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自觉——论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批评的限度和主体性重塑
内容提要：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文学批评的观念方法和姿态在丰富话语实践的同时也在推动着当代文学批评成为一个对象化的研究客体。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存在着诸如批评主体身份限度、文学批评“理想状态”的问题视域；文学批评在被不断反思过程中也在探询着自身文体的自觉和精神性，并在此基础上重塑当代文学批评的主体性。
关键词：当代文学批评 限度 自觉 文体 精神性
当代文学批评的存在本身是和“当代”这一历史范畴的概念分不开的。有学者认为，“在中国，1949年以前的数十年间，专以文学为对象的‘职业批评家’，也几乎没有。文坛上有一个专以文学为对象的‘职业批评家’群体是1949年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的产物。”①“当代”超出了一个单纯意义的时间划分，被不断丰富和衍生的“当代性”所推演，在这过程中所重构的价值法则、想象方式往往因为获取了显在或隐性的区别于此前时期的历史特征而成为观照现实的一把规尺。但是应该承认，时段的切分并不能割裂开某种观念的内部延续，因而王彬彬以1949年作为裁断“职业批评家”产生与否的节点显然是建立在一个“当代”的政治、文化机制前提之下的言说。
从当代文学批评自身来看，文学批评对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建构起着关键性作用。“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文学批评对创作有着一个前置“规训”效应，作家及其创作也正是在文学批评的导向下不断“学习文件精神”“时时刻刻想念着怎样才能遵照指示”②，或是处于版本修改变动之中。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体制一体化”的进程是同构的，它所扮演的角色常常越出了文学自身嬗变的内部话语，成为一时期政治策略的诠释和注脚。新时期的当代文学批评也同样扮演着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导向作用，备受瞩目的批评家对文学现场的反应常常对后来的文学史起到牵引作用。③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在集体反思“文论失语”“批评缺席”的1990年代语境之下，尝试重新树立对文坛乃至文化界热点事件的“制造”和应对能力，文学批评试图回归到“当代文学前沿”的轨道当中来。
从当代文学学科来看，“由批评而学术”的强调促进当代文学批评的多元化发展以及自身学科属性的提升。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更为细化的是文学批评与史料的关联、文学批评与理论资源的阐释问题、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书写的问题等。这些话语相关性使得近年来的当代文学批评的阐释不断趋向学理化的路径，同时当代文学批评也得以逐步审视和清理自身内部话语的“芜杂”状态，诸如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话语互用、学院批评与媒介批评的分歧、批评的语言文体问题等。而这些反思的深入使得当代文学批评形成了一种“准学科”的状态，这和当代文学学科自身学术性的构建有着重要关联。
同时，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内部也在建构着自身阐述有效性的多元化格局。新世纪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史和文学经典的再度阐释上不无用力，这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所具备的历史关切维度；新世纪文学批评不断突破文学话语本身，在更为宏观的文化视角当中寻求阐述历史和当下的多重可能性，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话语资源逐渐成为批判性话语被激活的通道和钥匙。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在驳杂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之中尝试着多元的内在建构，当代文学批评话语的丰赡同样需要自身进入复杂的文学现场清理时是否具备有效性来进行验证，而这也是当代文学批评必然要经历的历史化过程。
一、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批评的
限度和问题视域
