病因、治疗原理及治疗技术等，都是这种关系的例子。其次，在知识论层面上，科学家与公众的关系是知识论上的专家与新手(novice)之间的关系。下一节会详细讨论这层关系。在此之前，我们需要介绍科学家与公众之间交流的主要界面即媒体互动中的一些社会层面上的特征，这些特征在科学传播中一直影响着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知识论关系。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对于公共专家是有选择性的。为了吸引读者或观众，媒体倾向于选择在公众中具有影响力的，可见度和可接触性高的科学家。因此，名气高、口才好和表现欲强的科学家是媒体所青睐的。有时，媒体会通过强调公共专家的官职或与其他名人之间关系等因素人为地提高可见度。所谓可接触性，是指媒体接触所想要选择的公众专家的难度。有时，公共专家由于时间、论题的相关性、人际关系或性格原因等因素难以参与特定媒体所提供的传播界面。无论是可见度还是可接触性，都是会影响专家的知识论层面上可信度又却不必与该可信度产生必然关联的因素。

　　其次，媒体报道并不是对科学报告的通俗化转变，在其中复杂的科学表述被更为通俗和简单的语言翻译出来。媒体报道倾向于使用远离甚至违背科学报告的表述方式。为了吸引读者兴趣，媒体喜欢使用具有叙事性框架的日常语言，急于对所讨论内容给出价值性判断。科学报告中的实验和数据细节，甚至科学家们对研究结果中不确定成分的强调，也常常在媒体报道中被简化甚至忽略。媒体报道与科学报告之间的这种区别部分地是因为媒体试图通俗化科学内容的结果，部分是因为媒体制作者的科学素养不足所致。如何在知识论层面可接受的范围内将科学内容通俗化，无疑是科学传播中十分重要又十分困难的课题。

　　第三点值得注意的媒体的一个社会性特征是，媒体引入公众参与科学家们协商和对话的方式并不完全是科学家们所期望的。比如，为了吸引公众的兴趣，媒体喜欢引入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引入与公共专家的科学家们意见不同的声音与态度。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拉近了科学内容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密切关系，有助于提醒科学家们重视科技研究的道德责任，同时更为直接地展示了外在利益因素对科技发展的影响。然而，这样也有其消极因素，即人为地制造、培养甚至煽动公众与科学家们的主观情绪，而当主观情绪影响或阻碍对有争议的现象进行客观的理解或判断时，则不利于科学传播达成使公众与科学家以理性和客观的方式达成共识的目的。

　　影响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知识论关系的媒体的社会性特征当然不止这三处，媒体的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技术资源与条件等都有可能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这里所简介的三处特征只是作为例子来展示公众专家的社会性层面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对知识论层面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以公众参与为主导的科学传播实践中的知识论规范 ——从专长哲学和证言知识论的视角看》来源：《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年1期，作者：黄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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