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尽管在外部语境和内部建构上变得愈发多元，文学批评趋向学术化的学科意识不断凸显；但是当代文学批评仍然在新世纪以来面对着诸多话语阐述的限度。文学批评的“不及物”、批评乱象、批评的圈子化类别化等现象仍然存在，类似于“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④的学界呼声不绝于耳。当代文学批评的限度一方面和当代文学的价值重估这一整体的公共语境分不开。历史表明，文学主体地位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历史时期，文学批评也同样处在良性发展的结构网之中，比如1928年前后“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处于社会论争的热潮，针对作家和创作的阶级立场问题的文学批评则形成了一股“作家作品论”的批评热。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经历了“盛”/“衰”论的不同社会辩驳的声音，而文学批评恰恰是处在诘难、辩证的话语交锋的中心，每一场论争的影响都和当代文学批评有着直接的关联。⑤
当代文学批评限度的存在，另一方面和文学体制机制有关。不管是学院批评还是媒体批评亦或作家批评，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被不断切分的批评版图所描述。而这批评版图划分的深层动因和文学批评的多元化发展固然有关，同时也应该看到，这和文学机制的新世纪转变分不开。全媒体时代的文学消费和接受方式在发生深刻的变动，权威的文学评奖机制在作家作品的影响指数考量上不断趋向量化，文学理论研讨的学院化和作家作品推出的媒体化。处在变动之中的新世纪文学批评受到多种外在因素的影响如何“守正”，如何“创新”这不是仅凭单个批评家可以完成的，也恰恰是在这样的现实挑战语境之中，审视当代文学批评自身的限度，阐述限度当中存在的问题视域，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反思才有可能具备现实有效性。
（一）批评家自我身份的反思和批评职业化的问题
“批评家”一词并非产自文学批评，早初的“批评”也并非限定于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而近年来，大量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在从事专业性的文学史研究的同时也在兼及当下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家”这一“名头”称号才越来越广泛的出现在相关文学评论者的简介当中。实际上，当代文学批评家是否已经成为一个经典化的称谓？至少在学界还是存在争议的。
如前文引述王彬彬对“职业批评家”的观点，王彬彬认为职业批评家有其存在的社会语境，同样也有其消失的现实因素。这当中其实涉及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批评家自我身份的反思。
文化文学的批评在变得职业化的同时，批评家则面对着更大的自我价值和立场的困境。尹鸿在《批评的职业化趋势——从“资本”本位向消费者本位的转变》一文中认为，“职业批评将以市场为支撑成为未来电影批评的一种走向。而批评者将面临学术传统和市场机制的双重压力，以自己的方式寻求批评定位。而我们最多能够坚守的就是尽力在主流与边缘、霸权与对抗、精英与大众、市场与学院之间维持一种多样化、多层面化的精神文化空间，因为我仍然相信多样化始终是文化乃至所有人类活动的活力的源泉。”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导向，电影、大众文化的批评职业化是显见的，当代文学批评在通过或参与到全媒体语境的方式来形成“影响因子”时也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受到“职业”规则的引导。尹鸿对批评职业化语境下的电影批评定位对当代文学批评来说同样具有观照意义。“学术传统和市场机制的双重压力”在当代文学批评这里首先是文学研究学术化、学科化和当代文学批评自身的“依附性”，或者说“不成体系”之间的冲突，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吁求显然盖过“批评化”的声音。其次是当代文学批评自身版图的不断重组和外部公共语境的影响。媒体批评引导下的“酷评”“求疵的批评”曾一度占据着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位置，不可否认批评的多元化得益于外部媒介的参与，但是也应该看到当代文学批评正是缺乏一个较为稳定的话语结构，而成为广义的批评的试验场。在这样的语境之中，当代文学的价值重估和文学批评的自我定位一道变得更为复杂和难以澄明。
当代文学批评是否存在“职业批评家”？这是一个需要回答但是又难以做出简单判断的设问。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文学批评是批评者和作家作品以及时代的对话，这当中对话的有效与否不仅仅在于作家创作的水准，也取决于批评者自身的经验、知识和情感的储备。吴亮在回顾其文学批评的开端时这样说，“对马克思的东西国内的出版社是不会删节的，我就直接看他们的全集，有好几十本，我早期的评论中有很明显的社会历史分析的色彩，也许与这种阅读经验有关。”⑦批评者自身的阅读经验和认知方式决定了他所从事的文学批评的品相和质地。实际上，这当中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即批评者能否对一部作品一位作家某种文学现象进行发言，这并不在于批评的存在与否的本质化讨论，而在于某种对话能否搭建和通畅的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批评的限度恰恰来自于批评自身的内在规约。
王彬彬曾表明，“如果批评家意味着以文学批评为业，我确实从不认为自己是什么批评家。”“‘纯粹’的文学批评家将越来越少，更多的人则只将文学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之一，他同时还对文学以外的现象发表看法。”⑧“职业批评家”在王彬彬看来是不具备历史和现实条件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传统范式对批评家有着很高的要求，历史的眼光、睿智的判断和诗性的才气是基础和前提，而当下的文学批评更像是被割裂的单一作家作品的读解和附和。类似的当代文学批评家自我身份的反思实际上重审了文学批评的本质内蕴，同时也延伸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学理性外延，对文学批评话语的反思具有参照意义。
“职业批评家”的身份反思同时还带出了当代文学批评职业化的这一问题。“文学批评的职业化和文学批评的全部学院化可能会导致相同性质的后果，那就是使文学声音变得单纯而简单，更严重的也许会使文学声音变得整齐而霸道，文学产生之初，那种并不伟大的、崇高的，甚至卑琐的、并不纯粹的主体性想法，可能一下子被强势的批评话语席卷而去，文学剩下的就只有孤零零的‘经典’支架，和暧昧的意义长廊。”⑨牛学智将文学批评的职业化和全部学院化作为阐述的两个极端，并将“强势话语”的建立视为对多元批评话语的剥夺和统一。实际上，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之中，文学批评的“霸权话语”正在转变成对文学经典化的诉求，而这一诉求已经变得个体而多元。换言之，文学批评的职业化声音在和学院化的文学研究发生着对话，如何塑造和构建起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阐释已经在一个泛学科的视野中进行讨论。我们不可忽视当代文学批评的多元化路径，但是回归到文学批评本义，探询当代文学批评对文学历史化的建构性，也许是突破文学批评自身限度的一种有效尝试。
（二）当代文学批评的“理想状态”存在与否的阐释问题
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在面临着诸多公共性阐释话语的同时也在探询自身内在构建的“理想状态”。当代文学批评是否存在一种合乎语境的“理想状态”？或者说某种“理想状态”存在的理论前提是否得到合理性的阐述？类似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对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进行价值阐释的重要维度。而这一“理想状态”的参考系首先是建立在和古典文学批评、现代文学批评以及西方批评范式的多重观照之中，从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整体阐释话语中进行理论知识的获取和确证。而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在方法论上也不断从传统和西方的阐释路径当中汲取养分。对以上文学批评的理论知识和方法论的阐述被划分到文艺学研究的框架之中，可是一旦回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现实语境之中时以上理论和方法的普遍性又往往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具体论述。因而当代文学批评的“理想状态”是和当代文学学科性质和学科化的现状分不开的；同时这一“理想状态”对文学批评内在精神性、主体性的强调决定了其能否可以超越现实话语困境以及当代文学批评限度的重要因素。
当代文学批评的限度和其自身“理想状态”观照下的问题视域是同一话语阐释的不同面向，但是二者都强调现实语境下的当代文学批评的整体性症候。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在不断向学院化发生倾斜，“由批评而学术”的声音在纠正文学研究“过于批评化”所存在的问题，同时在对当代文学批评进行价值重估的多元反思中，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料研究的互动、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关联乃至当代文学批评自身的学科化的构建，这些诸多面向的问题不断形构起当代文学批评阐释的话语场域，并不断与复杂多元的文学批评现实语境和批评路径发生对话。也正是在这些问题的阐释过程中，当代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价值得到了凸显。
但是，文学批评的“理想状态”是否产生于强调学科化的研究机制？以及学术化是否会形成对文学批评的限制并架空了其自身独立性，形成当代文学批评新的“价值空洞”？
对这一问题反思的声音其实存在。朱寿桐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层次与理想状态相差甚远。这种不理想的情形一方面由批评家自身的素质所决定；另一方面，也与文学研究界对文学批评本质属性的认知不够清晰有关。当人们没有打起足够的精神从文体特征和学术品质上厘清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人们就不可能对文学的学术研究及其规范性有足够的重视，同样，也不可能对文学批评的应有素质和特征作出清晰的认知与准确的把握。”⑩朱寿桐强调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区隔，将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的独立性区分开来。张冀则提出，“文学史眼光是考量当下文学批评是否具有学理性的核心指标。我注意到目前学界的一个特殊现象，但凡是现代文学研究出身的专家学者，转向或部分转向当代文学批评时，文学史眼光是标准配置，批评文字中都明显存在文学史的框架背景。”唐伟认为，“如果说学院批评真到了令人反思的地步，那么，遭文学理论绑架、被文学史劫持，则恐怕是学院批评的最大弊病。一般而言，被文学史意向劫持的文学批评，不像帮闲的商业批评或帮忙的人情批评因其直接的功利目的赤裸上阵。这种看似名正言顺的批评，因其貌似正当的学术动机而多少显得有那么些隐蔽，它常常寻求一种史的建构而将批评的深度置于次要的地位。”
由此可以看到，当代文学批评在强调学理性的同时也面对着来自整体的当代文学学科的压力，而所谓“理想状态”的探询又不得不对当代文学批评内部以及总体的学科外延进行观照。文学批评在不断受到学术化的学科整合；也在寻求着文学批评的本质性价值形态，可以说，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所面对的“二难”处境某种意义上也使得话语阐述时的不确定性增加，当代文学批评也必将要经历自身话语反思和清理的过程，并真正地逾越因不确切性所造成的批评游离及其限度。
二、当代文学批评语体风格的凸显
和文体的自觉
（一）当代文学批评文体意识的凸显
文学批评的文体问题是近年来谈论得比较频繁的话题，当代文学批评家都在不同程度地反思和关注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2017年8月，《文艺争鸣》杂志社主办了“文学批评与文体意识”学术研讨会，相关话题的展开后在《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以“文学批评与文体意识”专辑的形式呈现。应该说这一话题的关注仍在持续之中，观点的对话在进行中，而具体能对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产生如何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当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问题受到批评家的关注，这和当代文学发展自身分不开。1980年代，文学的形式、文体等是备受关注而后不断被更新、阐释的重要文学现象。“纯文学”的概念在这一时期被策略性的用来表征“去政治化”的文学书写本身。“先锋文学”的实验性为当代文学的形式意味和表意方式进行了重新“编码”，并把假设的“当代性”语境置放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来考量。西方的现代主义随之进入中国，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文本自身的意义得以不断凸显，“可读性文本”不断向“可写性文本”倾斜，于是任何一位读者、批评家都有可能成为文本的“作者”，参与到一个无底限的文本再生成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不仅文学形式（包括不同写作者之间的语言、知识、经验、情感等的差异）要面对着固化、解固，文本和批评之间也始终处于一个非持续性的断裂关系网之中。1990年代，陈晓明在《表意的焦虑》一书中，对“先锋文学”进行了历史性的“裁决”，在“文化溃败”的现实语境之中，“先锋文学”已经失去了表意的结构性能力。实际上，1990年代的文学历史也表明，先锋文学对形式的实验已经在当代文学批评的阐释话语之中走向潜在，当代文学的“向内转”随着现实主义的重新整合转向了外部历史和现实的书写。
正是当代文学对自身形式的关注，使得当代文学批评在不断被客体化的历史语境之中重述主体性。从文学发展的内在要素看，文体、风格的强调和文学创作、文学现象、思潮的产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如上文所述的“先锋文学”一样，实际上，1990年代文学进入所谓的“无名”时代，正是文学书写从趋近的文体风格走向多元、大众化的表达所致。文学批评在面对变化密度和振幅双重加剧的文学现实时，知识和理论的储备成为了掣肘所在。可以理解，文学批评在面对这一复杂语境时不得不复原或者说“退踞”到1980年代对形式主体自身的言说构建上来。因而，我们所责难的当代文学批评“不及物”的问题出现了。当代文学一方面造成了批评的“失语”，这种对文学批评免疫力的“侵袭”使得当代文学批评始终处于外在质疑和自我批判的处境之中；但是，另一方面，当代文学提供了文学批评自身主体性重建的可能，表现在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批评对自身精神性和文体意识的关注自觉。
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上来说，研究学术性的加强也促使了当代文学批评对自身文体意识的关注，其中“学院派”的兴起起了关键的作用。“学院派”或者“学院批评”最早是由谢冕在1990年代提出的，这和1980年代以来不断完善的大学专业设置以及研究体系的建立分不开。“学院派”讲究专业研究的学术性，具体到当代文学研究当中则体现在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以治史的研究理路治当代文学史。同时，“学院派”的当代文学研究往往强调站在当代文学学科建制的高度，注重以文化文学理论对当代文学的阐释，和现代文学、古代文学乃至西方文学寻求某种独立性的对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判转而注重自身的文体特征，从整体的学科语境来看，和当代文学研究日益学术化、学科化的大背景是有关联的，文体意识的自觉也是当代文学批评不断走向自我反思、成熟的表征。但是，更深层的因素恰恰在于“学院派”“学院批评”的反向作用。蒂博代曾针对现实当中普遍存在的“新闻记者的批评”，提出“教授的批评”，在蒂博代这里，“教授的批评”以更为注重问题导向，强调知识性和立场的批评而拨正前者常常出现的随意性、片面性和趋众化的问题。而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学院批评”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对不同批评范式的整合意味，它自身带着强烈的学科“命令”。也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延续于1980年代甚至于现代文学的“作家的批评”（“作家兼批评家”的文学批评）以及来自“民间”舆论的“酷评”、媒体批评等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于从被接受的效果来看，这类所谓“体制”外的批评的声音产生比“学院批评”更大的反响。直到2017年“文学批评与文体意识”学术研讨会的相关讨论的系统深入，可以看到文学批评的文体问题并不是潜在的话题，它既是文学批评风格、批评话语的存在形式，也是当代文学批评主体性构建乃至于当代文学学科化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问题讨论和多元化发展
谈过以上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文体意识的存在之由，重新回到何为“文体”上来，对探讨这一问题不无观照性。文体即风格，从广义上来说，包括表达的方法、语言特点、经验传达的方式，在文本当中所能呈现出来的文化现象、文学景观都可以谓之为“文体”。文体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指称，文学创作的文体到文学批评的文体，从本质上来说都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化的形态。因而，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文体论争，实质上也是文体这一开放属性的延伸，不存在绝对规定性的文学批评范式，而有可能存在的是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南帆指出，“批评家没有理由拒绝社会学、哲学、心理学或者法学协助文学的解读，但是，这个事实不该颠倒过来——文学不能因此仅仅成为社会学、哲学、心理学或者法学的例证。”当代文学批评很难限定在单纯的文本阐释当中，文学批评文体意识的强调可以为本质化的文学性背书，但是真正的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常常是不得不和历史现实发生对话。
文学批评的文体也存在自身的时代性。温儒敏在谈论茅盾的文学批评文体时就注重从批评文体的时代特质上进行考察，“当今人们对这种以阶级分析为骨干的批评方法可能有些反感，这主要因为多年来在‘左倾’政治思潮之中已经吃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导致的斗争扩大化的苦头。然而在二三十年代那种社会急剧变动的历史氛围中，当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仍然作为社会活动中心的时候，这种阶级分析的批评是很能适应时代、满足社会阅读心态的。阶级分析方法的贯彻确实造成一种明快的批评文风，它试图将文学创作或论争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放到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层面去解释，透彻地从夹缠不清的现象中抓住现实的也是人们最关注的要点，引出有明确的社会功利性的结论。”社会历史角度的思想批评、立场批评对茅盾“作家论”的批评文体（“文风”）产生着直接、前提性的影响，但是茅盾的批评文体却和整体的文学时代性紧密相连。这一批评文体的有效性一旦放置在1980年代之后的文学批评语境之中，批评的有效性就会发生移位。温儒敏对茅盾的“作家论”批评文体评价道，“茅盾‘作家论’的形式批评偏于技巧、语言等方面的细部剖析，而缺少完整的艺术世界的把握，他的这种批评可以‘教会’读者如何按既定的批评‘尺码’去鉴别作家写作的‘本事’，却很少能唤起读者艺术的想象与创造。”可以看到历史语境发生的变化对文学批评文体的影响以及人们对批评文体的认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代文学批评在新世纪以来关注自身文体意识的重要话语前提在于传统和现代的文学批评提供了可以被不断阐释的话语资源。王尔德《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中强调，“批评，在这个字眼的最高意义上说，恰恰是创造性。实际上，批评既是创造性的，又是独立的……我把批评称之为创作中的创作。”文学批评被放置在与文学创作同等的位置上，创作当中的主体创造性、情感形象思维的传达方式等都被借鉴到文学批评当中来。在古典文学中，“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刘勰对文学形象思维的推重，成为了文学评点的重要标尺。而文学评点自身也在追求艺术表达的审美属性，如清人赵翼的《瓯北诗话》评苏诗说：“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文学评点和文学作品交相辉映，引为一段佳话。在现代文学中，周作人、李健吾的鉴赏式的印象批评；朱光潜、李长之等重知识和审美的“京派批评”等提供了大量现代文学批评的经典文本。
当代文学批评文体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目前来看尚少。主要的讨论集中在两方面，其一，针对文学批评的现状，提出要建立文学批评自身主体性，重建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视主体经验和情感的批评。其二，则是对某一当下批评家的文学批评的研究，多出现在一些访谈、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比如在一些学位论文当中，常出现对当下较为活跃的一批当代文学批评家的批评风格的研究文章，这批被研究的批评家包括格非、张清华、谢有顺、李敬泽、王德威、张大春等等，这些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批评家之间本身就存在批评对象、文体的差异，单个批评家批评文体的读解尚很难达到对整体的当下文学批评路径的有效阐释。
“当下的文学批评写作，普遍的病象是文体雷同、叙述单一、有知识无思想，这使得千人一面、枯燥烦琐、空洞乏味的文学批评文章充斥报刊，批评的有效性和可读性大打折扣。”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写作症候被讨论是近年来凸显的话题。文学批评存在的同质化以及对当下文学现场批评的文体意识薄弱受到批评家自身的普遍关注。贺绍俊认为，“如果将文学创作中的文体意识状态比喻为高烧症的话，文学批评中的文体意识状态则是冷漠症，因此在文学批评中呈现的是文体的单一化和僵尸化。所谓单一化，是指批评文体在结构、语言等方面缺乏变化，模式单一。而僵尸化则是指批评只适应单一化批评文体的结构和文字，却缺乏批评的真情实感，缺乏思想的活力，仿佛是一堆批评的概念和理论的符号犹如僵尸般地在游走。”当代文学批评文体意识的凸显表明了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在自身表达方式、语言风格、经验传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既是文学批评内部的自我诊断，也是主体性重建的前提和过程。如何构建现实语境下有效的当代文学批评，在当下来看，已经绝不是“学院批评”“酷评”“求疵的批评”等单纯的命名就能够召回，文学批评也不仅仅在大文化视角下的“诗化批评”中就能得以激活，当代文学批评始终处在一个开放的“当代性”阐述之中。如何对历史和现实进行观照，如何从当下的“迷雾”之中重建作为批评主体的知识的、思想的、经验的以及审美的“总体化”可能，这是当代文学批评文体意识真正走向自觉的理想性也是必经的路径。
三、面向批评自身的精神性：兼谈“个体真理”的批评观念
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谈论得较多的就是批评的精神性问题。文学批评的价值常常被放置在整体的文学价值当中来看待，因而诸如文学批评的“贫血”“独语”的“价值幽闭”阐述不得不和整体的当代文学价值评价区隔开。正如颜桂堤在《“历史的终结”与开放的文学》一文中所言“如果一位作家只是局限于自我满足的冥思苦想，那么，他势必无法有效应对当代社会的挑战。‘历史的终结’之后如何保持‘历史意识’，如果作家不去探究这一点，那么文学就可能沦为娱乐消遣或谎言。”实际上，当代文学批评的价值追问其实与作家的自我精神追求具有同构性，而这种同构性则是建立在对作为整体的当代文学价值的重估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谈论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的精神性问题也便是审视当代文学的精神性何为的问题。
批评家李静有这样的观点：“文学批评，这种致力于理解人类精神内在性的工作，随着‘精神内在性’的枯竭而面临着空前的荒芜。人们看起来已不需要内在的精神生活，不需要文学，因此，更不需要文学批评。”“精神内在性”确定了文学批评本质的内在规约，它是朝向自我的内在的深掘，是将人类情感经验、价值判断和理性精神彰显的抽象性工作。正如让·斯塔罗宾斯基对“个人的真理”的阐释，他说，“文学是‘内在经验’的见证，想象和情感的力量的见证，这种东西是客观的知识所不能掌握的；它是特殊的领域，感情和认识的明显性有权利使‘个人的’真理占有优势。”文学批评的这一“精神内在性”的规约决定了其在现实语境之中的精神性，一旦文学批评无法和整体的文学书写重蹈精神主体性就会呈现出李静所说的“空前的荒芜”。
谢有顺认为理想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生命的学问和存在”，强调的是文学批评的内在精神性问题。“以一种生命的学问，来理解一种生命的存在，这才是最为理想的批评。它不反对知识，但不愿被知识所劫持；它不拒绝理性分析，但更看重理解力和想象力，同时秉承‘一种穿透性的同情’（文学批评家马塞尔·莱蒙语），倾全灵魂以赴之，目的是经验作者的经验，理解作品中的人生，进而完成批评的使命。”在谢有顺这里，文学批评成为了直面人性书写的一个通道一条路径，当代文学批评固然也不能浮泛于生命关切的内在性观照之上。文学批评的独立性正是存在于批评者主体的精神性之中，如果批评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远离了所谓的“个体的真理”，文学批评也将“行之不远”。
“批评也是一种写作，一种精神共享的方式。伏尔泰说，公众是由不提笔写作的批评家组成，而批评则是不创造任何东西的艺术家。批评也是艺术，也有对精神性、想象力和文体意识的独立要求，它不依附于任何写作，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写作。”当代文学批评应该重新树立起作为“一种独立写作”的内在要求和价值趋向，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仍在进行之中，文学批评的真正价值的复归不仅仅在于整体的话语阐述，更在于“个体真理”的洞知和呈现。
结 语
当代文学批评在“由批评而学术”的学科话语之中逐渐成为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也是文学批评作为文学经典化路径所不可或缺的属性所决定的。可以看到，当代文学批评作为学科内部的研究在不断拓展，批评史、批评史料的对象化研究不仅在地域、空间，也在时限上向当下延伸。但是，当代文学批评仍然要面对主体性缺位和溢出的两歧性。如果说1990年代的“文论失语”是当代文学批评在价值秩序重组时代的主体性缺位，那么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则背负着主体性的重构使命。显然，这样粗略的二元划分会遮蔽掉199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转换的复杂性，文学批评姿态的确认也将面临着被简单化的危险。
汪晖将1990年代的文化转捩看作“一种时间性的空间关系”，所谓的“西方性”与“中华性”成为了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重要参证，从而“超克”了传统/现代意义上的不可逆的单线时间关系。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所面对的两歧性也决定了其自身不再是二元话语的反复，从文学批评的限度和问题的症候性反思到文学批评的文体自觉、精神性的重新探询，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从更为本质的“批评何为”上重新寻求着出发点；也在告别某种框架方法论中重塑着自身话语的活力和丰富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尽管存在限度和诸多层面的问题视域，但是主体性的确证也将在“超克”绝对性的价值形式时重新唤回这个时代的“中间物”——真正的文学批评与批评家。
作者覃昌琦
《反思与自觉——论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批评的限度和主体性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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